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对于另一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大部分人已经一天也离不开的技术——电视，科幻影片中也不乏有一定深度的反思。影片《西蒙妮)(Simone，2002)是一个例子。假想了电视能够欺骗公众到什么样地步。

一个过气的导演，依然钟情电影事业，但是那些明星耍大牌，让他忍无可忍。一个潦倒的电脑天才送给他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他用毕生智慧开发的，可以用电脑技术在电影中模拟出一个“真实的”美女——不，事实上她比世间任何美女都更完美，她是人类心目中“理想的”美女。这个美女取名西蒙妮。

自从有了这个软件，该导演拍的影片每一部都大获成功。这些影片中的女主角西蒙妮，则芳名冠于寰宇，成为红得发紫的女明星。西蒙妮更是导演的最爱，她不需片酬，不耍大牌，不发脾气，导演要她怎么表演她就怎么表演，可以百分之百地实现导演的意图。

西蒙妮成名之后，她受到全世界电影观众的热爱，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众情人。如今，没有任何人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西蒙妮其人，所有的人都相信该导演旗下有一个大明星、大美人西蒙妮。她甚至还成了联合国的某个亲善大使，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她每到一处，全世界观众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她抵达该地的“实况转播”。至于她的遍布全球的影迷们和她见面的要求，则总是被“西蒙妮小姐已经离开本市”、“西蒙妮小姐身体偶有不适”之类的借口推托掉。

这个寓言式的幻想故事，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遥远。

技术中有恶吗?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恶也无善，关键在于人用它来干什么事。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非常简单幼稚的。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追问。一些西方科幻影片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思考。

影片《链式反应))(Chain Reaction，1996)中的故事说，芝加哥大学的一群科学家，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的能源技术，能够从水里提取出无穷无尽廉价而又环保的燃料——简单来说，干脆就是美国版的“水变油”。负责这个项目的科学家，在实验成功之后极度兴奋，迫不及待地要将他的小组的惊世成就向全世界公布。谁想到正当这些科学家沉浸在“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喜悦之中，打算向外发布新闻时，一群蒙面杀手从天而降，杀死了这些科学家，炸毁了整个实验室。

香农博士，一位和中央情报局暗中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神秘人物，表面上是资助这项美国版“水变油”研究的基金会负责人。然而，那个晚上杀死科学家，炸毁实验室的杀手们，正是香农博士派出的!香农博士后来更是凶相毕露，他枪杀了基金会中主张继续这个研究项目的同仁，而且，当“水变油”项目在另一个秘密的备用实验室中再次成功时，他又毫不犹豫地炸毁了它。

香农博士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恶人，他是有理论的：

你们研发出这项“水变油”的技术当然很好，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今社会的能源支柱是什么?是石油!如果你们的技术向外一公布，所有的石油产业在一夜之间就会倒闭!美国的股市在第二天就会崩盘!我们的金融体系就会瘫痪!我们的整个社会就会陷于骚乱!你们现在搞出这个技术来，一旦公布，它究竟是造福我们社会。还是祸害我们社会?!所以说，你们的这项技术，搞出来得太早了!它必须被雪藏起来，等到人们真正需要它的时候(比如石油快耗竭了)，才可以问世。

在好莱坞电影中，CIA、FBI之类的机构，通常都是唯科学主义的代表。然而在《链式反应》中，CIA暗中派出的香农博士，却是一个赤裸裸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极端的“反科学主义者”。他为了阻止不适当的新技术过早问世，竟不惜杀人放火。这也是这部影片的与众不同之处。

而另一部名声更大的著名影片《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则是一个未来世界的“诛心”故事。故事的场景被想象在公元2054年的华盛顿特区，在那里“谋杀”这种事情已经彻底消失——有整整9年没有发生过了，因为犯罪已经可以预知，而罪犯们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会受到惩罚。司法部有专职的“预防犯罪(Pre·Crime)小组”，负责侦破所有犯罪的动机，从间接的意象到时间、地点和其它的细节，这些动机由“预测者”(Pre·Cogs)——他们能够预知未来的各种细节，负责解析，然后构成定罪的证据。在这样的制度下，公众也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因为一切言行都在有关机构的监控之中。

