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胡乔木（1912.6～1992.9），本名胡鼎新，"乔木"系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华通讯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著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诗集《人比月亮更美丽》等。

胡乔木，在中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1941年2月～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达25年之久。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如《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文革”后，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亦由他主笔……然而，他的身世，除了过去新华社电讯所披露的千把字的简历外，人们知之甚少。

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1940年5月3日，一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在延安城北大砭沟（又称文化沟）诞生。这所学校的特殊，在于头一回以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的校长是陈云，胡乔木为教务长。

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胡乔木夫人）回忆：“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忽然，有一天，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郑重其事地对乔木说：‘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17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这次历时11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在于此会为中共“七大”做准备工作。其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共党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五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朱德作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有14次之多。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

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比之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之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起草《决议》的难度要大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地位。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香山双清别墅，毕竟诸多不便，毛泽东于1949年7月迁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胡乔木也随着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住在静谷。那里离毛泽东住处不太远。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胡乔木随叫随到。

那时，在胡乔木起草的种种文件之中，最费精力的莫过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了。《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刘少奇在1949年9月21日的讲话中，称《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这样的“建国纲领”，起草工作自然费时费力。

“政协”，有所谓“旧政协”与“新政协”之分。

“旧政协”的全称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国民党、中共、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共同“协商政治问题”。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也就被迫同意举行这样的会议来“协商政治问题”。自然，当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时，“政治”也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纪念‘五一节口号》第五条这样写道：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样，也就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倡议。中共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于是，1948年10月初，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当时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1949年初，写出了第二次初稿。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会议决定，正式委托中共负责《共同纲领》草拟工作。

胡乔木参与了草拟工作。经过五易其稿，在8月22日才算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总纲领》(当时的名称)，送毛泽东审阅。

从9月10日晚9时起，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直至翌晨7时，一口气讨论了10个小时!

从毛泽东关照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一句，也可看出当时胡乔木工作的紧张之状。《共同纲领》，其实不光是“建国纲领”，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临时宪法”。

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经新政协大会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入了史册。

胡乔木还为新政协的召开，写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一文，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胡乔木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新政协决定，自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用原名北京——北京是在1928年6月20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定为新中国首都。新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点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从重庆飞回延安。

大抵是在重庆那45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的医治，毛泽东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蒋介石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的内容是与蒋介石展开国是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延安，除了胡乔木之外，经常起草新华社社论或评论的，还有陆定一。社论、评论，一般经毛泽东或任弼时阅审。

1948年4月22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了题为《收复延安》的新闻，经过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随着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转战陕北：1947年春从安塞县王家湾，6、7月到靖边县小河村，8月到佳县朱官寨，9月到佳县神泉堡，冬季到米脂县杨家沟，1948年春再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之际，毛泽东并没有重返延安。胡乔木随毛泽东于1948年5月26日，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于是，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西柏坡村成了新的“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这时，36岁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7个年头，在政治上已是中共成熟的高级干部，他一下子就获得三项新的任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总编辑。这是胡乔木重要的擢升。从此，他的一辈子，一直从事于中共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此前的1948年2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这一文件，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当时，解放区日益扩大，土地改革已成为新农村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1948年2月3日至15日，也接连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三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文件，及时解决了各地土地中亟待明确的政策。

彼一时，此一时也。此时国民党已非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时所能相比，毛泽东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发起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大势已去!

