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雄

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趋于多元化，正在兴起的世界各派模式将逐步替代过去的同盟化和盟约化。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和自身优势，正在效仿、参照和借鉴适合本国发展的他国模式。目前世界基本形成以下几类国家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称“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的集中体现。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模式”再一次引起世界关注。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华民族以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快速发展的壮丽史诗，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的特征：第一，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第二，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第三，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第四，“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承担着国际责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第五，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和渐进式改革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成功的有效转型经验。“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模式，其价值体现在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指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急需找到一条通过经济改革摆脱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即“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加强财政纪律、重新确定政府公共开支重点、开展税制改革、实施金融自由化、统一汇率、实现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和保护产权的10条改革建议，得到西方主要经济机构的认同。按照这一政策，拉美将摆脱危机的出路放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其实质是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广泛传播，兴起轰动一时的“拉美模式”。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一些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拉美这种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模式面临危机。

美英模式

“美英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美国为主导国家。它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崇尚个人主义和充分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强调并鼓励自由竞争；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范围内；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对经济有直接影响。在经济政策方面，美英政府主张削减赋税、自由竞争、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和鼓励个人财富的积聚；其经济思想的奠基者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著名理论家，他主张减少税收、放松经济管制和实行私有化。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它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具有市场经济自发演进的悠久历程，在世界经济中独具一格。

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该模式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富典型。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其经典著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后人将其总结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基本特点是：经济活力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之上，市场享有最大的运转自由；市场的运行应该首先受到社会需要的平衡与制约；主张在国家所制定的秩序框架下实现竞争，特别强调社会公平与集体利益，制定实施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例如劳工组织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参与企业决策的功能和地位；公司更注重长期发展，公司之间或公司与银行之间联系紧密。在宏观决策方面，实行国家经济指导性计划与市场因素结合。该模式特别突出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因而能够比较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被认为是能够在市场经济中体现公平、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模式。

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是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它认为社会福利是西方国家中成功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典型。

“瑞典模式”的两个目标是充分就业与社会平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实现法制管理经济；通过国家调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借助工会进行企业竞争中的优胜汰劣；利用税收制度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对其他众多国家而言，瑞典是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合作的“混合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瑞典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也向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转变。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断发展起来的，最终导致该体系内容复杂、结构庞大。瑞典模式也被誉为福利国家的楷模。

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并没有严格的具有权威性的界定。通常，它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各国（地区）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成功的共同做法或经验。“东亚模式”的本质是：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成功创造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道路。

“东亚模式”的内涵，被一些学者归纳为以下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教育与人力资源的投入；（2）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现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3）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家族主义的经营方式比较流行；（6）谨慎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7）一个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其很大一部分活力来自于经济开放。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东亚模式的再认识和新探索，但是东亚经济起飞及其发展路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崛起的示范作用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