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昌智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的主要特点，全面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状况及特征，并指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方面亟待改变。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China,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severe challenge fac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awareness &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theories are in urgent need of change.

Key words: heritage；culture；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6-04（6）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解放军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发布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发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责任编辑：高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