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世响

道德是幽灵

作为一个人，你觉得高尚吗?作为一个人，你觉得光荣吗?作为一个人，你感受到尊严没有?德育在“做人”这个意义上，应该理解为“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光荣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或者，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人的高尚、光荣与尊严。我们这个世界使人丧失尊严的遭遇太多了，不使人感到高尚和光荣的境遇太多了，也许会觉得个人和整个人类，是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之中最残忍的、最卑鄙的、最下流无耻的，我们简直就生活在一个最不道德的世界之中。似乎人类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可以值得骄傲的。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个人和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否则，人类社会早已毁灭。是什么把人类社会支撑到现在以至将来?无疑，那就是人类的尊严，人类在罪恶面前永远不会倒下，永远不会丧失灵魂的圣洁；人类会迷失，却永远不能否认道德对个人和人类的守望，道德既像白昼的太阳，又像夜晚的星空，照耀着我们，使我们处于光明的智慧之中：人类社会的冷漠，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了，我们却不能否认人身上的脉脉情愫，人会为自己流泪。更会为他人流泪，也会为花草树木、泥土石头流泪。个人生活在人类的情愫之中，没有整个人类情愫的支撑，个人不能生存；人性有极其阴暗的内涵，却不能否认个人和人类的尊严，不能否认人性的灿烂，人性的伟岸。人之为人就在于人的伦理与道德，人类的堕落，最终是道德的堕落；人类的消亡，也最终因为道德原因而消亡。唯有道德才能够挽救人类，个人亦复如是。理性的冷凝与感性的激荡，化为道德的性情，唯有道德才能协调理性与感性。人类的一切思想都来自道德，人类的一切思想本身也都是道德思想，一切教育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道德教育。

道德实在是一个幽灵，一个具有温暖与冷酷、高尚与卑下二重性的幽灵，它既被人顶在头上膜拜，又被人踩在脚下作践，还被人吞吐于口舌之间，需要它的时候说它的好话，不需要它的时候说它的坏话。人类的历史到底是见证人类高尚的历史，还是见证人类卑下的历史?似乎既是见证人类高尚的历史，也是见证人类卑下的历史。

人类的一切言行都是矛盾，譬如，人类现在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也就是把人类毁灭于一瞬间。可是，人类还在拼命地活着——人类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能够活着。现实就是这样：人类这边要毁灭人类，践踏人类的尊严，那边要活着，而且要活出人类的尊严。正是由于人类在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中，更加感受到人类道德的尊严。

德育的吊诡

道德是介于“活着”与“死亡”之间的幽灵，道德教育实际上是教人知道你到底是庸人还是哲人，或者，你到底愿意做庸人还是做哲人，你到底是“做他人”还是“做自己”。实际上，庸人和哲人之间没有鸿沟，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成为庸人还是成为哲人，既取决于人先天的禀赋，更取决于后天的教化，人要有向善之心，才有向善之人。那么，道德的先验与个人的道德自觉，是德育的根本基础所在。

“德育”的伦理学基础正是这样的吊诡。——最终使德育也吊诡起来了。德育尴尬的根源在于道德本身的二重性，又在于人们对道德既敬畏又轻蔑的吊诡——一个人具有高尚的德行，不能保证他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能保证他能够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相反，历史上多少道德高人都是清贫之士。“德育”评价为优秀的中学生，不能保证他(她)考上大学，“德育”评价为优秀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不能保证他(她)能够获得社会地位。实在的，无论对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教育，一个人一般也不会去违反道德，实际上，一个人一般也不刻意地去做一个道德君子。在道德上，一般的人只求做一个既不被社会表扬的人，也不去做一个被社会批评的人。这也说明，一般的人头脑中有某种道德的先验观念，这个先验观念保证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行恶；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了，因为他们的活着除了具有“活着”的社会意义以外——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没有其它任何文明意义。他们只是重复前人的“活着”，没有“自己的活着”，像咀嚼被前人咀嚼了几万遍的甘蔗渣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庸人的世界，他们把持着世俗的活着。庸人有没有道德素养，他们都翻不了天，对庸人进行道德教育，说不定还是对道德的亵渎呢；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活着”，是“自己的活着”，是“做自己”，他们的“做人”是“做自己”。尽管他们的思想也是来自前人，但他们是活得有思想、有境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哲人的世界，因为世界的思想就是那么几个人的思想，他们引领着人类，他们是人类的道德老师。