就任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依然忙于为新华社写社论。通过胡乔木的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文章的审阅和修改，是非常仔细的。修改处，往往颇为令人寻味。例如，1948年10月13日新华社评论《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阅毕，只加了10个字，顿时显得非常生动。那是在写及美国顾问们估计“美援”在中国的前途时，胡乔木原句是“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毛泽东加了十个字——“从干枯的蒋介石粪坑里“，这句话就变成为：

“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从干枯的蒋介石粪坑里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在广袤的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武装力量，而新华社则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文装力量”。无线电波穿云透雾，传遍全中国。不仅解放区普遍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虽说已在西柏坡，仍用“陕北”的名义)的广播，连国民党的将领们、白区的老百姓们，都收听“红色电波”。胡乔木成了毛泽东手下“文装力量”的一员主将。那一篇篇社论、一篇篇评论，起着“精神炸弹”的作用。

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天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乔木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天，新华社播发了重要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言而喻，这篇社论又出自胡乔木笔下。

胡乔木写道：“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不久，他又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了那么多社论、评论、新闻，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中共发言人的角色，只是那时没有这样的名义罢了。

此外，他仍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1950年至1954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

当然，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向来，他是在幕后工作，发表的文章是以社论、评论形式出现，他的名字很少在报刊上见到。然而，自从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尤其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刊登了介绍胡乔木其人的文章，使这位一直身居幕后的人物首次“亮相”。

上海《新闻日报》在1949年12月2日，发表了署名癯山的《记胡乔木》一文，照录于下：

新华社社长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是苏北盐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旧国会的议员，因为拒绝曹锟的贿选，在地方上很负清名。他原名叫鼎新，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人，他和他的大哥达新先后曾在扬州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他是1924年秋进校的，当时才13岁，因为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的好文章而闻名全校。

学校特地把这篇文章刊印出来，交给大家做参考。他英文、算学的成绩，也远超在众人的上面，因此先生、同学都叫他做“神童”，说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

他1930年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一般学生的传统心理，皆以南进交大、北进清华为荣；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有优先留美的权利，更是大家所“向往”的学校。以胡氏的聪明才智，只要读完了四年，“放洋深造”，自无问题；但他却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阵线……

这篇文章大体上勾勒出了胡乔木早期的人生轨迹。

对于这些报道，胡乔木并不乐意。他仍希望悄然埋头于幕后，不愿报刊上介绍他本人。

好在他是新闻总署署长，嘱令各报不要再刊登关于他的报道。从此，在中国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画上了句号。直至他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届政治局委员，按惯例要刊登简历，这才经他过目、由新华社发了一则关于他的数百字的简历，如此而已。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1950年12月16日，胡乔木夫人谷羽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

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胡乔木是累倒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况且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泽东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胃病。那天，他突然胃出血，被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

胡乔木被推进手术室，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溃疡颇严重，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胡乔木本来就消瘦，胃切除大部分之后，更是影响了消化。谷羽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

在出院疗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仍不时给胡乔木写信，交办各种宣传事务。后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也花费了胡乔木颇多精力。《毛泽东选集》最早的编辑者是邓拓。那是在1944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主持此事。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问世。在那样的艰苦岁月，能够印出《毛泽东选集》，确非易事。但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并未经毛泽东本人改定。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亦有此意，何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确实需要出版《毛泽东选集》。于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访苏归来后，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承担，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毛泽东本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大致上是这样分工的：

毛泽东亲自做修改工作，最后定稿；

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工作，但没有参与第四卷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编第四卷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组织了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人员参加。涉及历史方面的注释，大都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田家英还负责出版及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

第四卷在胡乔木主持之下，与前三卷不同，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第四卷的许多题解以及政治性释文，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编辑及定稿工作，在1960年二三月间进行。1960年9月下旬，第四卷出版发行。

胡乔木为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了大力。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1950年11月22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写电报的文件，颇有意思——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便如刘邓(引者注：指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引者注：指陈毅、饶漱石)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上信中提及的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涛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暮桥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要胡乔木起草这样的文件，是知道胡乔木写文章很注意语法、用词。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毛泽东让胡乔木代表中央参与语言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信，则是关于发表他1937年7月所写的《实践论》一事：

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真理报》的评论，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所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翌日刊出《真理报》文章。

也就在写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

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

这里提及的胡佛，是美国前总统。“胡佛演说”，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毛泽东看了演说稿，非常仔细地考虑了在中国加以发表的形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第几版，在什么杂志上同时登，都作了很具体的安排。

