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勇

林徽因在读者中最以诗歌著称，然而八宝山陵园她的墓碑镌刻的不是“诗人林徽因”，不是“作家林徽因”，乃“建筑师林徽因墓”。她本职研究古建筑，也设计现代建筑，虽一度享誉文坛，却不过是个客串文学舞台的“票友”而已。首先说明这一点，因为它关联到林徽因的创作特色。她同时代卓有建树的女性作家们，有的秉承文学“载道”传统，欲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有的人生曲折多舛，需要文学作宣泄情感的渠道；有的成名愿望强烈，借助文学千古流芳；再就是为经济所迫，赚稿费接济营生。林徽因全然没有这些负累，既无需卖文为生，也没有靠文学成名的意识，更无意用文学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她从不愿介入政治；当然有抒发感情的时候，但是还远不到沉湎、滥情的地步。林徽因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不妨说全是写给自己的，可谓是文人的自语。每一个作品完篇，她并不急于发表，或许不为追求发表，闲放着独自吟哦、咀嚼，再就是在朋友间传阅。逢上编辑朋友索讨，则拿去一首几首，大体这么公诸世的。有些篇章生前从未发表过，《灵感》《我们的雄鸡》皆是。据说，还有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湮没于乱世了，委实可惜。

林徽因十分多情，诗人总归是多情的，而林徽因的情感愈加细腻。一处静穆的庭院，一株垂柳，乃至一柄菩提叶，甚至单是默默坐在窗前，便会牵出她细细的绵绵的情思。这些小诗，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往往触景生情，犹如古代诗人的即兴遣怀，无不是林徽因生活情绪及时的真实的记录，她对生活的极度热爱在诗里得到生动的体现。然而，林徽因又终究是颇具知性的学者，她不满足停留在表层的情感抒发，多半寄寓了咀嚼人生后的思索。《红叶里的信念》这样逾百行的咏叹长幅自不必说，即使如不足百字的《前后》，看桥下驶过的船、桥上走过的人，十分寻常的生活场景也能激起她感叹：“没有终点／这前面。／背后，／历史是片累赘!”晶莹的短章便显得些许沉甸。人生阅历不深的青年，怕不易体会这样的诗句：“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都还说不上来，／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需提醒读者，专注林徽因诗篇的优美时，切勿忽略了那些凝重而形象的诗句。也莫要只顾陶醉她吟咏个人情感的佳句，由此以为，优雅的女诗人只会在客厅里浅吟低唱。要知道，看似十分柔弱的诗人，竟出人意料地坚强。她担心肾切除手术失败，躺上手术台之前留下了《写给我的大姐》准备与亲人诀别。诗里并不见丝毫的凄楚悲哀，倒反过来安慰大姐：“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如果真的诀别了，她愿自己定格于美丽的晚霞。无怪乎网民跟帖：“作为一个不懂诗的人，她的诗却让我几度落泪。”(绿腰小箭的手记)

是的，林徽因爱情主题的诗篇广为读者传诵。欣赏这类作品，最好不必拘泥诗人生活里情事，不宜索隐她写给哪位异性、眷恋什么情状。这样读诗，不免徒劳添足，有时会适得其反。一些被学者们解读为与徐志摩相关的作品，若深入了解诗人生平，其所指更像是她丈夫和她真正与之发生过恋情的金岳霖。尤其不应把林徽因的全部诗作认定是仅仅“止于写小姐隐秘的情事”，如某著名诗歌研究专家那样归结到一个“核”上。他所谓的核，即“一个诗人是有限度的，他的一生都在写着同一首诗，是一首诗的不断重复，深化，扩展，回到起点上，又朝向它的新的可能”。林徽因“这个核就是抒写一位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在的地位”。这就有意无意地排斥林徽因诗歌中其他重要主题，误导了读者。认真统计的话，爱情主题只占她诗篇的少数，写风物、写时光、写生死的笔墨格外多。为了寻访古建筑，她经常踏入穷乡僻壤，有机会和底层大众接触，穿戴着“乡下人的笠帽，草鞋”，仿佛有了“乡下人的性情”。(见《旅途中》)当然笔下就呈现了民生疾苦，如《年关》《微光》，以及不是他们疾苦但饶有意味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昆明即景》。

