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荷　胡　燕

摘 要： 本文作者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视角对《还乡》中女主人公游苔莎的悲剧进行了再审视。作者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经济、文化上对男性的依赖，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女性他者地位，是导致游苔莎悲剧的深层原因。游苔莎迷恋浮华的城市生活，迷茫地进行自我身份的主体性追寻，最终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他者地位，但为时已晚，使得其悲剧性结局融入了悲壮。

关键词： 《还乡》 游苔莎 存在主义女权理论 他者

《还乡》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以艾敦荒原为背景，刻画了一对性格迥异、结婚而又走向破裂的年轻人的悲剧。男主人公克林·姚伯生于艾敦荒原一个富裕之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被送到巴黎学习生意，并且事业有成。但是克林热爱荒原，不喜欢大城市浮华的生活，后来他回到家乡，期望通过教育提高乡民的知识水平、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女主人公游苔莎自幼父母双亡，被外公养大。她容貌冷艳，但内心似火，向往城市纸醉金迷的生活。她把与克林的婚姻看成是逃离荒原、通向美好生活的桥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婚后，随着两人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游苔莎感到无比的绝望，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和旧情人私奔，却葬身洪水之中。和男主人公这一形象比起来，游苔莎显得格外生动、饱满、有个性。因此许多评论家都对游苔莎和她的悲剧命运倾注了大量笔墨，各持己见。以龙娟为代表的评论家以拉康德后精神理论对游苔莎的悲剧命运进行分析，认为该女主人公“在‘镜像阶段形成的理想自我和被动的自恋欲望造成了其人格的自我异化和分裂，使欲望主体始终徘徊在想像界和象征界之间，无法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些才是导致她走向毁灭的根源”（龙娟，2003：62）。以孙亚明为代表的评论家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考虑，认为游苔莎的悲剧源于她“偏激的性格和荒原的悖离”（孙亚明，2003：52）。前一种观点只看到了游苔莎悲剧的个人因素，后一种观点也只强调了人与环境的冲突。笔者认为游苔莎一味追求想象中的生活，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没意识到自己的他者地位，反而利用自己的他者身份来实现梦想。最终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他者地位，但为时已晚，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笔者以存在主义女权理论为指导，对主人公游苔莎的悲剧进行再审视。

1.游苔莎“他者”身份的界定和成因

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的代表作《第二性》吸收了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存在主义女权思想。波伏娃用存在主义解释女人的文化身份和政治地位，她认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波伏娃，1998：11）在男权社会中，在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女人被降低为男人的对象（附属品），她们放弃了作为人的独立自主性，成为“第二性”。女人的“他者”地位是和她们的“处境”息息相关的，这种处境部分来自男权制度，部分来自女性的“内在性”。正是这种处境，使她们失去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失去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第二性”。

《还乡》中游苔莎出生在蓓蕾口，一个受人喜爱的海滨胜地。她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希腊的音乐家，母亲是一位出身良好的老船长的女儿。因为父亲是当地主要的音乐家，游苔莎过着相当富有的日子。游苔莎的母亲去世后，她父亲借酒浇愁，不久也撒手人寰。此后，游苔莎随着外公在艾顿荒原定居下来。游苔莎渐渐长大，她时常会想起在蓓蕾口欢乐、浪漫的日子，面对死寂、亘古不变的荒原，她整日心烦意乱、无所事事，经常游荡于荒原之上。克林的母亲认为游苔莎“太懒散了，不招人喜欢”，也“从来没听说她为自个或是别人干过什么事”①P200。当克林谈到与游苔莎的感情时，他的母亲提出的一个反对理由就是“别以为她有什么钱”，“她一个子儿也没有”②P215。游苔莎依靠他人生活，自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了她对男性的依附。虽然游苔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但她有着骄人的资本：她青春秀丽，是艾顿荒原远近闻名的美人，“只要稍加准备，她就能在奥林匹斯诸神之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神”③P72。游苔莎凭借这种优势，对其他人颐指气使，觉得别人就该按她的意愿来行事。她把与克林的婚姻看作是通往奢侈、浮华、浪漫生活的桥梁，逃离荒原的通道。婚后，游苔莎发现克林根本没有返回巴黎的意思，她对克林“低贱”的工作感到羞耻，决定与丈夫分手。这时得到一大笔遗产的老情人韦狄又给她带来了一线希望，最终游苔莎决定和韦狄深夜出走。无论是克林还是韦狄，游苔莎都把他们当成实现自己某种愿望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游苔莎是一位“他者”，也是一位依附者，离开了依附的基础，她就会被生活的浪潮所吞没。