德育的意义并不被社会所完全了解，即使道德学者自_己也对“道德”和“德育”怀抱琵琶，另有别谈。“道德”或者“德育”似乎是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危险领域。在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新闻人物范美忠老师的作为，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刺挠话题。范老师却使道德专家们(包括我自己)在舆论权和道德责任面前“集体投降”“集体不作为”或者“集体失语”了。虽然“沉默”也是一种话语权，也是一种态度，专家们都知道范老师是因言获罪，如果他不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他哪里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呢?专家们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沉默是最好的道德保守主义。那么多的伦理学专家和德育学专家，没有公开出来评价范老师的，尽管大家在私下里对范老师都有自己的道德理论——专家们自然知道道德不仅仅是私下之事，更是光天化日之事。我在课堂上也对范老师有我的说法，我却没有在我的文章中公开评价范老师，我也没有在网络上公开评价范老师，我很希望有范老师这样一个“人”做我的朋友，我把他作为和我一样的人、一样的同行来尊敬。以我的看法，范老师成为一个使学者无法“下手”，或者说无法“置喙”的道德人物。学者们并不是没有看法，他们，或者说“我们”，都是谨小慎微的人儿，“我们”惧怕的是道德本身，更惧怕的是民众和社会对“我们”道德观的批评——这个批评可不是“我们”的学生对老师的委婉的批评，而是毫无情面的批评，甚至是人身攻击，更甚者，是政府对“我们”言论的批评。

德育的遭遇

德育往往受到许多批评，批评德育的人却未必知道德育受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的幽灵气质。也许正因为道德和德育本身都是一个吊诡领域，又使得道德学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是非问题面前，采取了保守主义的立场——保守主义

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

十年前，我刚念博士，我的专业是教育学原理，方向是德育学或叫德育原理。寒假和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一起吃饭，其中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学生)问我博士研究什么方向，当他听说我研究“德育”的时候，脱口而出：“德育也有博士啊?”他把这句话就着一口菜吞到肚子里去了，没有再说下去，饭桌上的其他几位朋友都不再和我“研究德育”，只“研究饭菜”了。我知道，实际上，他们还有更迷惑或者难听的话要说，对着我这个老师，他的道德意识——对老师的尊重——使他不能或者不敢再说下去。还有一种可能，他不懂得“德育”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所想象的“德育”是另外一个意思。人家总认为“德育”非常难研究，或者认为，“德育”不属于“正经的学术”，而是某种政治玩意儿。前一段时间和一位同事的老乡，也是几位大学教授，在一起吃饭，我又遭遇到这样的“尴尬”。初次见面，相互除了请教“尊姓大名”以外，也要请教“研究什么”，他们一听说我是研究“德育”的，总有一种异样的诧异；实际上，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外学院给我上课的一位教授(也是博士研究生导师)，听说我们是“德育”博士生时，居然惊诧得花容失色；即使教育理论专家，也觉得“德育”是一个相当难伺候的领域：“迄今为止，我一直想‘搞德育却又不敢‘搞德育。”

