章剑华

摘 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即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保护文化线路遗产正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研究与发展方向。本文就文化线路的生成与特征、江苏境内的文化线路遗产情况以及如何做好江苏境内的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做了研究。

关键词：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江苏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990s,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oute heritages has been stressed by various countries and it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 of cultural route, cultural route heritages in Jiangsu and how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oute heritages in Jiangsu are researched o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protection, Jiangsu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6-10（5）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文化古道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由于地域、国界限制等原因，它们的整体性保护已面临挑战。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丰富了世界遗产概念，开拓了人们保护世界遗产的视野，也为人们做好跨地域、跨国界的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即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保护文化线路遗产正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研究与发展方向。

一、文化线路的生成与特征

文化线路生成是建立在人类有目的性活动基础上，是人类在交流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的文化积累，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足迹与轨迹的物质印记与精神记忆。从人类思想史发展过程看，文化是文明的前奏，文明是植根于已经发育了的文化土壤之中，因此，文化线路的生成与人类各个时期的有目的性活动分不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文件《行动纲领》中，将文化线路定义为“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的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这种定义的着眼点就是基于对附着于陆地上的、由人类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认可与价值评判，基于对这些遗产的文化内涵精确提炼与把握。就像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大运河，发轫于春秋时期的古邗沟，是在贯通中国江、河、湖、海南北几大水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如果将大运河称为文化线路，那么，这条文化线路的生成是体现了人类尊重自然与利用改造自然的智慧。

人类走过的线路数也数不清，那究竟什么样的线路才算文化线路呢？在1994年马德里会议形成的附加文件中，对文化线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判别标准作了进一步讨论，强调文化线路的四大特征，即空间特征：涉及自然地域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文化线路所代表的交流要广泛，涉及的领域要丰富多样；时间特征：文化线路的使用要达到一定时间，才可能对它所涉及的区域文化产生影响；文化特征：即是否包含了跨文化因素或产生了跨文化影响，在连接不同文化人群方面有所贡献；功能特征：是指文化线路曾对文化宗教信念或经济贸易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作用，并影响到特定地区的社会发展。

我们认为，文化线路的特征除上述四点以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一是历史与现实相续。文化线路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经过人们的不断实践活动而形成。这些线路有的是在历史上曾经呈现过灿烂辉煌，后来因人为或自然因素变化等原因而失去了原先的功能。如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古栈道”、“哈尼族迁徙路线”等，其原始功能与目的已不再现，留给人们的只是历史的启示与记忆。从人类的交往和迁徙角度看，中国仍有许多已经消失但又有研究价值的现象可以通过文化线路来进行分析，如人们常说的“走西口”、“闯关东”、“郑和七下西洋”、“鉴真六次东渡”、“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七下江南”等，都能从文化线路视野得出新的认知。另一方面，有些文化线路在历史上形成后，虽历经岁月沧桑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有时体现为是经济文化的，有时体现为是思想政治的。如果我们将大运河视为是一种文化线路遗产，那么，历经千百年，大运河不仅在叙述着昨天的故事，而且仍在为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永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线路能否纳入文化线路来考察，我认为是可以的。毛泽东同志曾经盛赞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次，而且是“宣言书”、“宣传队”与“播种机”。红军长征路上留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及重大事项的发生地点大部分还存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存，更为重要的是，“长征”已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努力、英勇向前的精神文化符号，当年“长征”的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军事价值与历史价值，已经升华为一种更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文化线路遗产价值，是文化线路中历史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典型反映。

二是人文与自然合一。文化线路通过人类在交往和迁徙的行进过程中创造并留下来的无数财富来体现，因此，大至一座城镇村庄，小至一组建筑，或一个码头、驿站、桥梁，都是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在改造征服自然与顺应自然过程中的文化印记，是文化线路中的人文元素。也正是由于文化线路与自然界的接触面千变万化，与自然界的力量互为作用，因此，与一般的文化遗产不同的是，文化线路遗产中还应包含有山脉、陆地、河流、植被等与人类创造性劳动密切相关的自然元素，并且，这种人文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游离分割，而是天然合一，互相依赖，互相补充解释，它们共同作用于人类的目的性与创造性，是构成文化线路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线路是人文与自然的绵延带状结晶体，其遗产的文化内涵更比一般遗产更加丰富多彩。

