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高

当清官反腐等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惩治腐败时，制度反腐便成了人类文明由人治反腐到法治反腐的必然选择。

数千年来，世界各国先贤仁人与腐败犯罪的斗争，大体遵循两条路线，一是通过道德建设，在道德自律上下工夫，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主体的道德良知上，可称之为伦理型反腐或人治型反腐；另一种路线则求助于法律制度，在权力制约和制度控制上下工夫，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的压力上，可称之为法理型反腐或法治型反腐。

两条路径互相交叉，各有侧重，衍生了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三权分立反腐四种主要方式。这四种方式各有特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体现了独特的存在价值，产生了积极的效应。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些反腐方式因其先天的残疾或后天的跛足，都没有达到铲除腐败的土壤、遏制腐败蔓延的目的。

清官反腐犹如“水中捞月”

清官反腐是人们最熟悉的反腐方式。但是，仔细查看史书，就不难发现：清官实在太少。据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张岱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类”中统计，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最多不过40位。

物以稀为贵。怎能指望一个或几个清官去改变朝野上下贪赃枉法、任意横行的现象?怎能指望一个或几个清官去挽回一个深陷贪污腐化之中王朝的没落与衰亡?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历史上的清官，就可清楚地看出，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的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