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诺埃尔·Ｅ·博尔汀

[关键词]葛兰西；知识分子；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

[摘要]对于倡导将哲学三分的人来说，二元论应当受到强烈谴责，那么，仅仅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思想看作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简单对立，是对其思想解读的偏离。确切地说，在葛兰西那里存在着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和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只有联系他划分三类知识分子时所产生的五个特殊难题，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这些难点包括：(1)意识的本质源发于批判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活动；(2)保守主义的传统的前景；(3)这种知识分子在可能的接受人中所担当的角色；(4)智力工作者的概念；(5)特殊原则所导致的人文主义及全球认知前景的替代物。这些源发于葛兰西对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探究时的五个被争议的问题至今仍被关注：首先，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智力行为的接受人缺乏理解的基础何在?其次，这种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在今天是如何兴起的?

[中图分类号]B5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5—0059—07

对于倡导将哲学三分的人来说，二元论应当受到强烈谴责，那么，仅仅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思想看作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简单对立，是对其思想解读的偏离。本文意在详尽、细致地阐释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思想，以探知其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和当今文明的启发与影响程度。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知识分子可区分为两种类型，而传统知识分子思想则是其共同的基础。

一、人类的智力活动

葛兰西首先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都具备进行智力活动的能力，即便是这些行为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验证：(因为)非智力性的活动是不存在的。正如作为劳动者或工具使用者的人同作为思想者的人是密不可分一样，将“智力参与”从任何“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人类在工作之余依然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此刻，人作为艺术家、作为哲人而存在，或作为实践自身兴趣和品味的普通人而存在。在葛兰西看来，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各自都秉持“特定的世界观”和“自觉的道德底线”，而人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也因此得以维持或改变。葛兰西继而把人类的这种世界观定义为“一种哲学”，不管其性质如何(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它总是以一定的语言。为载体，在概念上达成某种共识，同时有着主流的信仰以及在“宗教”的名义下各种公认信条的集合。人“总是某种信仰的遵循者”，这样以来，个体要获得所谓的世界观，就必然能够反映其所属的那个“特定团体”的意志。

一般人都具备智力活动的能力——这一论断并非只有葛兰西认同。皮尔斯(Peirce)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智力之于灵魂的意义就如同眼睛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一般。或者采用更为现代的说法：“就像感觉是用来感知事物的形象一样”，智力则是通过认识“事物的表象及其与相关事物的(内在)联系”来“洞察和理解事物(的本质)”。皮尔斯认为，智力分析和理解事物的意义体现在它对个体行动的影响上，也就是说智力涉及对“未来思想”的某些“理性解读”。但是皮尔斯亦有不同于葛兰西的立场，即他否认“个体的信仰主要取决于有意识的智力活动”。在他看来，个体的许多不自觉的行为“更多的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理性微乎其微”，自然也就很难找到逻辑思考的蛛丝马迹。或者正如赛莫纳·威尔(Simone Well)的观点，如果说个体的某种活动“沉浸在智力环境之中”，首先是因为语言的使用，再者是因为“通过语言传承的思想”会遭到“最为批判性的反思”。这同样是皮尔斯的见地。他把“智力活动的无限持续”视为“逻辑的必备条件”之一，继而又提出关于知识分子理解力的概念。

上述比较至少体现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皮尔斯不同，葛兰西在界定“知识分子本性”时，没有关注人类“智力活动的本质特征”，尽管他也承认“智力活动必须通过其固有的本质来加以区分”。他强调的是更多索引的概念，即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考察知识分子的功能或活动。具体来说，是考察个人或一个“完整的社会团体”在“完整的关系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这里，智力活动(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总体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其次，葛兰西认为凭借智力活动，人人都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而并非只是被雇佣的劳动者。此外，皮尔斯所描述的智力特征仅仅符合葛兰西知识分子术语中的一个特殊类型，由此可以断定，相对于皮尔斯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葛兰西使用的索引的概念更加宽泛、也更具包容性。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两位思想家的见地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智力活动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摒弃了知识分子的“映像”感知(iconic sense)，认为个体从事智力活动并非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批判了“纯粹的”知识分子概念，而皮尔斯则也反驳了“纯粹的知性主义”，他们认为此类学说“否认了盲动力(blind force)(不同于理性与逻辑)也是经验的构成要素之一”。