三是时间与空间的多维度。文化线路在时空跨度上要远远超过一般性的遗产，它是一个庞然大物，也是一位历史老人，有时还像一位不知疲倦、生命力旺盛的青年。从目前人们认知的文化线路分析，文化线路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是国内的；可以是地区间的，也可以是地区内部的；可以是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区域间的。这条路，可以绵延起伏于崇山峻岭之间，也可以迂回跌宕于江河湖海之畔；可以是历史上壮烈激越的原始功能已不复存在，也可以是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让它愈来愈充满生机活力。这条路，可以是由一个人的生命所铺就，也可以是由一群人的生命所谱写的赞歌；可以是因为信仰而铸成了它的特定时空，也可以是因为求生或征服而披荆斩棘、跋山涉水而趟出来的一条血路。总之，这条路的风采我们可以从多维角度去领略。

四是遗产价值的多元化。文化线路像一个珍珠项链，上面缀满了色彩斑斓的珍珠，在文化线路上的可作为“遗产”来审视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也是多元化的。既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又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地本身作为山地、平原、河谷等生态系统拥有的生态价值；既有线路中的历史建筑和其他单体遗产自身的价值，还有对一座城市、一个村镇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既包含了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又蕴涵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我们还可以随着调查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揭示出更多有意义的价值。

二、江苏境内的文化线路遗产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境内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群山绵延起伏，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是中国文物资源大省之一。用文化线路来审视江苏文化遗产，可以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对我们做好全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线路。江苏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江苏自身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关，也与历史上的南北文化交流、不断给这块土地以文化滋养分不开。江苏历史文化由多个文化单元组成，其中吴文化、六朝文化的形成与蔚为壮观均与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分不开。江苏吴文化的核心地域在苏南一带，吴文化又与西周中原文化血脉相连，其发祥地在今陕西一带。“太伯奔吴”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联系起来，吴文化是南北文化在江苏碰撞融合、生根开花的典型表现。江苏境内的苏、锡、常、镇地区，拥有大量吴文化历史遗存，如镇江丹阳境内的葛城遗址、无锡与常州境内的阖闾城遗址、吴太伯墓、吴太伯庙、仲雍墓等，都是吴文化线路遗产的重要内容与节点。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在中国南朝时期最为强盛，这与北方文化，尤其是北方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而带来先进思想文化分不开，更与南朝王庭在建康城（南京）的建立分不开。在南京及周边地区，不仅有“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美妙诗境令人神往，更有许多与王、谢士家大族及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历代相关的物质遗存存在。其中以象山王氏家族墓、高崧家族墓以及“东山再起”的传说地，都是我们研究发生在那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线路的最好注解。

二是大运河遗产内容。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又是沟通南北文化的通道，它甚至改变了隋代以后中国政治和文化格局。大运河流经今天中国行政区划的六个省、两个直辖市，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了统一的水运网，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运河沿岸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有沿河兴起的城镇及其各类建筑，有码头、仓库、船闸，有桥梁、堤坝等，形成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江苏13个省辖市中有8个市与大运河相关，其长度占运河线路总长的2／5，全省运河沿线文化与自然遗产丰富，是中国大运河的主要黄金水道。目前，江苏正在加紧编制大运河江苏段遗产的保护规划，有目的地对运河沿线有关遗存进行维修保护，积极做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相关准备工作。

三是佛教传播线路。主要包括佛教南传线路及造像研究、唐代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线路研究等。佛教于汉初由印度传入中国，历来有南北两条传播线路之说，在佛教建筑及造像风格上，北方为“犍陀罗”系统，南方为“秣菟罗”系统。犍陀罗系统佛教艺术起源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受古希腊艺术影响较深，由北方葱岭进入新疆，再传至中原，影响北魏艺术。秣菟罗系统佛教艺术主要起源于印度首府新德里南部，对中国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佛教艺术产生影响。我省佛教遗迹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以南京、苏州、扬州、徐州等地最为丰富，徐州地区的佛教造像明显受北魏风格影响，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佛教造像风格主要属于南传系统。考古发现也表明，至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已经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佛寺的建筑特征与布局都呈现出与印度不同的风格。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向东南沿海地带、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岛传播十分活跃的时期。南朝都城建康城当时号称有“四百八十寺”，可谓佛寺林立，仅梁武帝时期，就先后建造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还改建了阿育王寺。唐代，出生于扬州的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先后六次才渡江渡海成功，在江苏扬州、镇江、张家港等地，至今留下了许多与当年鉴真东渡有关的遗迹。在日本国，至今保存了许多与鉴真有关的佛教建筑与相关遗迹，如日本的唐招提寺建筑群及鉴真圆寂坐像等；在江苏，扬州大运河上的鉴真东渡处、扬州平山堂内的鉴真纪念堂，以及张家港的黄泗浦遗址等，均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鉴真东渡日本，不仅对日本佛教文化产生影响，而且对日本建筑、医药、饮食等都产生了影响。因此，对佛教文化传播线路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线路及其遗产保护的认识和理解。

