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编辑吴晓燕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今年迎来了它的第90个周年纪念。虽然年年都在谈“五四”，话题却常新。不同时代的人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不断与“五四”进行对话，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对话，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才更为有力地彰显。在本期的“聚焦·评论”栏目中，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就五四运动与当时中国本身启蒙思想发展的关系、五四运动启蒙特质的体现，以及五四精神的教育价值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张树俊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场景与活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五四运动的发生也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与社会历史环境和中国启蒙思想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外部列强的欺侮、文化思想界新恩潮的出现等。至于五四运动的启蒙特质则要远溯到胡瑗的理学思想和泰州学派的启蒙思想。

宋代理学家、教育家胡瑗主张“明体达用”，肯定人的欲望，主张行“过”救弊，倡导天下为公。胡瑗的这些思想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启蒙意义，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特别是对明清之际的启蒙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人影响巨大。黄宗羲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享有明末清初“一代宗师”之美誉。他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其实质即是胡瑗所倡导的“实学论”。王夫之极力反对和鄙视宋明诸儒学宗一家或以《语录》为学问的不良学风，主张博学深思力行求治的治学之道，以达到经世之用的目的。顾炎武所撰《日知录》明确阐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保国必先安家，治国必先治风俗，而治风俗又必须发扬经世致用的精神。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颜元认为：“唯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泰州学派诞生于公元16世纪初，崛起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后来发展到大半个中国。泰州学派是明代心学运动中一个带有激进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平民价值观的重要学派，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第一个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自然为宗”，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身为本、百姓日用即道、各遂人欲、率性而行以及社会平等等一系列反映时代需求、重视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人性解放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主张。泰州学派的思想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泰州学派的启蒙思想对明中晚期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泰州学派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明代晚期掀起了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如晚明文学代表作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泰州学派性情理论的沭染。泰州学派对清代的启蒙思想、启蒙运动也有重大影响，如黄宗羲忠实继承了何心隐的大丈夫论、君臣论、学校论。再如，王艮父子对梁澉溟的影响非常大。梁漱溟指出，未来要能开创文化的新风潮必须再刨古人的“讲学之风”。他特别指出泰州王艮“化及平民”的讲学风格是值得注意的。

受胡瑗、泰州学派以及后来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思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启蒙思想渐成浪潮。如19世纪末一些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等等。在一次次启蒙思想的推动下，终于爆发了以1915年《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强调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等观念。这与中国明清以及五四运动前期的因一系列文化与变革思湖而滋长起来的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启蒙思想的积蓄与喷发。当然，五四启蒙运动也与外来文化的刺激有关。

关于五四运动的启蒙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五四运动的启蒙特质体现为思想的解放和理性的自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极为顽固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它使人们沉睡于旧文化、旧思想的迷梦之中。所以，在当时，对于中国来说，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事件就是从沉睡中觉醒过来，即如陈独秀所说，要“促吾人之觉悟者”，特别是伦理的觉悟。事实上，五四运动既反映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也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五四斯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坚决而彻底的姿态向封建专制和迷信宣战，唤醒了国人反封建、反迷信的意识，激发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gl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潮流。思想解放带来的是一种理性精神，它促进了人们的理性自觉，使人们更能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确定新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所以说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宣泄”，而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在思想解放下实现的理性上的自觉行动。

其二，五四运动的启蒙特质体现为主体的意识和责任的自觉。主体意识，即明确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权利主体而加入到社会活动之中。由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的是一种平等意识和责任意识。平等意识，即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都是权利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主体意识不只是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自觉，即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社会和国家负有的义务和责任。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既是一种主体意识，也是一种责任自觉。五四时期的青年们在社会或国家危难之时，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抗争。它所体现的是主体在民族危亡之时救亡的自觉。这既是个体自我价值的体现，也是个体社会价值的体现。事实上，五四精神真正的内涵并不仅在于不怕牺牲，挺身而出，而在于蕴含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关注社会，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时刻与社会互动。

其三，五四运动的启蒙特质体现为个性的张扬和理想的自觉。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为此，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和青年们勇敢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的口号。五四运动一改对人自身盲目的意志(欲望)抑制。在救亡运动中，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启蒙思想的核心是主张自由，张扬个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突出表现了以人为本的“独立精神”和“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当然，这种自由精神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一种理想的自觉。他们以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和自由抗争的壮举来表达“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美好愿望。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再造中华”。这说明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已经从表层走向深层，从个体走向集体，从眼前走向未来。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觉悟、更宽阔的眼界和更宏伟的气魄。

