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

昊天不吊，著名学者季羡林因病辞世，诚可痛也！季羡老治学的一大特点是，不仅仅将学问当作客观研究的对象，而且视为自己的生命信仰。比如，作为一代东方学宗师，季羡老始终坚持东方文化有其特色和优势，并试图通过向东看来反思和探讨人类文明的未来趋向。

人无往不在文化之中，但不同的个体或族群所处的文化是不同的。不少学者，比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等，常根据地域、族群、历史、内容等，将世界文化（或文明）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季羡老也将世界文化分为四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其中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化，形成了东西文化双峰对峙的世界文化观。

季羡老同时坚信，就像生命有机体一样，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认为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并预言在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必将实现伟大复兴。他借用俗语形象地把未来东西文化盛衰消长的变迁，比喻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坦率地说，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东西文化的二元论模式，并不是季羡老的首创，因为早在近百年前，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等文化名流就已经采用。此外，把文化视为具有生老病死、盛衰存亡等必然规律的生命有机体，则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发明。那么，季羡老上述观点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首先，季羡老表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贞信。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以其绝对优势傲视和支配其他文化，东方文化要么因不胜压力而被西方文化殖民化（被动西化），要么因羡慕西方文化而自我殖民化（主动西化）。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固守自家文化的价值和传统，实乃东方文化复兴的第一要义———没有一点儿自信，何谈光明未来？

其次，季羡老立足于东方文化独特价值的探索。西方文化之所以难孚众望、必然没落，是因为它生了“病”，其“病根”就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东方文化则能诊治其“病”，药方即“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季羡老以中国文化为例，认为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人际和睦与身心和谐，故可以有效化解西方文化带来的征服自然、人际冲突以及身心疲惫等现代文明病。

第三，季羡老主张“西化”与“东化”兼行并进。“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自然不好，东方文化奉行拿来主义，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养分是必要的。但鉴于东方文化自有其独特价值和优势，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对称现状，季羡老明确提出东方文化还要奉行送去主义，亦即要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向世界推介东方文化，把“西化”和“东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东西文化的互补与共荣。

大体而言，季羡老的“东方文化复兴论”，是对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批判，是用东方人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期待并自信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萨义德的东方学有所不同的是，季羡老坚持用东方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概念描述东方文化和人类未来图景，从而避免了把东方文化视为“他者”和“异域”自我殖民现象，从而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季羡老尤其关注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复兴，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代表，批评用“接近病态的媚外心理”来“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季羡老一生坚持用纯正的鲁西北乡音说话，中国文化对他来说是永远的“故乡”和“家园”。这些，同样是季羡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