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晋诗人左思把咏史诗从叙事体转变为抒情体，将述史和咏怀融合，拓宽了咏史诗的渠道。此外左思又继承了建安诗人的“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优秀传统，猛烈抨击了腐朽的社会，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理想。

关键词：咏史 咏怀 建安风骨

一

最早以咏史诗命名的当推东汉班固的五言《咏史》。钟嵘在《诗品·总论》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1]班固的这首《咏史》几乎用的是史事的叙事手法，我们很难窥视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和感情。因此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无法与左思《咏史》相比，但不难看出后者对前者的承袭。清人何焯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太冲多自虑胸臆，乃又其变。”[2]从咏史诗的发展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为正体，以“自抒胸臆”为变体。前人的咏史诗虽有咏怀成分，但偏重于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把历史现象、经验与个人的现实遭遇、情感体验如此成功的结合在一起，始自左思。刘熙载《艺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3]所谓“论体”，重在议论。惟有采用议论方式，才能坦率咏怀。诗人把议论融于形象，使作品富于感情。不管是回顾过去，还是面对现实或驰想未来，一切理想和雄图的表述，都紧紧地扣合着激发人们想象的具体事物。每首诗中，诗人的自我都得到了升华。

张玉谷所言：“（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以史实证之。或先述史实，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与史实暗合。或止述史实，与己意默寓。”[4]诗人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从容调度，纯熟而自然地直抒胸臆，名咏史，实咏怀。如《咏史》第一首，直抒胸臆，把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与慷慨抒写无遗。第二首“郁郁涧底松”里，一边是赫赫洋洋的金日磾和张汤，一边是年老官微的冯唐。对比了他们的悬殊地位，这样“蹑高位”和“沉下僚”的具体事例有了，“由来非一朝”的铁证也昭然若揭。在《咏史》第三、五、六三首中，左思歌颂了段干木、鲁仲连、许由、荆轲、高渐离等高节之士的情操。鲁仲连建有功业，诗人景仰；许由不慕功名，自甘退隐，作者追慕；荆轲、高渐离傲岸世俗更为太冲赞赏。第四首诗中，作者表示愿以扬雄为准的，著论辞赋，希以“立言”求“不朽”。第七、八首中，诗人“直举胸情”，诉尽寒士的悲辛。

由此可见，左思所关注的不只是事件所蕴含的得失意义及道德评价，而是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通过历史上的人、事来抒发，这样的咏史诗往往有所寄托，他把历史人物作类的归纳以探讨寒士的命运与出路，从中获取的不是某件事的具体教训，而是抉择生活道路的启示。这使他的《咏史》超出事件的限制而真正具有“史”的意味。

二

左思是西晋杰出的文学家。他是当时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的不良风尚中重振建安风骨的唯一诗人。钟嵘评其诗“出于公干”，[5]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说“又协左思风力”[6]，“风力”与“风骨”相近。可见钟嵘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建安风骨之意。钟嵘还说他的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7]，也批评他“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8]。这固然是囿于齐梁时尚，但我们从中可知钟氏所谓“左思风力”并非指其诗的文采，而主要就其内容而言。很显然，左思不像以前的咏史诗人那样，只在客观铺叙史事中略见自己的意旨，而是能慷慨地以古人自喻，做到了咏史而己之情性俱见。他的咏史诗具有强烈的抒发性。再加之他恰当而变化多端地以史实作为抒怀的素材，这就使他奔放热烈的感情能多角度地自由迸发。故他的咏史诗典而怨，精而切，得讽喻之致。其建安遗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在咏叹古人古事中抒发了自己慷慨敷昂、高洁不凡的功业理想

咏史第一首，叙写自己早年的文才武略、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铅刀虽钝，犹贵一割，为国捐躯，何等慷慨。一“眄”一“盼”，一“澄”一“定”，表现了他为国立功的勃勃雄心。“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与渴求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建安诗人曹子建何等相似。

（二）无情的批判了黑暗的现实

如果说前面抒发的理想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那么咏史其二则是他对当时门阀世族的直接揭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涧底松喻受屈的寒士，山上苗喻依仗门第世代为官的士族。通过比兴，揭露了当时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指出了这种历史悠久的根源。“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观今鉴古，全诗洋溢着强烈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西晋时代，在门阀世族制统治下，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左思着他的身世之感，同时还替古人发了牢骚。如果说曹操的《蒿里行》是用民歌体的形式反映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现实，是“汉末实录”，是“史诗”，那么，左思以咏史诗的形式展现了魏晋门阀制下庶士受压的历史。他在兴寄讽喻中嵌进史材，咏史以咏怀，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建安风骨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左思作品中抒发了高洁不凡的人格理想，鲜明地提出了评价人物的独特标准——尊重“寒士”，追随“隐士”，钦佩“侠士”，倾慕“达士”。

咏史其四，以赋的手法铺写京城的豪贵繁华和扬雄穷居著书的寂寞，表现了对寒士的崇高评价。清人何焯说：“此首言地势既非，立功难觊， 则柔翰固在，潜于篇籍，以章厥身者，乃吾师一也。”[9]指出了左思在“铅刀一割”的理想没有实现之后，力图“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以寂寞寒士自况。左思的确有与扬雄类似的经历。公元272年，他送妹入京而迁居洛阳。当时著名文人陆机听到左思想作《三都赋》就讥笑他说：“此间有绝父欲为此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但左思仍穷居著书，赋成之初，时人看不起，最后左思请有高誉的皇甫谧为之作序延誉，终于使得“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由此可见，左思对历史上的寒士的崇高估价渗透了他个人独特的身世之感，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豪贵士族的蔑视。

咏史其八抒发了作者认清黑暗现实后产生的愤嫉和绝望。他反对苏秦、李斯之辈的暴兴暴亡，主张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虽于反抗黑暗现实是消极的，但与那些虚伪狡诈、逐鹿荣华的人相比，就高洁得多了。左思独善其身的归隐思想是真率自然的感情流露。他能在污浊的现实中坚持独立的人格，正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骨气的真实表现。

综上所述，左思咏史诗能直抒胸臆而不颓废，抒发感情时有《古诗十九首》那样的真率自然，而去其庸俗颓废的糟粕。整组咏史诗达到了历史感、现实感和身世之感的统一，洋溢着向上的情调，托史抒怀，使人感到风力内充，有建安诗人“骨气奇高”、“慷慨悲凉”的风骨。

注释：

[1][5][6][7][8]周振甫：《〈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别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2006年版。

[2][9][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清]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清]张玉谷：《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徐向飞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