浙江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余龙进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精神是有效用的、有价值的。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五四运动及其精神时，仍然能感受到她熠熠闪光的教育价值。

第一，五四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内涵。在当时，爱国主义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就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有力号召和爱国精神的强烈感染。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源泉，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继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将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爱国的行动。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弘扬五四精神应该教育引导青年在努力追求成功和幸福的过程中，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不忘社会责任，自觉把个人成长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把追求成功与物质财富的个人发展要求与国家发展目标统一起来。

第二，五四精神的民主平等教育价值。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与民主精神的推动分不开的。没有民主的启蒙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孕育了民主精神即“德先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坚持弘扬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精神。正是由于坚持民主精神，我们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促进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互动；建设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前，我们要继续高举“德先生”这面大旗，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尽快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各项机制，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权力大于法的现象。

第三，五四精神的科学教育价值。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即“赛先生”，它同“德先生”一样，均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大旗。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仅仅是科学在器物层面的衍生物。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科学精神在当时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当时倡导科学的主要意义不是要搞什么自然科学研究，而主要在于提倡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从而使科学和民主一样成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今天我们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注重科学方法的传授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其中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即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作为当代青年，要发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化建设的知识和本领，为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献计献策。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邬志辉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产生的意义是多层面的，如政治意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等。毋庸置疑，五四精神的内涵首先是爱国主义，是通过走科学与民主之路达到国家强盛之目的。科学与民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理解倾向。五四运动之所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推崇，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国难当头之际，国人站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高度，认为唯有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才能抵抗外敌，振兴中华民族。何以“富国强兵”?莫过于走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道路。其次，五四精神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超越。五四运动对儒家道德教育的反抗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面临崩溃和解体的边缘。今天，回首这种超越，尽管属于激进式批判，缺乏理性的审视，但在当时不无可取之处，是鲜明时代性的集中体现。“五四”一代人所追求的科学与理性、民主与宽容的精神显示了五四运动强劲的生命力，它依然需要我们承继与弘扬。纪念“五四”的意义就是要理性审视、客观判断当下的社会变革与发展，重建五四精神，回归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面貌，即要努力培育公民民主和法治意识，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才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

中国现已步入工业社会的行列。一方面，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道德危机凸显。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盲从意识普遍存在于国民之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时尚的选择。青年人信仰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占有主义的肆虐导致人际关系的交易化、情感的荒漠化和对自然与环境的非道德性对待。时下，五四精神的时代意义在于其教育意义，即启迪青年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激发青年学生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指引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选择强盛之路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每年时临“五四”之际，全国各种层次的学校都要举办活动来纪念五四运动，藉此来怀念前辈先知，激励后生爱国承责。但活动的背后却少了青年人对自我的省察，缺少了那种饱含理想、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为民族前途筹划献身的激情，显现更多的是符号的象征意义。青年学子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便成为今天学校教育的主题之一。我认为，教育者本身应对五四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拥有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责任感，具备知识传授和活动组织的能力。在知识层面，，教育者可以利用讲座、竞赛等形式向学生讲授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具体事件及历史意义，让学生能够对五四运动有实实在在的知识学习。，在意识层面，教育者应秉持五四精神的实质，结合时代背景，使学生对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有所了解；举办演讲、戏剧、歌咏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形成责任意识。在认知层面，教育者应通过学生的话语表达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在各种思潮冲击中学会理性思考，培养学生的认知力和思考力。

在弘扬五四精神的过程中，教育者应遵循三条原则。其一，正面引导，避免说教。一方面，生硬、机械的理论空谈不会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可和支持。杜甫在《春夜喜雨》一诗中写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把诗借用到实践中，是指顺势而发。借力而为，用生动的话语一点点地达到“润”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执法者的角色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不能代表绝对的真理，应该把各种观点陈设在受教育者面前，由其自己做出评价，教育者再适时加以导向。其二，清明理性。理性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清明理性是对理性本身具有清醒的认知。这需要教育者不为虚假、矫饰、伪善的“面具”而迷惑，坚守道德底线，把持自己的良知，秉持理性的目光探知历史的深处。其三，着眼现实。面对纷繁芜杂的价值取向的冲击和信息传递方式的变换，教育者应学会梳理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把握复杂多变的态势，应对来自外界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行文至此，让我们重温先贤梁启超的谆谆寄语：“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