游苔莎的“他者”身份不可否认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还乡》发表于1878年。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她在统治期间，通过卓越的治理方针使得英国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征服世界和聚敛财富方面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度，并使英国的版图扩充到全球范围，成为“日不落帝国”。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摒弃了在上升时期所颂扬的诸如“节俭、勤劳”之类的美德，贪图享受、浮华的生活。游苔莎出生地就是奢侈的大城市生活的缩影。即使到了艾顿荒原，她对这种生活仍是怀念有加。游苔莎认为她想享受到的人生是“音乐、诗歌、热情、战争和世界大动脉里一切的搏动和跳跃”④P276。她以为“在巴黎的生活一定是热烈的，离开了荒原她所有的活力和激情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由于从小就受到贪图享乐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游苔莎鄙视劳动。例如，讲到对节假日的看法，“她的心境就像那些放在外吃草的马儿，喜欢边吃草边看着它的同类在大路上干活。她觉得，只有当别人都在劳作而她却能休息，这才值得”⑤P78。克林邀请游苔莎和他一起在当地办学校，游苔莎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工作。克林曾经给游苔莎作了一个正确的评价：“你就跟所有的女人家一样。她们永远满足于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任何提供给她们的附属地位上。”⑥P230由此可见，游苔莎从小就习惯的生活价值观念也是造成她“他者”地位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男性的依赖过程，实际上是游苔莎独立性、主体性日益丧失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她逐渐内化了“他者”意识，变成了相对于男性主体的客体存在。

2.游苔莎“他者”观念的内化与“自欺”

萨特伦理学中的“自欺”指的是个人在面临自由选择的时候，自愿扮演和接受他人或社会强加给他的存在角色，选择一种被规定的态度去对待外部世界，心甘情愿地做出自己身份所拥有的标准动作。凭借“自欺”，人们可以把自己认作“他者”或一个事物来逃避焦虑，但是这种态度会使人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或类似于物一样的自在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自欺者已经把他者的观念内化为自己存在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自由选择和行动的信条，自觉地选择社会和人们给他规定的态度，按照社会和他人所希望的那样去行动，从而完全失去了主体性，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他者”。因此，“自欺”的态度是以牺牲自己的人格和自由、形成自觉的他者观念为代价的（杨宏，2005：68）。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自欺”就是主动接受男性至上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

波伏娃虽然没用“自欺”概念，但却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女性被认为“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男人为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地服从”（波伏娃，1998：218）。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所接受的宗教、法律等方面的教育都是以“男人至上”为中心，所有这些观念对女性的影响，再加上女性对男性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体验，使女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接受了男性的统治，心甘情愿地拥抱了女性他者的身份。

