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兴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众多统治者借助智囊人物的治世攻略，书写出“汉武中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治国安邦的辉煌文明。实践证明，谁能得到更多谋臣的辅佐，谁就能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创造王朝的中兴。

虚心纳谏“武丁中兴”

商高宗武丁（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1年），商王小乙之子，姓子，名昭。武丁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虚心纳谏。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在这些贤臣的辅佐下，开创了“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的大局面，是为“武丁中兴”。

睿智的大臣常常借助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郊外的一片茂盛森林里，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本应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武丁却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听后，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

大胆谏言“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西汉统一后出现的有名治世之一。在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汉文帝即位后，广发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诏书，渴望获得直言良吏来匡辅他治国和修德。在朝中，博士官是汉文帝十分敬重的，他根据博士的才识、德行的高低来任用。贾谊是当时的博士官，文帝虚心求教，采纳贾谊诸多建议，使国家的治理、政绩相当出色。

汉文帝认为统治者如果高高在上，闭目塞听，臣民们就不敢吐露真言，而只会一味地颂扬，这样统治者就无法察觉错误和过失。在汉文帝即位后第二年，他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令，鼓励臣下大胆进谏。当时的贾山、贾谊、晃错、冯唐、张释之等人都曾犯颜直谏过，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汉文帝大都虚心采纳。

“汉代名臣”张释之敢于言事、严格依法断案。一次，高祖庙里的玉环被盗，拿住盗贼后，文帝勒令重判。张释之一查律条，应判盗贼死刑，于是按照律条上报文帝。文帝一听，怒斥道：“这个小子竟敢偷盗宗庙器物，天下还有比这更坏的吗？我交付廷尉的原意，就是要判他个株连九族的罪，可你仅仅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置，这决不是我所要恭敬承奉祖庙的本意！”张释之立即摘下帽子叩头，回话道：“根据法律，犯这种罪这样处理，算到顶，与罪名相等，也要看顺逆程度来区分处置的轻重不同，要说盗取宗庙器物就判以族诛的话，那么，万一有更坏的人盗了高祖的墓，皇上又打算用什么样的刑法加重对他的处置呢？”这话让文帝连气也喘不出来，瞪了半天，却不得不承认有道理，后禀告薄太后，她也认为张释之做得对。由此，张释之因公正明察，执法如山出了名，反过来，文帝因此被誉为能听逆耳忠言，按法律办事的好皇帝。

招才募能“汉武中兴”

西汉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公元前140年，刚继位不久就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试。从“贤良文学”以及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文士中选拔贤才，随侍左右，设立“尚书”，作为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工作机关，与侍中、中枢组成“中朝”。在他那里聚集了大批智囊人物，如大经学家董仲舒，大政治家主父偃，大史学家司马迁，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等组成最高国家决策机构。为了巩固皇权，最后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理论作为国策。

汉武帝具有着明确的人才规划，他在重用卫青时就着手锻炼霍去病，“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断更新和提高人才的战略思维和整体素质。同时，汉武帝还注重引进外部人才，并允许官民上书言政，还下诏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用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即察举选官制，同时实行公车上书制，允许吏民直接向朝廷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毛遂自荐，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观，他从牧羊人中提拔卜式，从商贾中提拔桑弘羊，从少数民族中任用今日碑，再加上苏武、霍光等，构成了一代辅佐之臣、开拓将领，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兴盛局面。在汉武帝统治的54年里，开言路、纳贤士、削诸侯、强军队、攘匈奴、拓疆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凝炼出全方位成功的“中兴”之策。

谋臣竞智三国盛衰

东汉末年的三国，是一个大动荡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家，为争夺全国的统治

权，展开了生死较量。“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国的创立者，他们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一定意义上说，三国的纵横捭阖、军事较量，是一场争夺人才的大战。《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武帝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为维护和发展势力，强调“唯才是举”。从公元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有才能的人。于禁和乐进，是曹操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大将；张辽和徐晃，是曹操从亡虏中选拔出来的大将。他们作为名将，辅佐曹操成就大业，均立有赫赫战功。曹操对待人才注重量才而用，知人善任。如崔琰和毛，他们作风正派，清正廉明，曹操便让他们去选拔官员，果然他们推荐的都是德才兼备的将才；枣祗和任峻工作任劳任怨，曹操便让他们去负责屯田制贯彻和落实，使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巩固的经济基础。《容斋随笔》的洪迈形容说：“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正因为如此，曹操前期的五位重要谋士——荀、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个人来自曹操对手的阵营，郭嘉和荀是从袁绍那里投奔曹操的。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选贤任能的决策，为盛世江山打下了基础。

靠白手起家的刘备（公元161年~公元223年），为了建立西蜀，他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经徐庶举荐，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关羽、张飞冒着严寒，词谦礼恭，亲自由新野到南阳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才有奠定立国纲领的“隆中对”，使得刘备得到诸葛亮这个智囊人物，成就西蜀霸业，三分天下。

孙权（公元182年~公元252年），字仲谋。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他从兄长手中接手江东，在对江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他举贤任能、宽以待臣、善于纳谏，使得其麾下人才济济。在他的智囊团中，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阚泽、潘，他们都是年轻有为之士，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帮助他巩固政权。

宽待辅臣“太康中兴”