《人民日报》的“婆婆”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纸，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66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后来大家称他是《人民日报》的“婆婆”。

其实，他的一头连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头连着《人民日报》，是个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580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党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正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共党史非常熟悉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胡乔木夫人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五六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中曾说：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建党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著作。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参与起草《宪法》

1953年12月7日，胡乔木忽地离开了北京。他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请示信：“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

胡乔木离开北京后到了杭州，他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起草工作也就很慎重。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初稿起草小组，着手起草。后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小组由八人组成，即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实际上，真正动笔起草的，在这八人之中，显然是三位“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均为毛泽东秘书。

为了避开北京冗杂的事务，便于专心起草宪法，毛泽东带着起草小组于1953年12月24日来到杭州。

起草小组通过内务部，搜集了许多国家以及中国往昔的种种宪法。胡乔木一时间完全“进入角色”，钻进了宪法堆里，反复钻研着种种宪法。

参与过起草《共同纲领》的胡乔木，对于起草宪法已算是有了经验。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1954年2月中旬，起草小组写出了初稿；2月20日，写出二读稿；2月25日，写出三读稿；3月8日，写出四读稿。

3月12、13、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大体上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此后，草案交各方广泛讨论，八千多人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直至1954年9月20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宪法》的序言是由胡乔木执笔的。胡乔木也参与了其他部分的起草。

离开秘书岗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胡乔木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说明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星期之后，正在庐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回复一函，表示同意——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养病的那些日子里，胡乔木遵毛泽东之嘱，除了“从事游山玩水”之外，还“专看闲书，不看正书”。

1964年10月，胡乔木写了第一首词《六州歌头·国庆》，从此一发不可收，胡乔木对于填词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写了七首。不过，如他自云，他的诗词“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譬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便写了一首《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人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碍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蝼蚁？阶级在，莫高睡。

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不言而喻，受毛泽东的感染，写旧体诗词，使他与毛泽东有了同一爱好，借以沟通。

胡乔木把自己最初所写的十六首词，抄呈毛泽东。果真，毛泽东非常喜欢——虽说当时毛泽东正开始就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仍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

写诗词，使久违了的胡乔木，重新与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退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又退；胡乔木又改，又送……就这样，胡乔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这是自从他请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频繁联系。

写诗词还表明，胡乔木头脑清楚，具备写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工作岗位。

巅峰之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把一个大任务交给胡乔木：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

这篇文章便是著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中共和苏共产生严重的分歧，是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2月24日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苏共没有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其中也包括中共代表团。虽说他们事先向中共代表团打了招呼：“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但是对于别的党就不一样了。只是不便于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请你们原谅。”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倒是真的没有把中共代表团当成外人。很快的，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送给了中共代表团。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地否定了斯大林，批判了个人崇拜，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震动。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震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为之震惊了。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两大原则性错误：其一，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二，所谓从资本主义“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离经叛道”的行径，决定公开予以驳斥。

毛泽东嘱咐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阐述中共的观点。于是，陈伯达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长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首次开始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引起世界瞩目——虽说行文是婉转的，只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中共与苏共意识形态差异。

那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理所当然地使资本主义阵营为之兴高采烈。

于是，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6年11月3日发表。

胡乔木写道：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的支柱。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虽说中苏双方都强调了“友谊”、“合作”、“团结”，而且还强调这是“万岁”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日益加剧。于是，就在那篇“团结万岁”的社论发表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按照类似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范围加以讨论。发表时，在标题之下加了一行字：

这篇《再论》，一时间震撼着国内外。在中国，此文成为每一位中共党员、每一位中国公民必须学习的文件；在国外，众多的记者、政论家、政界人物，在反反复复琢磨着这篇文章。

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过《再论》，深表满意。

胡乔木在《再论》一开头，这样写道：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篇长文点的是铁托，实际上批判的是赫鲁晓夫。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主要敌手是蒋介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自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了与赫鲁晓夫——被他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较量。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跟随着毛泽东：四十年代抨击蒋介石；五十年代初抨击美国；眼下转为抨击“现代修正主义”了。