二、传统的知识分子

在二元论看来，借助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智力活动的清晰描述，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得以发展。在他看来，传统的知识分子至少具备以下五个特征：第一，对这类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理解受诸如城乡等尚未完全开化的社会环境的制约，这种情况会在诗人、教师、律师或者医生等乡村知识分子中呈现。这些人往往不仅在专业领域而且也在一定社会团体或国家中担负“一些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这就意味着第二点，即这种知识分子早已存在，并且能够在完成己任后仍在历史中连续不断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第三，他们因此开始形成极富凝聚力的“社会团体”，并且这些团体看似能够与任何社会阶级的斗争相脱离。但如果是那样的话，第四，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由此就从源生的社会阶层中分离出来，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初是“农民出身”。当然，如果他们是独特的和离群的，他们也就只能被视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人类本应有的热情”，并由此导致他们中间“排他性的社会团体或者教士”的产生。最后，这一阶层分裂的结果在于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并不代表他们源发阶级的利益，却能在其所处时代成为“统治阶级中最流行的意识形态”。

葛兰西拒绝将这些与社会相脱离的个体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出于两种考虑，且其中一种解释较另一种更为标准。简单来说，葛兰西是要借助聚焦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纯粹的方式，扰乱人们转变为知识分子的进程。在马克思的术语中，每一种生产都会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思想的典型代表和标准的载体

就必须不断地“创新”。据此，认为这种知识分子体现了智力活动环境的连续性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在此，葛兰西持有的更为标准的解释却不很清楚：

现代社会的技术培训仅限于工业劳动的范围，即便这些培训处于落后的、不合格的水平，也必须构成新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这里的“必须”可以从一个或两个方面理解：首先，这一事实是不可避免的，即新的知识分子必须精通新的技术教育，这样才能参加智力活动。但这种解释很难获得认可，因为曾宣称想要成为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新闻工作者”也将自身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且在现今我们所处的文明时代很受尊敬。在此，能够取而代之对“必须”作出的第二种解释是：葛兰西认为所处革命的时代(或许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产生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足以满足技术的需求。

三、有机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谈及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时，语言规范问题会再度出现。葛兰西主张借助知识分子新类型中的“杰出人物”来提高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以抵制其所处的无组织状态。假设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保持的话，很少有技术工人能被视为知识分子。但是假若一旦转换现代生产模式，有机的知识分子就可能被提及。正如旧的农场主阶层在不断寻求保持他们作为主要经济团体的地位一样，这些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寻求处于相同的工业领域中。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和说服”“传统的知识分子”就完全以经验为主了。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加深和拓展个人的“智力”，还应知道在技术领域有多少不同的专业部门缩小或增加了。

与大多数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属于“城市型”知识分子；他们借助转换社会秩序来获得社会合法性，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自己所属的工人阶级紧密相连；更理想的是，他们很有可能促进市民社会领导权的获取，并借此获得大众对于新型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自发”同意。或许葛兰西提出“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一术语会给人一种“生了根的感觉”。并且认为如果不是采用与“社会其他团体的知识分子”(现如今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相反的方式而诉诸“吸引力的权威”，那么就会对新型的变化了的文化产生不利影响：“有可能给社会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失业危机”，因为他们以往的角色已随着他们“意识形态集团”的完全崩塌而被废弃。

四、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在解释两种知识分子自身意识的差别时，更多地调用了知识分子的智力知觉形式。一方面，圣教徒的世界观是“明确或者口头的”，“对过去不加批判地承继、全神贯注地吸取”。另一方面，这种意识的产生是脱离工人生产劳动实践的。如何化解这两种意识之间的矛盾呢?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考虑一下一般常识对工人意识的影响。信仰与生俱来或者承继而来的看法并不确定。借助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些旧有的世界观开始被新的哲学和科学的概念所改变，尔后形成一种新的民间传说。因为民间传说不可能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相一致，人们必需去选择：是信奉民间传说中“机械的服从、受制于外部自然”的思想，并由此形成一种“杂乱的或偶发性的思维方式”，还是“按照自觉的、批判的世界观”去思考，拒绝被动服从于懒惰，进而由此来塑造自己的人格特质”?这种已经达到“第二层次”的“健全的常识”将会替代以往无意识中的“常识”。现在我们可以区分有着不同判断力的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了。一方面，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公正无私的”文学家的区别显而易见；另一方面，有机的知识分子不是作为智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从属”，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不是出自本阶级的意愿，而是“取自其他集团”。换句话说，“有机的知识分子为了革命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不正确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可能性只对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适用，但不适用于那些维持工厂车轮转动的工人和促进商业有效运转以及被技术知识分子所限定的人。M.兰迪(M.Landy)有关两种知识分子之间差别的胡言乱语真实地反映了常识和“健全的常识”之间的区别。尽管她也曾引用葛兰西在别处所说过的常识是“模棱两可的、矛盾的、多种形式的概念”。但她还是否认“健全的常识”比“常识”要优越。