文学史家越来越正视林徽因小说创作，尽管她只有六个短篇。作品这么少，不意味内容的寡淡。《吉公》批判扼杀人才的时代，《文珍》歌颂敢于自主命运的弱者，《窘》体现人性关怀，《绣绣》充满人道精神，《锺绿》叹息世事无常的宿命，《九十九度中》记录了贫富悬殊的都市景象。这与林徽因诗歌的偏重个人思绪不同，也与许多女小说家逾越不了自我情结有异，显示林徽因具有关怀现实的宽阔胸襟和审视历史的深邃目光，较之“闺秀”派显得“大气”，较之“大气”的“革命”派则不那么空泛。林徽因的小说，一篇有一篇富于特色的艺术追求，或着力塑造人物如《文珍》，或客观刻画心理如《窘》，或渲染主观情绪如《绣绣》，或细节上见精神如《吉公》，或营造诗意氛围如《锺绿》，或穷形尽相如《九十九度中》。回顾现代白话短篇小说进程，五四文学初期乃至整个二十年代，除鲁迅一些作品(并非全部)脱却了稚嫩痕迹，整体状态尚有待成熟，冰心、庐隐、冯沅君这等一流的女小说家无一例外。现代短篇小说真正成熟阶段在三十年代，林徽因的作品堪称成熟作品的代表。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蒙初试意识流小说仍明显的生涩，再看三十年代的《九十九度中》已经那么圆熟，林徽因有着怎样的才气不言而喻了。

在学院派看来，林徽因的散文作品更少，能归入他们的狭义美文视野的仅寥寥数篇。和林徽因小说一样，是以少胜多。那篇《彼此》，其文如人，让后世读者得以直接感受林徽因生前口若悬河的健谈风采、豪爽性格。关于徐志摩的两篇，一往情深外包含对诗人的洞见，是其他女性悼念文章所不备。《蛛丝和梅花》更把柔美与睿智融合得天衣无缝。林徽因散文思路活跃，情感浓烈，文气酣畅，语言简练，加之优雅的抒情，生动的叙事，精辟的议论，因此赢得了学者高度评价，认为可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卞之琳甚至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文好”，赞赏林徽因散文其实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窗子内外：忆林徽因》)散文一辑破例选入她十多封书信，不要误会以它凑数。书信作美文读，自古而然。林徽因的这些书信，自有其真切、妩媚，拨动读者的心弦。她给沈从文信中写道：“不过我同你有大不同处：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随着赔偿这天赐的幸福，坑在悲痛，纠纷失望，无望，寂寞中捱过若干时候，好像等自己的血来在创伤上结痂一样!”林徽因的书信，不是书信体的文章，

不在做文章，纯粹的私下交谈，信笔所至，随意率性。不经意间，比散文作品愈加能看到她的为人本色和文学才华。可以说，不读林徽因书信，很难真正认清这位才女。

林徽因只留下一个剧本，而且未得完篇，四幕中的三幕。《梅真同他们》将如何结局，前三幕已经略露些端倪，终究不便妄测。哪个观众不希望看到戏的结局，它的悬念到六七十年后还有读者在报纸上追问，答案当然没有。虽是三幕残本，却充分显示林徽因非同一般的剧作才能。它属于京派创作风格，与京派外的同为女性剧作家白薇不是一条路子，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冲突组织得异常激烈。但与同为京派的男性剧作家李健吾的剧本也各具韵味，李健吾绝无林徽因戏里的那份“淡香清苦”。主角梅真和她的东家李太太不失舞台上罕见的人物形象，当时各式丫头、太太形象有的是，但梅真进取自重，李太太宽厚开明，这样的丫头、太太是林徽因另辟蹊径塑造的形象。可以苛求梅真与李太太的典型程度，不能无视林徽因于剧坛的独特奉献。无论就内容，就艺术，恰如美学家朱光潜所称赞：“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祗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

综观林徽因创作，就得回到开头说的林徽因“票友”身份。唯票友才能有林徽因这样从容自在的创作心态，不矫情，不浮躁，不粗疏，不勉强，创作出十分精美的作品。与她人相比，一是数量少，二是水平齐整，三是内容和情感的诚实。林徽因说“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同样的意思她表达过多次，要求真实、诚实，是林徽因创作观的基点。加之她的天赋、学养、性情，读者有幸获得一位唯真、唯情、唯理、唯美的优秀作家，她身处众多现代才女中，卓然不群，耀眼夺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2年和2005年先后出版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林徽因选集》，两个版本除插图数量有异，文本完全相同。林徽因的文学作品不多，似无从选起，故“选集”未选，均一网打尽。此“新编”依旧求尽，另外，补入若干不无审美的书信、建筑文章，并加上一批新发现的诗歌、舞台评论。要特别说明，以前各种林徽因作品集，文字、标点错讹不少，校勘十分用力的三卷本《林徽因文存》纠正了数十处。“文存”里还包括建筑论著、翻译作品，其实是套“全集”。此编文本全选自“文存”，唯首次编入“文存”的诗歌《古城黄昏》，“文存”遗漏了最后七行，这次得以完璧，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