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徽州文书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被大规模发现的一种民间社会档案。它的发现在徽州具有普遍性和大规模性，几乎涵盖了徽州全域，涉及徽州各名姓大族；其发现过程也具有相对集中性和多次连续性，并延续至今。

关 键 词 徽州文书 遗存 全域性 发现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因各自切身利益而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纪录。徽州文书是20世纪50年代才被大规模发现的，目前已发现约35万份，至今还散落在民间、可资研究利用的又有10—15万份。其中发现最早的徽州文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藏的《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最晚的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收藏的一份1984年的房产分析确认合约，总跨度有742年。本文就徽州文书遗存的分布情况及发现的过程作一论述。

徽州文书发现的普遍性和大规模性

文书的遗存是指历史上产生的文书经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今天的留存，而文书的发现则是指目前遗存的文书在可资开发、利用的前提下被一些社会组织、机构、团体以及个人收集和收藏。由于文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方面，因此，尽管其发现首先是基于它的遗存，但文书的发现尤为重要。未被发现的文书总是潜在的，它只有被发现了才变为实在的。对潜在的文书，我们除了主观的猜测之外是无法对其作具体考究的，甚至有些未被发现的文书，其客观拥有者在主观上也未必知道它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对文书遗存的情况进行考察就只能从文书的发现入手。

作为一种地方文书档案，徽州文书的发现在全国并不是唯一的。学术界较早发现的就有清顺天府宝坻县档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土地文书、明清山东曲阜孔府档案等10多种文书；除此之外，近十几年据笔者的调查和亲历，新发现有安徽青阳文书、安徽池州文书、安徽东至文书、江西浮梁文书、浙江淳安文书、浙江遂安文书等。那么，地方文书档案的发现在全国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全国还有许多地方至今没有发现具备一定数量的文书，即使是在某一地方、某一府县发现了文书，也往往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批或几批，偶然性和个别性很强，并且其内容也往往是官文书占了很大的分量，而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则不多，种类比较单一，时间跨度不大。诸如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的清重庆府巴县档案总量有11万多卷，但它是县一级行政机构政务、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外交等方面的官文书，时间跨度是从乾隆元年至清末。四川省南充档案局(馆)所藏的清南部县衙档案主要是清四川南部县历任正堂履行职责、执法行政的官文书，时间跨度是从顺治十三年至清末。国家第一档案馆收藏的顺天府宝坻县文书主要是诉讼文书，有4269件，其刑房词讼簿所载时间是从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五年。自贡盐业档案是盐业文书，现存28000多卷，时间跨度是从清雍正十年到民国三十八年。河北省档案馆保存的清获鹿县档案尽管有许多是社会经济文书，但数量不到2000卷，时间跨度从康熙四十五年至清末。至于纯粹的民间家庭文书档案，在全国其他地方则零散发现。徽州文书发现的情况就不一样，它基本上都是民间家庭档案的社会经济文书，并且在徽州有着普遍的发现。

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徽州包括了歙县、黟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绩溪县六县。到目前为止，徽州文书在徽州六邑皆有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祁门、歙县、休宁遗存的徽州文书最多，而黟县、婺源、绩溪较少；1995年，在黄山市召开的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上，甚至有学者专门论述祁门文书遗存最多的原因。①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当时已发现徽州文书分布情况的一种判断，对此，笔者一直存有疑议，认为既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分布情况还不能说明徽州文书现实遗存的真实情况，有些文书还需要再发现，而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反映的也许是另一种分布状况。

笔者曾从1996年开始，首先深入到徽州最古老的县之一——黟县，收集抢救黟县文书。至2000年，黟县文书就发现有五六千份。目前发现的婺源和绩溪文书也不少，特别是近几年成果颇丰。如笔者2004年12月在婺源大畈收集到《婺源青石滩村洪氏文书》200余份；2005年7月在屯溪老街分别收集到《婺源七都四图江氏文书》267份、《婺源四都程氏文书》295份等。就一个县的情况看，黟县共有12个都，各都皆有文书发现。歙县有37个都，分为东乡、西乡、南乡、北乡，而南乡又分水南和旱南，各乡都发现了文书。再就一个都的情况看，一个都一般要包括若干个图，则往往是各图皆有文书发现。如笔者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辑中就收录了黟县八都的三图查氏文书、四图金氏文书和燕川村吴氏文书；歙县旱南金川乡灯盏塘和前山■是两个毗邻的村，前者是吴氏家族的聚居地，后者是吕氏家族的聚居地。2000年，笔者在金川乡曾分别收集到了这两个家族的文书，经初步整理，发现这两个家族历史上有密切交往。最后，就一个村的情况看，黟县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汪姓是村中大姓，另有万姓、韩姓、郭姓、吴姓等，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就分别藏有宏村的两户汪氏文书共计388份、万氏文书396份、郭氏文书117份。所以，文书在徽州的发现是具有全域性的。