“预测者”是三个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两男一女)，但是处在令人恐惧的景象中——他们被制作成木乃伊般的僵尸，浸泡在液体中，生不像生，死不像死。他们脑内被植入犯罪图像的晶片，就像原始数据，快速浏览图片并储存，等他们脑细胞组织发育完全，晶片就与之完全融为一体，可以有效地接收并处理信息，这就是所谓的“犯罪预知系统”。“他们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但必须保持恒温，否则就会沉睡不醒”。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看上去就透着某种邪恶的色彩。影片让“预防犯罪小组”最忠诚的精英约翰·安德顿也被侦测出有犯罪企图，来揭示这种侦测技术的邪恶。安德顿自己当然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犯罪预知系统”不是从来就可靠无误的吗?如果他坚持自己无辜，那又怎么能保证以往由这个系统对别人作出的定罪全都正确呢?现在，安德顿只得在这座对所有公民都严密监控、毫无个人隐私可言的城市中逃亡，并追索原因，以求洗脱自己的罪名。安德顿的谋杀罪名最后能不能洗脱?影片实际上借此提出了几个严重问题：

这种无视公众隐私权的所谓“犯罪动机预测”技术，凭什么值得信赖?根据动机给人定罪，是不是合理?能不能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如果允许以“预防犯罪”为理由侵犯公众隐私，则是公众的权利尚未被犯罪侵犯于彼，却已先被“预防犯罪”侵犯于此了，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还有一些想象中的技术，我们在未经思考时会认为它们当然是好的，而实际上很可能非常有害。比如“预测未来”技术，就是如此。许多当代的科幻作品思考过“预测未来”这一技术之恶。较为中国公众熟悉的好莱坞科幻影片《记忆裂痕)(Paycheek，2003，中文或译成《致命报酬》)就是一例。

影片故事中，电脑工程师詹宁斯在为万莱康公司工作时，看到了未来，而那未来是极为暗淡的一包括核灾难。为此他在那台能预见未来的机器芯片中安放了病毒，使得机器在他离开后无法正常运转。詹宁斯认为：“预测就象创造了一个人人都逃不掉的瘟疫，不论预测什么事，我们就会让它发生。”他断言：“如果让人们预见未来，那么他们就没有未来；去除了未知性，就等于拿走了希望。”因而他认为万莱康公司制造预见未来的机器实属邪恶之举。

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信念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因为技术本身似乎就是中性的——好人可以用技术来行善，坏人也可以用技术来作恶。其实不然，有些技术本身就像魔鬼，它们一旦被从瓶里放出来，人类对它们有了

依赖性，明知它们带来的弊端极为深重，却已经“请神容易送神难”。农药、手机、互联网，何不是如此?我们今天对这些何不是爱恨交加?

科学家不是圣人

好莱坞科幻影片似乎从来不以塑造科学家“崇高形象”为己任。除了塑造“科学狂人”这种脸谱化的坏人之外，科幻影片中对科学家还有种种不敬之处。

影片《IQ情缘》(I.Q.，或译《爱神有约》，1994)是一部从多个角度对科学家进行揶揄调侃的作品。

影片的故事被安排在20世纪50年代某年，爱因斯坦、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波多斯基，以及一位可能是编导杜撰出来的科学家李卜克内西，四位科学界的世界级大佬，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过着游手好闲、悠闲自在的生活，享受着世人的供养和尊崇，思考讨论着一些深奥玄远的问题，宛如奥林比斯山上的众神。

爱因斯坦有一位侄女凯瑟琳，和他生活在一起，凯瑟琳已经订了婚，未来夫婿是一位走在科学界阳关大道上的“有为青年”——莫兰德博士。莫兰德博士马上就能当上教授了，充满自信，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但是他那张扑克脸，明显暗示着他是影片嘲弄的对象。四大佬都不喜欢他，他们经常取笑他的研究，说他“只在老鼠的生殖器上做功夫”，还在他的实验室里捣蛋。后来他们联手暗中帮助一位年轻的汽车修理工艾德追求凯瑟琳，为此不惜替艾德捉刀代笔，甚至帮他舞弊造假。