在《还乡》中，游苔莎不经意地听到别人称她和克林走在一起将会成为天作地合的一对时，她的心里就对未曾谋面的克林产生了种种遐想。听说克林来自自己一心向往的巴黎，游苔莎不经意间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一起。游苔莎“身不由己地相信自己一定得爱上他”，作者也认为“一旦让一个女人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她有可能对某个人产生了爱情，那这件事差不多就等于是发生了”⑦P159。这是游苔莎自欺的开始。虽然游苔莎是一位“他者”，但她是一位主动的经营者，她对克林的爱情也沾染了相当的物欲。尽管犹苔莎“很少有按计划行事的，但一旦她有了计划，她的计划就不是由于女人常有的小家子气的考虑，而是一种颇具大将风度的全局战略”⑧P79。从此以后，游苔莎造就种种机缘，让克林认识并爱上了自己。随着交往的深入，游苔莎认识到她和克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克林看透了浮华的都市生活，想在荒原上办学、教化乡民，以此终老一生；游苔莎憎恨荒原，憧憬着浪漫而热烈的城市生活，而且好逸恶劳。尽管她心中也涌动过他们的婚姻不会长久的想法，但很快她就说服自己，认为凭借自己的魅力，她会改变克林的想法，让他重返巴黎。因此在婚前，游苔莎曾对克林有一段违心的表白：“尽管我爱巴黎，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对我来说，成为你的妻子并在巴黎生活不啻生活在天堂；不过我宁肯跟你一起在这穷乡僻壤中生活，也不要不是你的妻子。”⑨P223尽管游苔莎并不是真的爱克林，但她还是要同他结婚，她完全把婚姻当成了一种手段，这是她“自欺”的深化。婚后，游苔莎一直梦想着自己会有力量劝说克林重返巴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梦想一点点破灭了。克林患了眼疾，不得不停下看书，以砍柴为生，并且自得其乐。游苔莎想到由于克林的“心境与境况而将她的生活全然毁去时，一种痛楚的绝望不禁使她掉下泪来”⑨P280。后来，克林认为母亲间接死于游苔莎之手，对游苔莎大加指责，至此，游苔莎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她决定离家出走。由于“自欺”，游苔莎陷入一段无望的婚姻，但是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随着老情人韦狄的出现，她的心里又生出了逃离荒原的一线希望。

3.游苔莎“他者”地位的觉醒

“自欺”是人的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它使人的自由意识和选择存在着一种非真实化的危险。萨特把这种态度视为人的绝对存在的一种威胁。但是，在萨特看来，非本真的“自欺”对人的绝对自由的威胁，并不意味着人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实虽然本身是不能也不必改变的，但是，现实就其对人的关系而言，重要的是它的意义，改变意义就等于改变现实。（冯金珂，2007：69）游苔莎以“自欺”的方式进行选择，但她内心的焦虑并未减轻，这又促使她必须进行新的选择。韦狄是一个“喜欢可望不可即的，而又不喜欢眼前”⑩P240的人，他听说游苔莎结婚了，心中又燃起了对她的旧情。尽管游苔莎觉得韦狄配不上她，但当她听说韦狄将要继承一大笔遗产时，不禁又把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一起。万般痛苦和百无聊赖之下，犹苔莎接受韦狄的建议，决定和他一起出走。当天晚上，风雨交加，游苔莎独自一人来到和韦狄的约定地点，此时突然意识到“她没有足够的钱去做一次长途旅行”。在这关键时刻，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她一无所有，“即使要让她自己从这片荒村野岭中消失，金钱也是少不了的”，“即使她已经见到她在充满前途的前往蓓蕾口的途中，上了一条轮船，驶向彼岸的某个港口，她也打不起精神来，因为其余的一切都那么邪恶，令人害怕”⑩P391。由此可见，游苔莎对自己的“他者”地位有所觉醒：离开了对男性的依附，她将一事无成。但是游苔莎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觉醒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如何造成的，而是把其归之为“命运”。游苔莎并不是一个道德完全沦丧的女人，她有自尊、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她并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委身于韦狄。哈代把游苔莎的死写得很暧昧，不论是自杀还是意外，都使得游苔莎的悲剧融入了悲壮。在男权社会中，游苔莎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失去了可以依附的平台，而又不能通过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死亡是躁动不安的她在男权社会中的必然结局。

总之，游苔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悲惨地死去，虽然也曾迷失自己，但最终还是认清了自己“他者”的身份：只是一个徒有美丽容貌的女人而已，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离开可依附的平台，她将一事无成。可惜，她醒悟得太晚了，而且不知道造成“他者”处境的原因，还没来得及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这样匆匆离世了，让人扼腕叹息。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托马斯·哈代著.孙予译.还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龙娟.游苔莎悲剧的后精神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3）.

［2］孙亚明.偏激性格与古老荒原的悖离［J］.零陵学院学报，2003，（6）.

［3］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杨宏.从存在主义理论对安娜的悲剧进行再审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5）.

［5］封金珂.重申《欢乐之家》中莉莉·巴特的悲剧［J］.外语教学，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