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灰心丧气乃至绝望的莫过于加缪所说:“在自己满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1]这种感觉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滋生在希望的土壤中,是一种扑灭了所有希望的绝望,而这种绝望之更甚在于曾经把它与希望相提并论。尽管萨特一再标榜“自由选择”,倡导积极“介入”;尽管他曾公开发表演讲为自己辩解,然而萨特的确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是经历了一个绝望——希望——绝望的过程。其存在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为悲观绝望寻找生存形式与借口的哲学,萨特的戏剧很好地演绎了那种植根于绝望的希望与颠覆了希望的绝望的交织。

一.既存在的绝望:上帝死了、极限境遇、他人就是地狱。

“上帝死了!”是对那个时代和世界的简单概括。

20世纪上半叶,德国大肆推行法西斯,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德国的邻国与敌手,法国在这两次劫难中首当其冲。战后,死亡、创伤、痛苦与绝望紧紧笼罩着法国。与此同时,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使痛苦不堪的法国民族陷入了绝境。理性世界崩溃而新的价值尚未确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淹没了20世纪的西方社会,这就是萨特眼前的世界。“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2]这样,绝望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其戏剧里,萨特描绘出了种种阴森、抑郁甚至荒诞恐怖的气氛格调:《苍蝇》里到处是可恶的苍蝇,浑噩的国度里居住的是浑噩的臣民;《禁闭》里则是地狱,是一间既不能逃也不能破的屋子,里面充斥的是满含绝望而又无休无止的斗争;《死无葬身之地》再现的是一群游击队员逐个被拷打直至被杀的场面;《魔鬼与上帝》里更加滑稽,作为魔鬼的格茨突然醒悟想做善事,然而却行不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帝并不存在”……在现实中看不到亮色的萨特便在戏剧里塑造了一个个阴郁的世界。

“极限境遇”是萨特戏剧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剧中人物都处于一种极端的、没有选择的境遇里:额瑞斯忒斯想要为父报仇就必须弑母;加尔散三人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集体,他们不愿却又不能不在一起,直视他人和自己的丑恶;雨果与格茨苦闷、彷徨,想找一条出路却不能。残酷而严肃的环境、阴郁而冷酷的氛围,这种极限的境遇无不透露着绝望的情绪。

关于人与人、人与己的关系问题,萨特的悲观论断更是众所周知:他人就是地狱。它包含多层意思,其精髓是: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己的关系,他人或自己就是地狱。然而何谓“正确”呢?又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呢?事实证明,关系往往是不正确的,这在《禁闭》中体现得很充分:加尔散、伊内丝、艾丝黛尔生前都未能正确处理己与他的关系,同性恋者伊内丝只顾自己的感受,因此而害死表哥、表嫂;艾丝黛尔只顾自己的淫欲,摔死女儿气死情人;胆小鬼加尔散疯狂地折磨妻子。进地狱后他们并未改变,这种相互链接而又相互对立的关系更加集中:伊内丝只在乎同性的艾丝黛尔,鄙视追求她的异性加尔散,肉欲者艾丝黛尔的眼里只有唯一的男性加尔散,而偏偏加尔散只想向伊内丝证明自己,一人是另一人的地狱,而另一人又是第三者的地狱,他们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鉴于此种种复杂关系,加尔散终于道出了那句话:“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人不能没有他人作为认识自我的镜子,但作为镜子的他人却以其眼睛吞噬着自我,每个人都极力想“忘掉别人的存在”,寻求困境中的解脱,然而谁也无法规避他人的“注视”。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没有“注视”的黑夜,只有相互“盯着”的可悲的光芒。因而,有他人的存在,就有自我主体失落的危险,他人就是埋藏和禁闭自我的地狱。这就是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谁能否认其内在的悲观与绝望呢!

