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华

自上世纪80年代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重新阐释以来，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些作家作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逐渐浮出历史水面，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所关注。对这些曾被遮蔽的作家进行历史还原是治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而如何还原其文学史地位却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人文研究，都应本着历史的、客观的精神，力求恢复研究对象的历史真貌。就文学研究来说也不例外，基于这种研究精神，就需要研究者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并结合作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这样方能更客观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家的精神世界、楬橥其文学史意义。杜素娟的新著《孤独的诗性一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下简称《孤独》，引自该书只注页码)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著者在细读《沈从文全集》等相关文本的基础上，既结合沈从文的具体社会背境，又结合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对他的“精神个性”、“艺术个性”及其“创作和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抓住“沈从文与传统文化”这一要领，展现了沈从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精神个性。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强烈冲突中萌生的，这为学界所公认。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影响尤甚，如鲁迅之于尼采，早期郭沫若之于西欧泛神论哲学，茅盾之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巴金之于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曹禺之于西方戏剧艺术等。(钱理群等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学界多把目光聚焦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上，研究成果让人目不暇接，似乎有意无意冷落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现代作家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至深的，他们所受教育大多是以儒道学说为主的传统文化，因而不少作家的古文学功底相当深厚。如鲁迅、周作人等曾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对古典文学的研究；鲁迅、郁达夫等人创作的旧诗词等等。毫无疑问，对于这些作家的研究，不能忽略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一面。《孤独》一书作为对沈从文的个案研究就是从中国传统视角出发的。对于“传统”一词，学界颇多争议，而该书著者对此也认为“不同的精神个体对这两个字的回答是很难相同的”(P7)，也许作者为论述便利而求取某种共识，将“传统”默认为以儒道文化为主的传统，并根据沈从文的理解得出“对沈从文来说，‘传统指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和文学积累中最艺术化、最诗性化的人格精神、思维方式和语言感觉”(P10)从而展开论述。

正如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存在一个如何影响、多大程度上影响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现代作家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要考察此种影响关系，在根本上要涉及到人学观，即如何认识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即“人的类本质”。

此处“有意识的”就是指“自觉的”。《孤独》一书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提出沈从文对传统的承接和吸收是在“自觉”和“自由”的层面上进行的(P3)，这也是全书的理论重心所在。在研究过程中，著者没有“理论先行”，而是基于沈从文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进行客观论述。著者在论述沈从文“自觉”接受“传统”方面，以其私塾教育和行伍生活中的阅读及其成长经历中所遇到的传统人格风范作为充足的论据；在论述“自觉”接收“传统”方面，著者同样从其“早期苍白的教育背景和漂浮不定的人生经历”发现“沈从文很幸运地拥有了一种自由：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个性选择‘传统的精髓”(P7)。接下去，著者从沈从文所理解的“传统”这个“坚实的基点”出发，探寻到了沈从文由儒道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儒道人格风范”，进而逐步还原沈从文的本真面貌。

如本文开头所述，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而被学界发现并阐释着。朱光潜在80年代初曾“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朱光潜《(凤凰)序》，《朱光潜全集》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P616)在今天看来，沈从文之于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他以自称为“乡下人”的眼光打量着当时的现代文明，思索着民族文化的出路，表达着他个人的文学理想，构建着他心目中的“希腊神性小庙”。“乡下人”是沈从文文本中的关键词之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中，冯友兰曾写过《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他以城乡文化之别譬喻东西文化之分，认为中国人自周秦以来是以“城里人”自居的，而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突入中国文明则使中国人的身份颠倒过来，由“城里人”沦为“乡下人”。在三四十年代那个社会语境下，沈从文与冯友兰的“乡下人”观虽有不同，但都指向那个厚重的“传统”。从“乡下人”这一独特视角可以透视出沈从文对传统文化自由自觉的接受态度。《孤独》一书在探讨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时，准确把捉住了这一点，认为这是沈从文“对文化自由的追求：强调‘乡下人的身份，无疑是为了获得一种文化自由”(P98)，而且著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从文自传》及《边城》、《萧萧》、《丈夫》、《山道中》、《屠桌边》等小说的分析，得出沈从文有“一种与土地休戚与共的感情”(P104)的结论。

该著在论述沈从文的精神个性的基础上，对作家创作的艺术个性也进行了详尽地分析，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但又不为传统所拘囿，形成一种极具感性和个性的特点”，并把这种特点称之为“诗性特点”(9139)。而沈从文这种“诗性特点”的形成正是他自觉(“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自由(“不为传统所拘囿”)地接纳“传统”的结果。也正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空间意识”和“独特的时间意识”，有“常”有“变”的“诗性叙事”和“在有言与无言之间的诗性语言”。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沈从文叙事上的“常”与“变”概括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常”与“变”都是他自觉自由地接纳“传统”之表征。

作为主体的人不只是对于作为客体的“传统”进行自由自觉的接受，而且每个精神个体在对“传统”扬弃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自我，并通过媒介经主体交互作用进而促使新的“传统”产生。换言之，精神主体与客体“传统”在影响过程中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不断地超越自身。沈从文与传统文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这首先体现在创作上，如该著下编分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发展与变化”，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即初期的感觉写作阶段，文化设想写作阶段和哲学思辨写作阶段(P249)，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既是著者通过沈从文文本细读后的自然结论，又是符合沈从文与“传统”之辩证关系的。对沈从文而言，更具文学史意义的是，通过他与“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他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等刊物的公共空间领域，逐渐和周作人、废名等人一起形成了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京派文学”这一新的文学“传统”，并且后继有人，如汪曾祺等人。

综观《孤独》一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著者从自由自觉的层面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既靠近了沈从文的历史真貌，又没有犯削文本之足适理论之履之嫌。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不同的思维路径去探讨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该著的价值也在于以马克思人学观为理论立足点，从沈从文自由自觉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出发，深入探讨了沈从文的创作。

(本文编辑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