《再论》已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库。迄今，仍为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的国内外专家们所引用。

《再论》成了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峰巅之作。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枝笔”，他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印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紧锣密鼓声，震撼着华夏大地。

这时，胡乔木在杭州疗养。毛泽东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文革”做准备。

此时，中国大地掀起了大字报狂潮。

毛泽东仍在杭州，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就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泽东。因为胡乔木已经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他知道毛泽东也在杭州，希望见一次，谈谈心里话。

往昔，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只消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就能见到。如今不比往昔，胡乔木求见，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见答复。

不予答复，也许意味着毛泽东不见他了。于是，胡乔木打点行装，与夫人谷羽以及秘书、警卫坐一辆小轿车，怅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北京。

轿车刚刚抵达上海，忽地杭州打来电话，说是毛泽东要接见胡乔木。

急匆匆，轿车掉头，又从上海重返杭州。

急匆匆地回去，急匆匆地见面，见面时胡乔木思路全乱了，原本要向毛泽东诉说的一些话，都没有说出来。

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就这样，简短地见了一面，毛泽东就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胡乔木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跟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此后，当毛泽东回到北京，虽然胡乔木曾希望求见毛泽东，却被江青挡驾了。

自从这一次与毛泽东诀别之后，他的“毛泽东政治秘书”一职也就画上了句号——自从他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期病假以来，政治秘书一职已名存实亡。他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

1966年6月初，当胡乔木刚刚回到中南海颐园家中，康生忽然约他一谈。

康生跟胡乔木寒暄了一阵，无非是“最近身体好一些了吗”之类。接着，他便进入正题，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

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

“文革”初期，胡乔木自然免不了被批斗的命运。

就在胡乔木面临着一次又一次批斗之际，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了。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停车!”毛泽东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不过，“毛主席看望胡乔木”的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重操旧业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接见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熊复、于光远、邓力群。从此，胡乔木从“闲人”变成了忙人。据胡乔木日记记载，他光是到邓小平那里，便去了25次之多!

经毛泽东批准，胡乔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这对于胡乔木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命，因为这表明毛泽东仍任用他。邓小平在向胡乔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时，说毛泽东也“提了过去的老话”，说及胡乔木的一些缺点：“有时很固执”、“主观主义”等等。邓小平嘱胡乔木：“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给主席审查。”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要想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理顺当时中国国民经济那乱糟糟的局面，必须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邓小平很欣赏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交给胡乔木，要胡乔木加以整理，尽快公开发表。邓小平要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用来对付“四人帮”。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时，邓小平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基本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还很微妙地说：“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

邓小平打算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之后，发给全党讨论学习，以纠正许多错误的观点。

在胡乔木整理出《论十大关系》之后，邓小平即致函毛泽东：“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邓小平希望马上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却表示暂时不要公开发表。这样，邓小平的这一步棋，未能如意。

1975年7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调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学部工作。

7月17日，胡乔木召集三人小组开会，对整顿学部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由胡乔木亲自拟稿的《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若干事项的通知》，对学部的工作作出规定和安排。

邓小平又着手整顿那乱成一锅粥的中国科学院。1975年7月18日，邓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国科学院负责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院长郭沫若因病休养）。胡耀邦一上任，便忙着主持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来改名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

8月11日，完成《汇报提纲》讨论稿。此后又作了两次修改。

8月26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要胡乔木帮助修改《汇报提纲》。于是，胡乔木这支笔，又“重操旧业”了。

文革之后，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92年病重，不久离开人世。中共中央这支笔虽然终止了历史的跳跃，但是它留下的华章必将永远闪烁革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