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年~公元290年），字安世。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废黜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年号为“太康”，史称西晋。西晋的建立，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结束了当时分裂割据的动乱局面，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太康年间（公元280年~公元289年）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出现一片中兴之势，史称“太康之治”。为了巩固政权，增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司马炎对待臣民采取了宽容政策，尤其对待大臣的建议，即使他们意见再激烈、态度再不客气也不怪罪。

尚书左仆射刘毅就是个直言敢谏的人。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他问随行的司马录校尉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位皇帝相比？”司马炎当时以为他一定说出个刘邦、刘彻等英明之人，谁知刘毅的回答却是：“可以和桓帝、灵帝相比。”司马炎一愣，“怎么会到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然卖官鬻爵，但把钱留给了官府，陛下如今卖官鬻爵，却在中饱私囊。”面对这个耿直的臣下，司马炎听后哈哈大笑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为胜之。”此言足以见司马炎度量之大。

举贤为镜“贞观之治”

唐贞观年间(公元627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实行开明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使唐朝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君主时代最和谐的君臣关系和最文明的政治环境，出现了“贞观之治”盛景。李世民强调“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用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不但任贤致治，而且还善于纳谏。为求纳谏，他规定商议国家大事时，谏官必须在场，以便及时发言，他还告诫中央机构官员要敢于提出建议，并虚心听取、重赏进谏的官吏。有了君王的鼓励，朝廷上下进谏直言蔚然成风，朝中出现了一批谏臣，如王、魏征、刘洎等人。

“贞观之治”呈现唐室中兴，与魏征的直谏辅佐关系重大。他敢向太宗直接提意见，即使太宗生气，也不退让。魏征病死后，太宗感伤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很宝贝这三面镜子，用来预防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逝世，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见唐太宗重视大臣谏言的程度。

亲拔重臣“武周中兴”

武则天（公元655年~公元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在位21年，广求人才，励精图治，推动了武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她下令，朝廷内外文武九品以上的官员以及普通百姓都可以毛遂自荐，以免官方荐举有遗漏。其前后任用的宰相李昭德、魏元忠、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都是她亲手选拔出来的，他们都为大唐盛世做出了突出贡献。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她在朝堂之上设立铜匦，鼓励臣子和百姓上书言事。有人在纳谏中直言不讳，甚至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她都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予以奖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此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得武则天统治时期国势不断上升，既发展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又为唐玄宗“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礼贤下士“开元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公元762年）在位的开元年间，调整官员，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把唐代的盛世推向高潮。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选辅臣，尊重辅臣，构建稳定的高层决策团体。他将宰相的人选稳定为一到三人，明确一人主要负责，使权力相对集中，皇帝不过多干涉，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元盛世的功臣姚崇与宋因此名扬史册。司马光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经玄宗大加整顿后，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同时，他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官员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三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中央政府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新唐书·刑法志》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得安乐。”

知人善任元朝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公元1271年~公元1294年)，以西汉陆贾的警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座右铭，并将“开言路、选谏臣”作为重要的政治方略加以贯彻实施。《元史·世祖传》说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在君主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作为绝对专制权力的必要补充，善于纳言对形成一个开启众人思考的整体氛围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同时可以避免为君者因决策偏颇而带来的种种失误。生长在草原的元世祖忽必烈喜欢打猎。有一次到白沓儿行猎，当地猎人赤不拉金在射兔时误伤了忽必烈的爱驼。忽必烈盛怒，遂下令处死赤不拉金。中逢大夫、司农寺达鲁花赤铁哥上言指出，猎人并非有意，以人偿畜怎能服天下人？忽必烈立悔失言，下令将赤不拉金松绑，并告诉身边的史官，要记下这件事，常以为戒。

元世祖在位期间，由于善于纳言，使许多策划谋略都被迅速转化到国政方针，大大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与繁荣。

斥佞用贤“弘治中兴”

明孝宗朱佑樘（公元1470年~公元1505年），登基时面对的是一个紊乱的朝政和千疮百孔的江山，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

朱佑樘的改革可概括为四个字“斥佞用贤”。他迅速法办了太监梁芳和佞臣李孜省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将前朝通过贿赂和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与此同时，起用了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前朝由于直言进谏被贬的官吏以及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并且在宪宗平反了于谦冤狱的基础上为于谦建旌功祠，进一步表彰有功之臣。并且，“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形成“朝序清宁”的中兴的景象。朱佑樘还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策，利用早朝与午朝之间的空闲时间，与阁臣们共商治国之道。弘治年间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运筹帷幄“康雍乾盛世”

清王朝从康熙中叶起，到雍正、乾隆年间，国力鼎盛，社会繁荣，史称“康雍乾盛世”（公元1681年~公元1796年）。清王朝崛起当然也离不开在人才方面进行的改革，史书《康熙政要》记载了康熙如何重视有智人才。在用人上，他强调“国家以用人为要”。康熙亲政后，倾慕汉族文化，重用经学之士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开一代新风使政风为之一改。

在“康雍乾盛世”中，雍正皇帝(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雍正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这无不体现“国之兴亡，务在得人”的思想。他在任用内外官员上，除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如翰林院侍讲学士惠士奇，他才学出众，十二岁就做得一手好诗，后考中进士，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惠士奇在当地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这在当时的考官中实在难寻，故以清廉著名于岭南。对这样官声颇好的有“德”之员，如何提拔晋升，雍正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致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舞文弄墨，至于行政管理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之事。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兴，智谋人才的佐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有志明君正是在一批批高层智士的辅佐下，才得以巩固封建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兴盛的长命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