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荣

摘 要：翻译活动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受到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勒弗威尔影响翻译创作的意识形态因素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翻译创作在国内外不同影响的文本外因素。

关键词：林语堂 勒弗威尔 翻译创作 意识形态

引言

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林语堂正是站在文化的立场，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之大气，“向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然而，在20世纪，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林语堂的翻译创作在国内外的影响却存在较大差异。他坚持翻译即创作，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集编译、节译和选译于一体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创作。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林语堂的翻译创作及其翻译思想是独特的，甚至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但是林语堂本着面向西方读者讲述中国文化的目的，着眼于目的语的翻译策略，在美国乃至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是出自林语堂之手的翻译创作在当时不同民族、地域之间却产生了不同影响，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有三方面的因素：赞助人，主流意识和主流诗学，这也正是翻译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勒弗威尔倡导的影响翻译创作的“三因素”论。本文将着重从主流意识方面探讨林语堂翻译创作在20世纪初中期在国内外的不同影响。

一、林语堂的翻译创作及翻译思想概述

林语堂（1895—1976），正如其本人所说：“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面对多种外来文化、思潮的纷至沓来，林语堂便以精通英语之所长，翻译和介绍西方论著，如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学科》；英国诗人，作家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家》；丹麦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布兰代斯的《亨利·易卜生》；美国文艺批评家斯平加斯的《新的文评》等。1929年，林语堂还编译了著名的《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等。林语堂“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始于用英文创作。从1935年，他开始了英译中国古近代名著的事业。翻译的作品有《浮生六记》、《孔子之智慧》、《中国之智慧》等，用英文创作的作品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及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

林语堂集编译、节译，甚至改译于一体，倡导翻译即创作，最早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在其《论翻译》一文中，阐明了“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而是零字所组成的句意。译者不但需求达意，而须以传神为目的，并指出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同时，林对译者提出了“三个条件”：对原文文学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具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除“三个条件”外，还指出译者应该对原著，对读者，对艺术负责。林语堂一生著述颇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观。但是其译作并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刮起狂澜，却风靡美国，席卷西方。中外不同的主流意识造成了林译作品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正是主流意识的不同造成了林译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中外不同的影响。

二、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创作的影响

传统的翻译被认为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作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弗威尔在1990年与巴斯耐特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资料汇编》的导论中，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及其诗学等对翻译形成的影响。

勒弗威尔指出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在翻译的形成中，译作的形象受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它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问题的处理。译者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其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的方式有大有小，大到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小到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我们应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文字的转换，而且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文学翻译与社会、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只有将翻译作品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中才能充分考虑译本的作用及其影响。

三、林语堂翻译创作在国内外不同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

20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备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加之中国国内战乱不断，内忧外患，国内主流意识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多样化趋势。但从先进知识分子阶层的主导意识来看，可以概括为革新意识和战争意识。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都主张抗日救亡、保家卫国。于是，大量的被压迫民族国家及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被介绍到中国。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9—1927）》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运动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有187部，其中俄国为65部，占三分之一。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其中65部作品中又以托尔斯泰（12部）、契可夫（10部）、屠格涅夫（9部）为最多。这些国家的作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看是进步的，积极的，能够直抒愤懑之情，同病之忧。然而林语堂当时所主张的“幽默”“性灵”说不仅不会让国人“闲适”起来，反而引起了非议。郭沫若曾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向林语堂发难，将林语堂的新作《啼笑皆非》改成了《啼笑皆是》，田汉写了《伊卡拉斯的颠落——读林语堂先生<论东西文化>》，秦牧写了《恭贺林语堂博士》等文。林语堂当时翻译的选材以及创作的主题显然不合中国时宜。因而，除了早期编纂的英汉字典工具书得到盛行，林语堂的翻译创作都游离在了中国文坛的边缘。

然而，林语堂的翻译创作在美国掀起了“林语堂热”。这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初是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时期，在这一个时期，美国人，尤其是文化青年，一方面承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心理冲击，而另一方面受到了新时期即将到来的强烈的“现代意识”的撩拨，在历史造成的“迷惘”和经济繁荣激起的亢奋中，有点无所适从，却又跃跃欲试。他们心向着未来，眼望着过去，手捂着创痛，脚步沉重地跳起了迎接新时代的狂欢的舞蹈。但是纽约股市的暴跌激起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们度过了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时期。社会动荡和经济起落导致了认识的冲击和文化的断裂，也活跃了思想，强化了反叛意识，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寻找新的政治信仰，新的经济模式，新的价值观念和表达生活的新的艺术语言。

在林语堂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隔膜的，甚至是扭曲的。一谈到中国也只是局限于孔夫子、龙、玉、丝、茶、筷子、鸦片烟、男人头上的辫子、女人的小脚、狡猾的军阀、野蛮的土匪、保守的农民以及瘟疫、贫穷和各种痼疾等。总之，中国和中国人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他们怀着好奇的心理急切的想揭开这神秘的面纱。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正是满足了美国人的好奇心理。仅在9月至12月间的四个月中，就印了七版，在当年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一本中国人的书能列入Best-seller十大名著之一，畅销美国，这在西方世界是破天荒第一次。林语堂正是满足了西方读者的“视野期待”，才会在美国一举成名。在填补西方人对中国情况知识空白的同时，林语堂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判美国高度机械工业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着眼于重新唤醒美国人头脑里曾经有过但当时已经丧失的自然主义哲学精神。例如，《生活的艺术》涉及的对品茗、赏花、赏雪、听雨、吟风、弄月等东方情调曾被美国中产阶级当作医治西方社会病态心理的灵丹妙药。林语堂的翻译创作符合当时美国社会的各种规范，满足当时西方人的文化需求心理，因而他的作品很快被翻译成十几种不同文字，历经三四十年而不衰。

结语

翻译作品不仅受文本内因素的制约，还受到文本外因素如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等的制约。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造成了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林语堂翻译创作正是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这种期待，符合西方主流意识与诗学习惯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尽管林译作品在20世纪初中期动荡的中国没有受到重视，但其作品价值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翻译观也被更深入地了解。意识形态的斗争变化无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看待翻译作品无疑也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下进行意识形态、诗学系统等多方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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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荣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外语系 52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