二.希望的可能性:自由选择、行动与承担责任。

可是,“人总得有条出路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A·C丹图也说:“哲学家必须为全部存在找到一种解释,同时,他们的理论责任也即是将这种解释放到某个可以为人们接收的,极端严密的本体论上”[3]。面对绝望的存在,一开始萨特并未放弃,他用自由选择、承担责任等手段来与之抗争,试图托起希望来。正如所说:“一旦他(存在主义英雄)认识到自己的境况,便会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4]于是,萨特提出了自由本体论,“除了自由,我们别无本质;除了自由,我们什么都不是,自由在人之初便附着在我们的本性之上”。[5]他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主体,主体的自由是绝对性、个体性和无条件性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在此基础上,他还呼吁自由的人们以行动来积极介入,承担责任,以此来寻找一种存在的理由与意义。他剧中许多人物都担负起了他这一良好的初衷。

俄瑞斯忒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我就是我的自由”,“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之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就连众神之父朱庇特也深深意识到“自由”二字:“使众神和众国王痛苦的秘密,这就是:人是自由的”;弗朗索瓦曾大声呼吁自我:“我不要听这个,这是他们的声音”。格茨也坚决地说:“我是我自己造就的自己。”

同时,他们也采取了行动,积极介入。面对国难家仇,俄瑞斯忒斯勇敢地作出了违抗神意的选择,最终杀死了仇人和狼狈为奸的母亲;妓女丽瑟也以实际行动来同情黑人,反抗白人的粗暴统治;雨果与格茨艰苦的努力与付出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萨特的世界里,责任是人的自由存在和自由选择的必然结果。他说:“人被判定为是自由的存在,他肩负着整个世界,他对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世界和对他自身都负有责任”。[6]俄瑞斯忒斯王子曾经彷徨、犹豫,正是他肩上的责任促使他坚强地存在下去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伊内丝、加尔散、艾丝黛尔不也是承担了责任吗?丽瑟、雨果与格茨同样如此,面对自己的选择,他们都承担了责任,并为这种责任而奋斗坚持。

于失望中寻找希望,于痛苦中寻求超越,于彷徨中寻求行动的引导和精神的寄托,萨特是在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寻求一种存在的理由,也许,萨特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一种暂时能抚慰他的说法。

三.被颠覆后的绝望:境况中的自由、选择后的痛苦。

然而,萨特又是不幸的,他暂时的抚慰剂并未能真正安抚他,一如格茨最终的悔悟:“我要对你揭穿一个弥天大谎:上帝并不存在”。寻找上帝支持的他终于明白“寂静无声就是上帝,虚无空幻就是上帝。人类的孤独导致了上帝的产生”。这种醒悟是痛苦的,因为正是萨特本人推翻了他原先良好的假设。

萨特提出自由本体论,认为自由是绝对的、个人的和无条件的,然而事实让他了解到“境况中的自由”,使他意识到“我不再是境况的主人”。[7]先前的绝对自由不见了,“只有境况中才有自由,只有通过自由才有境况。”[8]

所谓自由,是受主客观条件限制的自由;所谓的自由选择,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丽瑟善良勇敢,有着美好而公平的愿望,但是她却不能如愿自由地帮助黑人,就像他被议员威逼利诱地做了假供;雨果本身洁身自好,追求着一种理想,但他却被逼着去杀贺德雷;卡诺里掐死小弟弟弗朗索瓦更不是一种自由;若讲自由的话,格茨会试着去做一个忠实于上帝的信徒,但是境况中的现实却使他重新拿起了杀人武器。一句话,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绝对自由选择,正如卢卡奇对萨特的批评,“萨特关于自由概念的假设,夺去了自由本身的全部意义”。

更令人痛苦的是那种不自由的、模糊性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一般地说,选择的概念,常常给人带来极度痛苦的选择,总是萨特文学的活的主题”。[9]选择境况中的俄瑞斯忒斯痛苦地抗议:“我肩负的命运对于青少年的我过于沉重,把我的青春都毁了”;雨果最后才醒悟:“这是件荒唐事,像所有舞台背景一样。你要是远看的话,它还勉强站得住脚,可是走近一看,就全完蛋了”。至此,萨特担负希望的可能性被粉碎了,代之以绝望。

“恐怕再难找到一个比萨特更为极端的虚无主义哲学家了。”[10]他的虚无因为他的绝望,而他的这种绝望因为经过反抗绝望——追求希望——陷于绝望的过程而显得更甚,通过他的戏剧,萨特很好地阐释了这种悲观存在,溢满了绝望的色彩。

参考文献:

[1]《鼠疫》加缪,译林出版社1999年。

[3][4][9][10]《萨特研究》(美)A·C·丹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5][6][7][8][9]《存在与虚无》萨特,三联书店2007年。

田金莲,女,黄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