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奇斌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描写女性悲剧命运的作品，本文选取了两位女性——鸣凤和陈白露进行分析。鸣凤以身殉情，是黑暗王国里一道尽管微弱但却使人精神为之一震的闪光；陈白露是一个既已堕落又不甘心沉沦，起来斗争又缺乏信心和勇气，最终痛苦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悲剧形像。本文主要对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两位女性的性格特质、两位女性的内心矛盾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使我们对两位悲剧女性能有新的认识。

关键词：鸣凤 陈白露 悲剧 性格 矛盾 命运

鸣凤是我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金的小说《家》中的婢女，陈白露是我国著名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的戏剧《日出》中的主人公。《家》与《日出》一为小说，一为戏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加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物形像有其相似之处；而相似之中，又有相异之点，体现了各自的特色，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一、就反映的历史时代而言，《家》反映的是“五四”时期及“五四”以后几年间的社会生活，向我们展示了高氏家族的没落史。《日出》则广泛地勾画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各个角落，活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畸形世态。

《家》虽然没有完整地反映高氏家族没落的全过程，但是，它却对高氏家族必然没落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而生动、准确而形象的描写。它通过对高氏家族中高老太爷，“克”字辈和“觉”字辈三代人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血淋淋的“吃人”本质，形象地阐明了在封建专制强力下，“除了妇女以外，哪一个比随便什么人忍受更多专横顽固的全部压迫呢”[1]这一真理。《家》的故事里，充满了痛苦的呼喊，浸透着悲伤的眼泪，在强烈的痛苦中，奏出了愤怒的旋律，在悲伤的重压下，反抗的新人脱颖而出。巴金着重描写“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觉慧以及觉慧们的反抗精神的同时，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深沉的黑夜里，首先闪耀出一道电光火石的婢女鸣凤。

《日出》以三十年代旧中国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大都市的一个高级旅馆与下等妓院为具体环境，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罪恶，对被迫害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且殷切地盼望一个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的诞生。通过这个剧本，作者向那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魑魅魍魉，向那个黑暗糜烂的社会发出了呼喊，奏响了人的主题的旋律。将人放到金钱统治的社会上来考察，人与金钱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冲突是《日出》情节的基础，是戏剧的基本矛盾。因此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2]就不是简单地写剥削、压迫，而是深入社会的核心“人”，揭露了金钱统治的黑暗社会对人的吞噬、毁灭，对人的精神追求的扼杀。金钱统治社会对人的腐蚀、吞噬，人的要求遭社会扼杀，黑夜中的人渴望自由的人的世界。作者将人的主题这三层折光凝聚到一个焦点，塑造了陈白露的悲剧形像。不论是鸣凤，还是陈白露，她们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

二、就人物的性格特质而言，《家》中的鸣凤聪慧、美丽、善良、纯洁、高尚、富有忍让和自我牺牲精神，对爱情有热烈的向往。《日出》中的陈白露正直、聪敏、忍辱负重，她以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表现出其痛苦的挣扎与反抗。鸣凤和陈白露对未来都抱有虚幻的憧憬。

鸣凤生活在高府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她九岁被卖进高公馆做婢女，七年来，受尽折磨，在苦难中挣扎着生存和长大，在劳累、屈辱、孤寂、恐惧中度过她辛酸的童年。她悲惨的命运，不只表现在奴隶的地位上，而且还表现在被主人当作“财产”任意摆布、随意处置上。由于她的聪慧、美丽、善良，得到了高家“三少爷”觉慧的倾心和爱慕。这对于一个“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出路”，并始终被巨大的恐怖感压抑着的孤苦少女来说，无疑是在眼前闪出了人间的一线希望之光。她感到温暖和满足，激起她对未来怀有一种渺茫的幻想。然而，在高公馆这个黑漆漆的地域，只能是一场梦。奴婢的噩运，终于降临在她头上。在主子的谈笑间，高老太爷把她当作“玩具”送给比她大四十多岁的“孔教会”头目、地方恶霸冯乐山“做小”。在险恶的现实面前，她决然不听主子的摆布，不愿涉足眼前出现的那个堕落的深渊。她呼告无门，终于怀着对人生的留恋和不平，怀着对觉慧的深爱，以“跳湖自尽”结束自己短暂而苦难的一生。鸣凤最后的一个念头是这样的：“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远的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她，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3]这便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婢女的爱情的全部内容。她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借以保护和造福于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要损害他的一发一肤做代价，来换取自身幸福。鸣凤虽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但她始终没有泯灭对纯真的爱情的渴求之情。她的结局虽然是不幸的，但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审美价值。