四是郑和七下西洋线路。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命三保太监郑和率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庞大的船队远航，先后访问了爪哇、苏门答腊等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关系。郑和曾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是在明宣德八年（1433年），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创造了奇迹。郑和每次下西洋，都是由南京下关起航，到苏州太仓刘家港集结出发，经过福建长乐太平港、福建五虎门出洋，虽是航海行为，但更是一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壮举。位于南京下关的龙江宝船厂遗址、静海寺天妃宫遗址及天妃宫碑、苏州太仓浏河天妃宫及《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福建南山三峰塔寺的《天妃灵应之记》石碑，以及当年郑和航船所到之处的一些国家至今仍留下的许多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历史遗迹，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发源于中国的“妈祖信仰”文化及其建筑遗存等，都是郑和七下西洋的物证，是当时的明王朝七次对外文化交流的见证，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一次次的文化传播，其航海路线可视为是一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海上“文化线路”。

五是清代康熙皇帝六下江南、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线路。在清代历史上，康乾盛世时期，康熙、乾隆二帝曾分别六次、七次到江浙一带南巡，史称“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二帝在南巡过程中，察民风，治水患，惩恶吏，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许多佳话，同时有大量当年二帝南巡时的遗迹存在。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曾历经数省，仅江苏而言，康熙南巡的遗迹就有扬州平山堂的西苑与碑刻、扬州天宁寺及寺内所藏“南巡记”碑、御码头以及苏州的虎丘等；淮安的码头镇、宿迁的皂河镇龙王庙行宫为康乾二帝多次到达或驻跸之地；另外，徐州尚有乾隆行宫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帝王南巡的物证。现在，不少地方推出了“康熙（乾隆）下江南文化游”活动，我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宿迁、苏州、无锡等地，以及邻近的上海市、杭州市、海宁市等地都有涉及。这是一种带有皇家色彩的文化线路，也是中国历史上开明帝王的亲民爱民之路，将对后人产生重要的教育作用。

江苏境内的文化线路遗产内容丰富，有的具有地方特点，有的是全国性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做好对这些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有的已经在已往的实践中得到重视，有的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从保护手段与保护思路上予以重视，以使这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彰显与加强。

三、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主要思路

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项成果共享的前提下，有赖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理解、交流与合作，有赖于不同学科的共同参与、紧密合作。在这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事业中，只有大家携起手来，团结一致，才能为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搭起我们自己的舞台，唱响我们自己的歌。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有多种途径，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在世界遗产保护国际公约框架内构建起中国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文化线路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集大成者，其保护的手段主要从技术与法律两方面加强。我们可以对文化线路上的某一具体遗产点根据其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技术保护手段，并且这种手段可以是多方面的。文化线路的价值除了通过一个个遗产点来进行反映外，作为“线路”的空间形态如何保存而不至于消失，遗产点与点之间的过渡与连接如何做到“形”散而“神”不散，需要我们在现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条文中加以强调与补充。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在《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专门制定出台“文化遗产保护法”，更整体地强调对文化遗产的宏观保护，包括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共同保护、对文化线路等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中国文化遗产真正实现“点”、“线”、“面”立体保护。

二是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与发挥文化线路的价值。相对于一般的单体物质遗存，文化线路的价值更多的是在动与静相结合、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综合性特征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让文化线路全线“活”起来，实现其合理使用过程中的动态性保护，是文化线路科学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让文化遗产价值与当今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重要方面。我们认识与鉴别事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其束之高阁，而是为了让其在现实中得到更好的发挥作用，我们要让文化线路遗产在使用中彰显其历史价值，提升其现实价值，做到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与未来。

三是建立在尊重遗产多样性基础上的多学科、多国别、多地区、多部门的通力合作。文化线路作为一种线型文化遗产，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与领域，管理有时涉及多个国家、地区与部门，因此，建立起保护文化线路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人类应对来自文化线路保护各方面威胁的必然选择。仅拿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来讲，就需要文化、文物、水利、交通、环保等多部门多学科的专家，以及运河沿线8个省市30多个省辖市的共同努力。实践已经证明，文化线路保护过程中，缺少了哪一方面的力量都将给遗产资源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与损害。

四是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文化线路中的每一个个案处理。文化线路的存在是历史的赋予，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空间中的文化现象进行的一场理性梳理与寻根活动。但是，文化线路的动态与线型特点决定了依附在这条线路上的遗产点及线路空间会时刻面临现实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自然的，但更多的是来自人类自身。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对人类自身财富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与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好发生在文化线路上的每一个个案，使每一个个案处理都建立在法律许可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只有科学处理好了文化线路上的每一个个案问题，文化线路才能真正成为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通古达今之路。

（责任编辑：衡相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