不仅如此，文书在徽州的发现还具有家族普遍性。明程尚宽等著《新安名族志》中收录了徽州名族84个，分前集、后集，仅笔者所见，其绝大部分的名族都遗存有文书并被发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藏有文书11000多份。《新安名族志》前集中所录程、鲍、方、柯、俞、余、黄、汪、邵、任、闵、谢、查、夏、仇、宋、陆、詹、胡、张20姓，除任、闵、陆三姓外，其余17姓皆有归户文书珍藏。其他如陈、李、吴、叶、朱、郑、许、洪、江、项、刘、罗、康、凌、曹、王、林、徐、万、吕、邱、韩等姓也都发现有文书。1998年5月9日，笔者曾在屯溪老街收集到《祁门南乡三四都王氏文书》计166份，此王姓是当地的大姓；2002年7月14日，笔者在祁门又收集到了《祁门南乡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计1100份，此黄姓就是王姓的佃仆。主人家的和佃仆家的归户文书皆有发现，这是十分珍贵的。就同一个姓的情况看，同姓也许不同宗，同宗往往不同支。而目前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既有济阳江氏和萧江氏、明经胡和紫金胡等同姓不同宗的文书，也有同姓不同支的文书，如“伯山书屋”就藏有三户黟县二都四图的胡氏文书，祁门博物馆藏有同姓同宗又同村的二户祁门22都红紫金氏文书等。

除普遍性外，徽州文书的发现更具有大规模性，数量大，时间跨度长。徽州文书目前已发现有35万份左右。《徽州文书》第一辑第一卷中收录的《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数量有280份，最早的一份是《明天启四年三月胡奎立卖地赤契附天启四年三月推单》，最晚的一份是《公元一九五四年一月商店购物发票》，时间跨度为330年；而第六卷至第七卷中收录的《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数量竟达1357 份，最早的是明宣德四年（1429年）,最晚的一份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间跨度为502年。2001年1月22日，笔者在祁门县收集到了《祁门二十二都磻村陈氏文书》共948份，年代从明弘治十四年至民国后期；2005年7月11日，笔者在黟县收集到了《黟县甲溪卢氏文书》约600份，年代从明嘉靖直至20世纪60年代。

徽州文书发现的历史阶段

徽州文书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有发现，但这种发现还是偶然和零星的。徽州文书大规模地发现并广泛地被学术界和社会所认识，则应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考察其历史，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这亦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的时期，估计发现的数量近20万份。对此，严桂夫、王国健在《徽州文书档案》第一章“徽州文书档案的发现、收藏、整理及总数估计”中已有细致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言。②

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1988年，笔者在徽州民间得到第一部徽州宗谱，1989年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寻获徽州文书，至1994年10月，已获得徽州文书1580余份，当时是一次性地转让给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之后笔者继续在徽州民间抢救文书，至2000年10月，数量已达11000余份。2001年5月19日，笔者悉数捐献给安徽大学，为此，安徽大学决定设特藏室，命名为“伯山书屋”，由徽学研究中心管理。在笔者的影响下，祁门县博物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也有意识地抢救徽州文书，至21世纪初，数量近万份。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也在徽州民间收集徽州文书，至2004年底，数量已达万份以上。③ 除此之外，在徽州零星收集到文书的人也不少，其中包括一些外国学者。如日本庆应大学的山本英史先生1994年在黟县西递获得一批西递文书、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岛乐章先生1996年在屯溪地摊上获得一批文书，他们都将原件赠给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而带走了复印件。但据笔者亲眼所见，还是有许多外国人将所获的徽州文书原件带到了国外。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始至2000年底，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当有五六万份，其中已流失的至少有近2万份。这是徽州文书第二次大规模发现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2001年至今。徽州文书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就大量流入市场，但那时社会上的许多人对其价值还是不甚了解的。据笔者调查，文书最初的浮现，是因为文书户主在拆建房子或在清理旧物时，有意无意发现了一些“破旧纸”，它们有的是当场毁坏掉了——或用火烧或用水浸，有的则被一些古董贩子在购买古董时顺便带走，然后再进入买卖领域。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收的文书，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种小贩手上获得的。但这种情况在2001年后有所改变。2001年5月19日，安徽大学举办了“刘伯山万份徽州文书捐献仪式”，媒体予以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徽州文书。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的人近乎地摊式地沿村串户收集文书，然后或自由流入市场，或定向卖给某人、某机构。从2001年至2008年底，徽州文书浮现的确切数量已不得而知，其中仅黄山学院收集的文书超过5万份；笔者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收集到了不少文书；黄山市地税局办的“中国税文化博物馆”收集近万份；黄山市档案馆系统征集到七八千份；王振忠教授及祁门博物馆等也在这一段时间内新获不少。另据笔者的调查，在黄山市及合肥等地，收藏有徽州文书的个人当有二三十位，总量达到二万份左右。在2001年初夏的一段时期，徽州文书流入街头的数量竟达每周千余份，直到2004年底后，数量才明显回落；至2006年以后，市场上则很少有大批量的文书在自由买卖了，但浮现和流失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徽州文书的抢救工作当下仍在进行。所以，就徽州文书发现的过程来看，它既具有相对集中性又具有连续性。

文书是人们在具体的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性。某一地方历史上究竟形成了多少文书，今天我们无法知晓，甚至不能估测。正如绝大多数地方的文书命运一样，徽州文书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的毁灭、“文革”的扫荡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作是“剥削阶级的变天账”而遭到破坏。然而，即便如此，仍有几十万徽州文书在今天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文得到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08sk076zd。］

注释：

①参见栾成显. 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②参见严桂天、王国健. 徽州文书档案.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③参见王振忠.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 探索与争鸣，2004（12）.

编辑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