现在，我的一些大学生“老同年”偶尔还会拿我的专业开玩笑，说，“毕教授是专门给人洗脑的”。德育等于洗脑?我倒是从来没有这么研究过德育，也从来没有想到把德育抬举到这么高的地位；其实，我的教育学同事也多不懂得“德育”。要么觉得德育太高深了，要么觉得德育古怪，要么觉得德育玄奥，要么觉得德育严肃。似乎“德育”领域以外的人根本就不会把德育看成一门生动的、活泼的、灿烂的、亲切的、深刻的学问，更不知道德育和整个人类文明相表里。一般的人不能理解“德育所涉及的是人的灵魂、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鲁洁语)的含义；中小学老师在我们学院念教育硕士，我给他们上德育学课程，他们说“第一次接触德育课，简直不可思议，德育居然是这样的!中小学德育不是这样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德育和伦理学有什么关系，德育和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有什么关系，也许是第一次听说“伦理学”这样的学科。他们很难把“德育”和当下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大的文明转型——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提起学校德育往往就是对学生和老师的某种意义的管束，学校德育到头来往往是把德性给阉割了，至少是把德性缩小了。本来德性是人类博大精深的文化，本来就应该用这样的文化来养育学生的德性，但在学校德育之中，只是用一些‘守则‘规则之类的‘yes‘no来塑造学生，使德育变成一个否定过程：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如：‘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说谎话，不随地吐痰，不欺弱小，不喝酒，不随地吐痰，不骂人，不打架……”。

德育确实有几个层次，大学教育理论界的德育老师所伺候的德育，以理论为研究，更多的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说话。教育学领域“德育”的国家学会全称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理)论专业委员会”；中小学德育是以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为实践的，更多的是在形而下的意义上说话。如中学“德育处”几乎成为一个“处理问题”的机构，学生上课捣乱会被科任教师送到“德育处”去处理，学生和老师闹出矛盾也由“德育处”处理。难怪“德育”在中小学成为一个“问题”。

德育与道德精神

在这个网络民主时代，网络言论以“民间社会正义”身份，对社会事件说话。那种说话多是热情仗义立场，会使人想到“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那样的古道侠义心肠，也会感到积淀在民间的燕赵慷慨悲歌精神，似乎荆轲重生，聂政再世，这种极其宝贵的仁义高风，代表的是民间的道德精神。仔细分析一下，古代侠义之士多是“酬恩知遇”和“士为知己者死”的动机使然，被后世史家赞为“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当代网络义士，不为名，不为利，乃社会正义使然，使人感动，使人肃然起敬，使人感到社会正义的激昂。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代网络义士的说话，往往缺乏某种哲学的理性立场。譬如，网友对范美忠老师的行为以“骂”为说，这就丧失了正义。另外，网友对事件说话，多是一哄而上，像一阵旋风旋过来，势头很快就过去，又把兴趣旋到另外的事件上去了，当时无论多么严重的事情，过不了多久，就被网友们忘记了。这种“打游击”式的正义，为网友们挣得一个恶名：“网络暴民”。

道德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我们的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吊诡：以独裁的民主压制民主的独裁，和以民主的独裁压制独裁的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往往不许“反动派”说话，“反动派”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那就是独裁的民主压制民主的独裁。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的思维仍然是这样。最近文艺界有人揭露出“文化大革命”中某些知识分子被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告密的事实。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不应该揭露这样的事实，因为怕被后人把那些知识分子说成“没有好人”“没一个是干净的”。后人为什么没有权力知道那段历史?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现形”?今天，某些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如国家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往往以自己的地位来为自己的某种利益发表在大众看来是“荒谬”的言论。一些民众不希望媒体把他们的言论发表出来，更不希望媒体叫他们出来说话，这就是以民主的独裁压制独裁的民主。因为民主社会是人人都能够说话的社会，即使他的言论是错误的、荒谬的，也不能剥夺他说话的权力。这就是民主时代的道德精神。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天与人之间的使者，是代天立言的人，什么时候能够正视自己的灵魂?当我们把社会的不道德归为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在社会不道德中的责任?一个不反思自己灵魂的民族，一个害怕自己灵魂的知识分子，还配讲道德吗?还能够教育人吗?人类在自己的罪恶面前不会倒下，面对过去的罪恶、当下的罪恶和未来的罪恶，我们的灵魂应该更加坚强，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处于伤心之中，但我们永远不能伤了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