在谈及哲学自身本性，特别是当葛兰西指出接受哲学与从事哲学活动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将会再次谈及葛兰西有关从属的知识分子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接受哲学意味着持有不加批判的世界观，而从事哲学则涉及调整秩序的必要性。

在人的知觉生活及整个世界中，一种系统的、聚合力强的和极富批判性的方式决定了如何正确理解“有机的”一词的含义，借此可以避免过分学究的、学院派的感觉。

然而，葛兰西认为，当鼓励他人多些批判而少些保守的从属时，通常要从目前流行的常识着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存的活动”是对过去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与历史和哲学的发展不相符”的活动的批判。但这也留下了问题：哲学活动是关注“有限社会团体中的特定文化”，以便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脱离任何社会阶层的过程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还是创新一种比“常识”更优越，且达到一定科学专业程度的新的思维方式?这一过程能否使知识分子自身的构成要素得到历练，并促使其成为一个有机体呢?

然而，尽管葛兰西始终强调确认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中智力知觉的重要性，但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索引的概念”的提出：“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纯粹的，通常都表达了一定的倾向”，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理解那些引起这些社会行为的社会倾向。尽管如此，对于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而言，面临的挑战不仅需要澄清他(她)们自己“独创性的发现”，而且要将它们与文化相融合，“甚至促使它们成为重大行为活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必须积极促使“大众团体”在有关他们所属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问题达成思想上的一致。

五、内部的争端

在文化发展自身所存在的内部争端问题的解决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需要同外部的问题区别开来。在其他地方展开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实现马克思主义转变可能性的论争中，葛兰西的一些观点引发了争论。这些争论至少有五点是可以确认的：(1)意识的本质被提升到“第二阶段的水平”，即“批判的意识”；(2)保守主义的诱惑；(3)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与寻求社会变革的技师之间的关系；(4)作为工人的知识分子概念；(5)专业观点。接下来我们将依次对上述五点作出考察。

当葛兰西问及“应该运用‘杂乱的、偶发性，的思维方式，还是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时，谁是这个问题的接收者?例如，对于布莱希特

(Brecht)而言，这个问题的接收者是大众团体中的一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都必须求助于大众，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去借助大众的语言”。

阿多诺反对这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只是因为在他写信给本杰明(Benjamin)的时候，认为“现实工人的真实意识”扰乱并毁坏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特征”的划分标准。对阿多诺而言，现实工人的意识容易被广泛宣传的“政治真相”的期望等激发，因而与现实工人的意识相联系会引发“审美衰退”(aesthetic reduction)。“为了维持政治的许诺，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将会被‘卖空”。由此引发的工人抗议行动也极有可能。更有甚者，真正的艺术家(例如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得不重视他(她)的艺术或者他(她)自身的理论发现：“如若精神没有了自由，而职责只是借助一种纯粹的形式使自己客观化，那么这种职责将被废弃”。当然，正如阿多诺所言，布莱希特视这种现象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审美个性化”。

知识分子这种追求审美个性化的危险必须面对，当然，这种审美的个性化是由保守主义所导致的，特别是当人们没有将自己的职责与那些革命的阶层联系起来的时候。脱离了任何反宗教团体，知识分子可能会感激一系列引发他(她)存在的偶发事件，除此之外，能让他们感激的还在于一种允许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开展活动的文化。例如，1967年，哈贝马斯就曾对德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公共机构(无论这种公共机构是与艺术、文学、媒体、大学有关，还是与研究活动有关)的一部分作出过评论。对于他们而言，破坏目前社会秩序将会解放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再者，阿多诺注意到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方式，认为他们服从于“遵守公共规则的义务”，以至于任何过去批判性的活动能力都在“为了快乐”的誓言下被废弃了。

