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知名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建言策对，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期简介60年中一批知名学者的重要国是策论，敬献读者。

马寅初：中国提出计划生育

第一人

原名元善，字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还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著有《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新人口论》等。

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6月，他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并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基本主张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焦点直指节制生育。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从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的。有人诬蔑《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他据理力争，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向世人声明:为了捍卫真理，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1958～1959年，他还连续在《北大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十几篇说理性文章，阐明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科学性和战略性。

人口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肯定了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科学论断，并在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全国少生4亿多人。使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4年，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宏观指导作用，并将继续为国家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建立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的国家人力资本战略储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于光远：思想解放运动和

改革开放的推动者

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现用名系入党后起的。他是我国的经济学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顾委委员。著有《我的教育思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专论。

1977年初，于光远第一个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1992年，他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一书，这是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唯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著。上世纪80年代起，他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智囊，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吹响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号角。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都得益于他的学习和思考。

于光远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1977年他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70年代末，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问题讨论时指出：有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

马洪：国情决策战略家

山西定襄人，经济学家。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十三、十四大代表。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著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等。

马洪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和研究工作，在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等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

1948年6月，马洪在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他研究了苏联的经济理论，结合当时东北经济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套全国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范式，当时在全国推广；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新中国开国时的《共同纲领》采用了他提出的经济成分划分；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马洪成为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建人，担任该中心主任多年，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他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和主张，全会的《公报》显然对向企业“放权让利”作了比“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使全会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他亲自参与和组织了许多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对我国经济情况和有关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许多成果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参考。

1984年11月16日，马洪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的报告，提出并具体分析了“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依据”，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1993年10月，由马洪主持撰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出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他积极倡导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中国国情出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他主持研制的《二○○○年的中国》课题，是制定七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主要参考文件。

他不愧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也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之一，更是中国经济决策咨询战线的开拓者。

厉以宁：“国产股份”先驱

江苏仪征人，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管理学院院长，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八届中央副主席，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2008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特别荣誉奖等。

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厉以宁最先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这一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为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广泛接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厉以宁因此被尊称为“厉股份”。

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股份制改革构想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股份制改革思路的推行奋斗了20多年。1980年，厉以宁提出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赠送给范尔霖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1997年十五大，他又提出“混合所有制”，引起各方关注。

吴敬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开拓者

南京人，经济学家。先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

吴敬琏是一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独立思考的风格，从不动摇。改革初期他勇敢地把市场经济理论推向思想界，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直陈观点，强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和“良心”。

他还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引介传播了众多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有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1977年吴敬琏参加“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1979年，他把研究重点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82年与人合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的环境；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周小川：“金融国手”

江苏宜兴人，经济学家，改革家，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先后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共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周小川堪称全球最“坚挺”的央行行长，国际上高度美誉的“人民币先生”，被国人誉为“金融国手”。他是中国独特时代背景下的经济人。

作为经济学家，他是将“市场”观念最早引入中国的播种者和拥护者之一，并运用到我国金融市场的变革开放之中；作为改革家，他的“市场情结”得到了更自如的发挥，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走向，他不仅习惯于大刀阔斧地“破后立”，更擅长于 刚柔相济地“破中立”。一手治理金融通胀和流动性过剩，一手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

他研究的领域涉及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层面。并发表了众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和国内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文章。他著述的《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奖；《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等书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他在1995年～2007年历任外汇局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期间，其改革与决策一直贯彻“市场化”理念。任外贸部助理时倾向于较为彻底的外贸体制改革；任建行行长时研究商业银行接轨和建立激励约束的问题；任证监会主席时积极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任央行行长时关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为兑现“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和帮助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殚精竭力，至今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2007年他打出的“紧缩牌”，让我国人民币史无前例地6次加息；在治理流动性过剩中，他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斗士”，一年内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5个百分点；2007年全年货币掉期、定向央票、特别国债、特种存款也成为他手中的“武器”；在金融发展与改革方面，他始终秉持“渐进式改革”思路，体现一种微观面改革主导论，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一揽子改革链条，显示出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某种最优性；他首创的“金融生态”新概念，被写入了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龙永图：WTO谈判桌上的悍将

长沙人，先后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外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专家，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2003年，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

无论是当年怒拍谈判桌还是笑对谈判手，龙永图穷十年之力，在中国入世征途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龙永图认为，入世谈判的进程，对中国告别计划经济体制、彻底打破闭关自守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伴随着谈判，国内改革开放不断加速发展，为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入世谈判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利用入世的契机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政府把一个贸易行为变成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入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选择。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布署，二是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入世后，对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入世后完全按照世贸协定的时间表对外开放市场，有的领域甚至提前开放。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很大的可预见性，这样透明的、可预见的时间表，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很大意义。

林毅夫：新农村理论的倡导者

台湾宜兰人，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先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农村贫困问题研究”项目顾问，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社会部高级顾问。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林毅夫长期从事农村研究，一直关注如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早在90年代就提出“新农村运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与林毅夫密不可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决策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划时代的隆重一笔。

他是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提出的“新农村运动”倡议。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农村劳动力。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既包含了过去“三农”政策所强调的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内容，也就是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既是过去“三农”政策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需要解决城乡收入、生活方面差距的需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农民的角色和身份已经多元化，地位和需求已经差别化。林毅夫强调只有准确认识并把握当前农民分化的现实，并分析其不利影响，才能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高尚全：中国体改高参

上海嘉定人，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

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和筹委会委员、经济小组组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

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多次率领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题。1956年，他就提出了“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的建议；1984年，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的观点，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并采纳；1987年，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针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等建议被吸收到中共十三大报告中；1993年又建议“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这一建议被吸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

1996年，高尚全在主持香港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工作时，曾担心香港在金融上出问题，从而影响香港回归祖国。他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密切注意国际汇市动向、防止国际游资冲击港元的对策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及时批示有关部门采取积极对策。

1997年，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同时，他是最早提出政府治理改革的学者之一。2000年3月，他强调：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键是解决好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

2000年9月，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文中，对实行按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为什么要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以及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也是劳动等问题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有关领导的重视。

2001年，针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他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为本”和“民本经济”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三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四是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五是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对改革的相关理论实现了创新。

牛文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领头人

河南焦作人，现任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国家高技术计划（S－863计划）软科学研究战略组组长。曾获国家发明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科学家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学术奖。

牛文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破性贡献，以及因“国家现代化”问题而提出的“牛氏指标”对体制转型产生重大影响，使其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内名副其实的元勋人物。1988年他将可持续发展列入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研究计划，并出版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布伦特莱报告；为全球起草“新千年生态评价”的奠基式文本。2007年，他向政协提交提案，呼吁加快研究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

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他作了题为“可持续发展：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第二方面的挑战：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第三，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逆转；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第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定位；第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认为面临这六大挑战，必须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即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以一种远见的、科学的、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提出了最好的国家战略。这个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点，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内涵。大致可以总结为6个方面，要惠及全面福祉、保障基本人权、创造机会平等、男女平等参与、弱势群体的救助、文明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六大平衡：人与自然的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可持续供给与理性消费的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富足的平衡。

他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延伸和升华，而领导部门和决策者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深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