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一

1961年10月至11月的《光明日报》上，连续三次刊登两位著名学人论争的文章。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可是，双方讨论的问题却是“古人的胡子”，这倒使人产生兴味。两位学人，一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一是著名作家，当时转行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

当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刊出了王力的《逻辑和语言》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不能说，外延较狭的概念是高级思维，反映到语言里成为词汇丰富的语言。例如从前有人说英语能把胡子分为beard(下胡子)和moustache(上胡子)，这就证明了英语的词汇丰富，表现力强，为汉语所不及。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作者举了中国古代的例子：“胡子要不要区别更细的概念，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并不是谁喜欢才留胡子，而是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可见当时每一个挑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鬚髯，《三国志》也称关羽‘美鬚髯。胡子对古代汉族是那样重要，所以在语言中表现为三种胡子：嘴唇上边的叫‘髭，下巴底下的叫‘鬚，两边的连腮胡子叫‘髯。”

这一节举例，显然是针对有人说英语区分细致，因而证明英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为汉语所不及”而发。但是，作者的论述过于简括，较为粗疏。譬如仅仅几个举证，就得出“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结论，“汉族男子”，范围太宽；“古代”，时间太长。当然，可以理解的是王力教授当时主要讨论的是“逻辑和语言”问题，说到胡子，只是顺带一笔罢了。

二

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之后，引起了已从事文物研究多年的沈从文的关注。根据自己研究古代文物、绘画及其他艺术品的心得，他写出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对王力的结论，进行了颇为严肃的指正。

文章开首即说：“胡子，小事也，但是也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够明白它的问题，说它时下笔才有分寸，画它时才不至随便乱来。”这几句话虽短，分量却很重。“有分寸”、“不至随便乱来”云云，牵涉治学态度和学风，对一个研究专家，应该是很不客气的。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谈王力文中所涉古人胡子问题。他置疑：

“王先生说‘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男子必须留胡子?有没有可靠文献和其它材料足证?”“其次，只因为乐府诗那两句形容，即以为古代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这种推理是不是能够成立?还是另外尚有可靠的证据，才说得那么肯定?”

“其三，即对于‘美鬏髯三字的解释，照一般习惯，似乎只能作‘长得好一部胡子的赞美，和汉魏时‘美男子特点联系并不多。是否另外还有文献和别的可作证明?”

对此，沈从文谈了自己的看法：“私意第一点概括提法实无根据，第二点推想更少说服力，第三点对于文字解说也不大妥当。行文不够谨严，则易滋误会，引例不合逻辑，则似是而非，和事实更大有出入，实值商讨。”

由于长期浸润于实物研究，沈从文不仅仅从书本记载来谈此问题，还加上文物材料来说明它。

沈从文从商代文物——雕玉人头，铜鼎上的人头，以及铜刀、戈钺等器物上人头形反映开始举例起，下到春秋战国人形泥气，彩绘木俑，以及西汉时壁画，汉末神像镜，基石刻等大量早期文物实证，对当时或留或不留胡子，以及各时期胡须大致式样进行了介绍，说明“古代并不一定必须留胡子”。至于“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的说法，沈从文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或美学观影响，胡子的确为人重视，但是，“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通过列举文献，他说：“大致可说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到这时期美鬚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戏剧中的笑料了。”另外，没有胡子，在书中虽不见得被特别称赞，可也没什么讥讽，如张良的“貌如妇人”，陈平的“美如冠玉”等；说长的胡子是美男子特点，可通过唐代壁画等其他绘画知道，一些上层人物即使年龄很高也并不一定留胡子，而一些诸如马夫、烹茶火头工等都长了一口好胡子。

文章结尾，沈从文还说：“古代事情文献不足征处太多，如能把这个综合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工作方法，提高到应有认识程度……大胆认真摸个十年八年，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点或不大衔接处，一定会可望得到许多新发现和充实。”由此可见，针对古代人胡子这个不算大的问题，沈从文牵涉广远予以举证，除去关注严谨学风，还有提倡古代文献与古代文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目的。这应该是他写这篇长文的重要出发点吧?

三

文章于9月12日写就，15日又加一节附记，因太长，《光明日报》在10月21日及24日分两次载完。针对沈从文的指正，王力很快作出反应。11月8日，《光明日报》刊出王力副题为“答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关于胡子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王力首先指明——《逻辑与语言》中说古代区别胡子的“髭”与“鬚”，是针对有人说英语能区分而汉语词汇贫乏而发的。同时说：“我们也不说古代汉语能多分了就是好的，这只是说明时代不同，社会风俗习惯不同，因而词汇也发生变化。古代男子一般都是有胡子的，所以上下胡子和髯需要区分一下，近代有胡子的人少些，所以就不再需要区别了。”

王力承认自己“措词有欠斟酌的地方”，认为与沈从文的分歧，“就在刮胡子这个问题上”。

王力认为，人在原始社会里是不知道刮胡子的，许多时候也没有刮胡子的器具。因之，“在上古时代，让胡子自然生长……”而当时，据古籍记载，剃胡子是～种刑罚，人们当然不愿自己去剃胡子。再者，古代有宫刑，据文章记载，是同时把须眉拔掉或剃掉。还有文字记一些人因特殊原因，男扮女装，也是将胡子剃去为标志的。可见当时人们多是留胡子的，否则易被人们当作罪犯或女人看待的。另外如年轻人留胡子，历史上记录很多。王力举例：曹彰讨乌桓有功，曹操高兴地捋着他的胡子说：“黄鬚儿竟大奇也!”也就是说，不见得好看的黄胡子，曹彰也没有剃掉它，可见当时男人是不剃胡子的。而《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叙述梁朝全盛时期，贵游子弟薰衣剃面，那是作为恶习来批评的。

对于沈从文所引《陌上桑》“为人洁白皙，鬃鬚颇有须”两旬，王力认为是说“罗敷的四十岁的丈夫胡子长得很长，令人觉得很美”的意思。由于大家都有胡子，所以如果一个男子长不出胡子或胡子太少就令人感到不美。王力强调：“这里不牵涉到留不留胡子才算美的问题，而只是长得美不美的问题，因为古人并没有刮胡子的风俗。”

“古人的胡子”，是个很微末的事情，但是，事无巨细，当认真谈起，要说清楚时，可就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了。古人的胡子，王力虽只是在举例时略有涉及，可仍引起沈从文广泛而认真的探究。按照他的想法：胡子问题虽平常小事，无当大道，难称学术，但谈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到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现实唯物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较全面具体的认识。

王力的回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读后起码从文献方面有许多收获。当然，他在回应文章中换了一个前提，认为自己与沈先生的分歧“就在刮胡子这个问题上”。这是很利于表述的，并且从这个角度显得有利解决，可这却不是沈从文先生着力的重点。

通过两位学者的论争，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另外一点，还可以见出两位著名学者的学风。即使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题目，既然事关古人社会特征和社会审美迁衍，就应当追根溯源，力求弄得清楚。沈从文先生试图以文物加文献相互佐证的思路，今天仍有学人提出并付诸实践。从双方大量的举证，可以看出彼此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求实求真，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这是我们谈此事有意义的地方，虽然从表面看去，这仅仅是有关“古人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