陈白露与鸣凤同样年轻、美貌、正直、善良，她和鸣凤一样也有着不幸的命运；但对生活的态度和对现实的反抗方式二人则有不同。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读书知礼，在她痛苦地与男友分手后，在都市奢华生活的诱惑之下，飘落到浮华世界，过着一种舞女不像舞女，姨太太不像姨太太，情妇不像情妇的特殊妓女的生活。她厌弃周围那些庸俗、卑劣的人们，但长久的放荡生活又使她失去了前进的勇气，以追求糜烂的生活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她对未来曾向往过。她处在黑暗的地域，等待着太阳出来，但又感到太阳不是属于她的，她痛苦、失望乃至绝望。她没有勇气和力量同方达生一起远走高飞，去寻求自由天地，她没有也不可能像鸣凤钟情觉慧那样去爱方达生。何以如此呢？这不仅因为她饱尝过不幸婚姻、孩子死亡、家庭破裂的苦果，从而使她对生活丧失了信念；更重要的是她似乎与奢华的物质享受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聊放荡地度日简直成了她的生命的延续。

当方达生希望陈白露随他离开这块污浊地时，她的回答是：“你有多少钱？”“你养得活我吗？”“我要舒服，我出门需要坐汽车……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钱。”[4]实际上，她已“一辈子被卖在这儿”，这儿就是她自己的坟墓。不独如此，陈白露还为自己堕落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合法”的色彩。当方达生惊愕于她对人生的理解时，她慷慨陈词：“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的。我没有骗过人，我没有变着法子抢过人。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的人生哲学的表白，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是怎样侵蚀了一个原本纯洁的女子的灵魂。如果说鸣凤是为爱情而心灵破碎死去，是封建等级观念吞噬了她，那么陈白露自杀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对生活、对自己的失望。死，成了她最好的归宿，也是她最后的无声的反抗。当然，不论是鸣凤还是陈白露，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都是剥削制度，她们是为产生她们的社会所害，她们是黑暗世界里无数被压迫女性中具有同种命运、同样结局而又个性鲜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

三、就鸣凤和陈白露的内心矛盾而言，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经受了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从人生问题的根本上说，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强调：“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年轻的鸣凤，她内心始终比肉体更为痛苦。她在痛苦而又惴惴不安的挣扎中，曾一次次燃起生活中的希望，但又一次次被黑暗的现实所扑灭。她像其他一些“薄命”女性一样，封建制度赖以支撑的上层建筑——神权思想，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死死缠着她，从而更加深了她的心灵的重负。悲惨的奴仆境遇，促使她“信仰”一切都是“命定”的，她哀叹自己这种无休止的苦难，她忍受着一切。“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能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之所以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也正是这样。”正由于此，她对生活绝无奢望，她最高的心愿不过是给爱人做忠顺的奴隶。这就是促使她忍受奴婢凄苦生活的思想根源。但是尽管如此，十六岁的鸣凤仍然对未来的归宿怀有渺茫的希望和幻想，她仍坚信人生、珍惜生命，爱恋一切，也渴望有真正美好的爱情。于是，她一方面认“命”，另一方面又想违抗“神明”的“命定”，这就在她心灵深处构成一个历经煎熬的特定的痛苦世界，也形成了她的全部行为的内存联系。必须指出，作者也正是从她这个“抗命”的主导方面，即从这个被压迫着对自身命运进行抗争的视角，来描写她对觉慧的爱情的。这正是她违抗“命定”的思想在特定条件下的反映。然而，憧憬是美好的， 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所维护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又像“一堵墙横在她跟他之间”。这座又高又厚的墙，她是无法逾越的。她没有表达爱情的自由，只能任炽热的爱烧灼着那颗憔悴的心。她怀着一线希望挣扎着，她又在挣扎中感到一种绝望的悲哀。更为冷酷的是。心灵的炙痛，不尽来自罪恶的现实和因袭的重负，也来自自己的心上人和她的同根姐妹。觉慧先是用“把你嫁出去”的戏谑刺伤她的心，后来在她痛苦不堪，绝望赴死之前，他竟然丝毫未察觉出她的痛楚，终于让她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扑进了冰冷的湖水。悲剧出现后，周围那些受苦的姐妹们由于受了封建伦理的影响，竟也嘲笑她的不幸。由此可见，渗透在封建大家庭生活中的麻痹人心、灭绝人伦的封建礼教何等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