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卿

费孝通先生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大声疾呼“文化自觉”。对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仅接纳和采用，而且增加了文化“主动”：“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自觉”是一种文化观念的更新与升华，文化“主动”则是一种文化建设的积极实践。有了观念与行动的一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华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才可能变为现实。当今，我们在学校里进行的“国学启蒙”教育，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主动。

文化变迁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与文化主动，代表着民族文化的觉醒。然而，这种觉醒往往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便与中国的国情及国际地位联系起来。弱国无外交，而弱国的文化，也似乎成为了弱势文化。于是，中华文化逐步被边缘化，变成了被否定、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这导致国人逐渐丧失了“文化自我”，使得殖民地“文化心理”逐步变成了一种“国民性”。中华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西方文化等同于先进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于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中国掌控了文化主导权，逐步形成了“文化单向接受”与“全盘西化”的历史格局。

40年前的“文革”，使得中华文化陷入浩劫。之后，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然而对它给中华文化的摧残与破坏，还缺少清醒、理智的反省和总结。

叉经过30余年文化反省、比较、选择和建设，如今中华文化又开始了新生。

第一个十年，从1978年到1989年，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十年，也是文化选择的十年。在大学生和知识精英的群体里，出现了中西文化比较热。这个比较是以牺牲和否定自己的黄色文明为代价的，以肯定西方文明、接纳蓝色文明为价值导向的。这种文化比较的背后，是对政治制度的一种比较与选择。

第二个十年，1989年到1997年，是文化定向的十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文化被重新关注和认同，因为，道路选择的背后是文化选择。这十年，不再是西方文化热，而是东方文化开始逐步升温。季羡林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开始被实践所验证。

第三个十年，1997年到2007年，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七大，进入文化建设的十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文化建设的新任务，给“文革”历史画上了句号，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建设的新阶段。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以五千年的文明为根基，振奋民族精神。从文化革命走向文化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转折。这十年，国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承接中华美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国人对于中华文化又有了新的认同、自尊和自信。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再次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形成一个空前的中华文化热。中华文化正在摆脱“弱势文化”的历史阴影，开始向着强势文化方向迈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中华文化。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华文化。中国的语言文字，正在成为全世界新的共同语言。

孔子，再次“周游列国”：孔子学院，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新平台。各个国家就地培养的新一代“中国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盛世”。

上千万青少年诵读经典，为中华新一代注入了中华文化的新基因，为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造就着后备力量。

这一切必将推动中华文化奔向伟大复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表明执政党在文化路线与战略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人展示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释、道三家互补、互动的中华文化。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推出了孔子及其思想，推出了以“仁”“礼”“和”等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的兴衰与民族的兴亡同步。清代郑板桥有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锤万击仍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青山”就是中华文化，只要中华民族咬定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就会永远生生不息，自强繁荣。

文化与教育

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历来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

第一，文化是民族的生命。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哲学、风俗和传统等等，任何民族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是同步的：当这个民族强盛时，文化也是繁荣的；当这个民族走向衰败时，文化也走向弱势，甚至逐渐消失。一旦文化消失，这个民族就要消亡了。这是历史普遍性。

第二，文化认同是国民身份认同的前提。我认同了中国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传统、风俗，历史、哲学、艺术等等，那就容易认同我是中国人：否则，就很难认同我是中国人。

拿台湾来说。

1895年至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搞“皇民化”教育，使得两代人认同日本文化，成了“日本人”。抗战胜利，中国军队接收台湾时，台湾人起来反对中国人“占领日本”，可见“皇民化”教育影响之大。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开始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对国民进行国语、国文、国学等教育。为他们认同中国、成为中国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独”政客搞“去中国化”，推行“本土化”教育。不认同中国文化，就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又从学校教育入手，纠正“去中国化”教育。

从台湾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可以看出文化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人是有文化生命的动物。人是有文化生命的动物。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一种文化存在。人的文化生命的结构与质量，决定了人的生命价值。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层次和质量，应有不同内容与要求。学校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完善学生的文化生命，提高学生的文化生命价值。

第四，青少年的思想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首先是文化环境。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会文化，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道德。优质文化，可以使新一代蓬勃发展；劣质文化，只能使新一代走向堕落。同时，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也在影响青少年的成长。文化环境、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是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最核心的内容。近年来，政府牵头，各方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第五，学校是一个文化实体。学校不是政治实体，也不是经济实体，而是文化实体。任何民族文化的承传都有多种渠道，学校是主要的渠道。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通过学校代代相传的，如果学校不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它还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学校吗?如果我们学校外语超过了母语，课本与教材统统是进口的，反映中国自己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少，以至趋向没有，那还是中国的学校吗?

第六，要找回学校文化的主体性。近百年的中国教育，开始是梁启超力主学习日本的教育，后来蔡元培引进法国和德国的教育，但没几年很快全盘引进了美国的教育；到了1937年，又很快变成了日本的教育；1949年以后，全盘苏化，又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体制、模式等等；近30年来，又多学习美国教育。

回顾近百年教育史，中国成了各个国家教育理论的实验场，几代中国人成了各种教育理论的实验品，其最坏的后果，是使中国的教育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当然，长期“克隆”外国教育，尤其是西方的高等教育，也使得中国教育难以培养出世界顶级人才，这值得反省。

当今，要弘扬中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需要重建中国特色的“中国教育”，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第一步是要找回中国教育的文化主体性。历史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和可能，我们应该清醒起来，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