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陈寅恪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1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然而，更令我们品味、三思的是陈寅恪狷介、耿直和“骇人听闻”的另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朱家骅派人将其一家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全国解放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以爱才名世，马上决定拟赠其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远过此数。

解放后，政府对陈寅恪是礼遇有加，一般学者不能企及；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

1955年岁末，中华书局来函要修改与陈寅恪已签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同，因有失公允，陈寅恪声言宁愿不出版，也不改合同。最后易手，由三联出版。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运动过后，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的急先锋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金后来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最令人震撼的要数1953年那件被世人称之“骇人听闻”的事了。

汪篯，1938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汪1950年入党，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3年汪作为劝说陈寅恪“北上”的使者到广州，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一到广州，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两人谈“崩”了，汪负气住到招待所。

汪是受托，劝老师返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第二所所长一职。11月21日晚，汪将两位院长的信转交给陈寅恪。据传汪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引起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竟然提出两个“骇人听闻”的先决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据传，当时陈寅恪的助手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不过这一“骇人听闻”之说影响甚远。

(摘自《各界》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