人们批判性的努力是为了在面临宗教趋向所造成的愚昧的挑战时，我们的文明还能确保作出这种调整：使自己与当前的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调解社会文化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歧；在日常生活经历中，相对于其他个体、思想而言，完全没有了私人思考的空间；必须服从常识的约束；必须相信目前的生活方式还会继续，尽管有事实证明且恰恰相反。虽说这些倾向未能被证明，但是它们也促使我们对葛兰西有关“常识”与“健全的常识”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要阐明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活还在继续)产生质疑。这种区分在现时代的环境中难以维持的原因在于葛兰西没有洞悉主流意识形态与市民意识(在市民社会内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替代物)之间的缝隙在今天已不再那么容易维持了，特别是当大众媒体作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在容许的范围内及时发布政治资讯的时候。

假若正如后者所言，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困难去面对，即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试-图实现一些社会变革的有机知识分子如何生存?葛兰西认为这种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作为“集体的思考者”的出现是十分突然的，他们代表了其所源发的“大众团体”的集体意志。但是假设领导权的行为是由阻碍现今这类知识分子形成可能性的大众媒体提出，外加特殊的FX阶级反抗的能力的缺乏，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领导行为不仅不能实现，而且葛兰西主义者的前景也将是一片惨淡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另一种前景(个人获得“健全的常识”而不屈从于今天的常识)看起来不再有希望了。假如这种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能够出现，对于这些人而言，关键性的问题将会是他们要植根于何处?

20世纪30年代，人们采用下述三种态度之一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的：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布莱希特认同这一观点，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既可以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也可能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人可以促进历史沿革的进程，并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作为回应，阿多诺警告审美衰退和思想的简化现象，并且认为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植根于他们的艺术，在他们的创造性工作中为学习他们的工艺而论争。在这种状态下，阿多诺赞成卢卡奇(Lukdcs)积极谈论并倡导的一种“全面的写作自由”，一种卢卡奇在其早期提出的“不可思议”的系统而确切的陈述。据卢卡奇的观点，阿多诺提出了第三种态度。对他而言，在1922年，“工人阶级正确认识到他们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理解(自我对集体意志自觉服从)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可以获得这种“真正的自由”，但要获得这种自由必需经过艰辛的、不确定的、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这种自觉的集体意志的产物就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我们必需重视上述三方面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十分接近葛兰西自己的立场：

对所有的组织团体来说，政党作为一个机构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如同政府在更为综合和广泛的政治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换句话说，政党担负着将有机的知识分子与特定的团体——统治阶层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焊接在一起的职责。

然而，假如我们不得不面对共产党权利的让渡且没有革命的阶级来引导并促使这种变化的发生，那么留给我们的只能是阿多诺有关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布莱希特嘲笑这类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算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审美个性化”。对此，阿多诺可能会用“社会整体在客观上优先于个体”作为回应，主张借助日益具体化和“在异化中再生”，社会整体得以不断的加固。阿多诺认为，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功用就在于透过这些具体化与异化的现象，揭示这些社会进程的真相以及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在此，阿多诺作为本杰明所称谓的“总策划人”，积极投身于智力活动的实践中，由此就不会产生未能直接参加实践的遗憾。

假若阿多诺的观点成立的话，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便可以凭借智力劳动者的身份，在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不必直接参加有效的、革命的和政治实践。在此，阿多诺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位并非对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构成挑战。对此，阿多诺在1965年作出的最好回答是：“虽然我们应从知识分子的教化活动开始，但我们不能对单独的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功用期望过高，稍微有点就足够了。能起到部分的教化启迪作用就比一点也没有好”。然而，这些启迪也只能在一定学科领域中产生：像哈贝马斯这类人就是例外，在他那里，博学者的时代被超越。

最后，葛兰西对这一学科专业问题提出了设想，即“尝试着去增加或缩减各种各样专业的门类”。然而，他却没有预见到这一进程在现代主义发展(借助于持续不断的专业化而发生)中的发展程度如何。伴随着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教育与技术培训机会的增加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充，从事专业技术智力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急剧增加。正如他最初有关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论述那样，知识分子在行政事务中所从事的多是些不完全与专业相关的活动，他们不能在媒体和社会团体活动中谈论雇用职业问题，与此同时，军用部分在文化产业中的比例也在大幅度增长。然而，伴随着专业化的极端发展，葛兰西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会如此的个性化以至于出现彼此之间的分离。这些人的认知能力是如此的支离破碎，每个人所持有的语言规范是如此特殊，以至于不仅导致他们之间彼此分离，而且也将他们从人民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分离出来。在阿多诺看来，对于那些试图反思自身学科专业的人而言，弥补这一状况的唯一补救方法在于：“反思他们正在履行的职责，反思他们自己并且超越他们实际所学的知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