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挂上了树梢》一文是苏教版选修教材《现代散文选读》的第三专题“是什么让我们感动”即抒情散文专题中的一篇文章。综观全文,萧红是用写实的手法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描写了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对其病态进行了沉痛的揭露:中国的富家小姐、外国绅士太太在舞场的作乐嬉笑与中国烂脚乞丐在街边的呜咽哀号、盲人卖艺时头部的歪曲构成了极不协调的畸形对此。作者愤慨道:“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没有。坏了腿的人,他走不到春天,他有腿也等于无腿。”让读者不由感慨:在日寇铁蹄下的“春意”只能引来叹息。这就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时期,作者萧红那炽热的反帝爱国情绪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同情弱者、悲悯贫苦的感情。那么,作者在本文中表现的仅仅是她强烈的民族意识吗?

萧红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文学道路,萧红的创作没有经历一般小资产阶级女作家大抵要经历的由抒写自我转向反映社会的过程,恰恰相反,萧红经历的是由普遍情感形式转向个性化情感形式的过程。同样,她的人生路也是充满坎坷。童年的生活并不幸福,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这是不是意味着萧红从未有过安定的“家”呢?威廉·布莱克说,时间是一个男人,空间是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性,萧红以她对空间的敏感意识到家乡这个观念。她的第一任未婚夫汪恩甲没有给她一个家。结识萧军后,二人没有固定收入,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最重要的是,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哈尔滨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故此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专集命名为《商市街》,是不是也能表明萧红对这个“家”的重视和眷恋呢。与萧军分手后,经历了一番波折后,在1938年与端木蕻良结婚直至1942年1月在香港逝世。期间也是颠沛流离,“家”无定所。

萧红是无法将家等同于某个特定地方的。对萧红来说家是寄托身心的温暖所在。一直在战乱中流离四方的萧红渴望安宁并努力营造一个家,但是,家只能是她永远的憧憬和追求。显然,她不认为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的那个男性故乡可以涵盖自己的故乡。相反,在对“家”的理解和认知上,萧红更多表现的是一种个体意识,在萧红的作品里大多表现对童年故乡的回忆,比如她的《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

由于日寇的侵略,“家”对于萧红来讲更成为一种奢侈的概念。离乱一次次击碎了萧红一生为之期盼的关于家的梦想,因而家于她有着巨大的魅力,无家的思绪时时困扰着萧红,使她长久地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而且无家的阴影郁积在萧红心头,在她内心形成了难以言说的无家情结。可以说由故乡情结出发而抵达的家园意识是萧红由于现实种种不尽人意而寻求的精神寄托,她的忆旧与怀乡共生,家园意识与寻找精神家园共存,这些又都是通过作品忆旧这根艺术主轴而展开的。在这最令人心动的家园意识中浸润着萧红的怀乡血泪,这无声血泪呈现着她生命的苦难和光辉,使她的作品所跃动的生命光华动人而灿烂,表现出了对精神家园的深情呼唤。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体会到萧红对故乡的热爱和关注,这是一个游子对自己生命和文化之根的追寻,而这份追寻本身充满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

法国作家乌纳穆诺曾说,当生命的寒冬即将到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发觉那转变成为记忆的春天的甜蜜如昔,而往昔的记忆终将萌芽再现为新的希望,而这些希望是从来不曾实现过的。也因为它们从来不曾实现,所以,才能保有它们的纯朴与纯净。家对于萧红而言,就是那不曾实现的梦,便是呼兰河遥远的记忆。

再来看看萧红在作品里写的一句话,“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作者是不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

徐君善,江苏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