有些热爱科学的人士也许会出来质问：《IQ情缘》这样的影片究竟是何居心?这不是丑化科学家吗?这不是鼓吹造假吗?这不是鼓励作弊吗?是的，好像是的。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这部影片，也未免太煮鹤焚琴了。

四大佬为何要全力帮助艾德追求凯瑟琳?那是因为他们一致认定：“艾德更能让凯瑟琳幸福”，这两人之间“有真正的爱情”。这种认定当然也不可能从科学上得到证明，它属于价值判断，但因此也就是无可非议的了。

那么四大佬被塑造成这样老顽童式的胡闹形象，是不是妥当呢?按照我们国内多年来的传统观念，当然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但是在西方，试图消解科学过度权威的“反科学”思潮，早已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盛行多年，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来看这部影片，四大佬的种种胡闹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四大佬帮助艾德“造假”之说，也不无辩解。知识产权也是可以赠与的，四大佬自愿为艾德捉刀，就是将这篇论文的知识产权赠与艾德。况且古今中外，许多大人物的报告甚至著作都是秘书写的，但都归入大人物的名下，那么现在权当四大佬情愿为艾德做一回义务秘书，为他起草论文，又有何不可呢?

著名科幻剧集《星际战舰卡拉狄加(BattlestarGalactica，2003)，是讲述人类和外星文明塞隆殊死斗争的史诗作品，其中有一个贯穿全剧的科学家形象——博塔博士。他虽然被女总统任命为科学顾问，但实际上被塑造成轻浮的小丑角色。那个金发塞隆美女每时每刻纠缠着博塔博士，却只有博塔一人能够看见和感觉到她，她用无限的情欲诱惑着博塔，同时知悉了博塔所知道的一切。后来塞隆改变了方略一它们居然帮助博塔博士竞选总统获胜，而博塔的竞选纲领是人类定居新殖民地卡布里卡星球。结果定居一年，和平安逸，人类斗志涣散，博塔则沉溺酒色，朝政荒废。在剧集第二季结尾，塞隆突然再次大举进攻，人类舰队溃不成军，新殖民地又告沦陷，而博塔居然代表人类政府向塞隆投降。

另一部曾经被引进中国大陆公映的好莱坞科幻影片《摩羯星一号》(Capricorn One，1978)中，科学家扮演了更加不光彩的角色。

影片的故事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因为航天项目花了16年，耗费了巨额国帑，却一直没有什么成果，已经越来越无法向国会和公众交代。于是首席科学家决定铤而走险，要弄出一个大大的成果来，好让世人震惊。他设计了载人飞船登陆火星的行动，而这次行动其实是一个惊天骗局。他要求三位宇航员在未来的8个月里，在一个沙漠里的秘密基地中，向全世界扮演“摩羯星一号”登陆火星的“实况转播”!他对宇航员们说：“如果你们揭露真相，美国人民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信了——因此即使为世道人心着想，你们也应该跟我合作。”

在首席科学家的威逼利诱之下，三名宇航员不得不和首席科学家合谋。他们共同将一个弥天大谎持续了8个多月。在此过程中，全美国、全世界都不断从电视上看到三位宇航员飞往火星、在火星成功登陆、又顺利开始返航的“实况转播”。中间还包括宇航员在太空中和家人通话，互诉关爱；宇航员家人接受媒体采访，领受敬意……。

科幻影片中的故事，当然都不是真实的事情；好莱坞的编剧和导演们，也不是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敌人。那么，这些影片为何都不约而同地塑造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的负面形象呢?而且，科学家们面对这些好莱坞科幻影片，似乎也没有提出什么抗议(如果在中国，抗议肯定会出现)。这些现象，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一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