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玲　董　彦　何　晶　乔振棋

历史学家王曾瑜有言：“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只是‘腐败两字。”清朝康熙皇帝对贪官污吏一向痛心疾首，唯对索额图和明珠网開一面，因为要“用其所长”。乾隆皇帝惩贪杀了大批高官，却对最大的贪官和珅百般庇护，论及古代的贪官每每多于清官一事，有“廉吏十一，贪吏十九”的说法，正因此，反贪之路，从百姓到帝王，从来走得艰难又谨慎。因其难，反贫者更令人心生敬意。岳飞对皇帝面奏：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包拯传》载有其治家训典：“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回顾建国60周年历程，贪官不曾断，清官不曾断，腐败不曾停，反腐败亦不曾停。在香港，时时有人被请去廉政公署“喝咖啡”，杯杯咖啡中，蕴含了贪与治贫的较量。在内地，让贪官痛恨但百姓深爱的制度是“双规”，“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给予百姓太多痛快淋漓的答案和新的期待。

贪者心存侥幸，期望一次次获利并逃脱，治贪者想方设法，布下天网时刻守卫，这是两者间万变不离其宗的生物链条。再或者，我们将其回归至最简单意义的抽象，贪者犹如被罚独自留在课堂的学生，而治贪者，是引领却也在监督他的老师。孩童时，怕波留堂，壮年时，怕被“双规”，只是意义中，猛然少了份真纯，多了些不齿。曾经被罚的学生，检讨内容何其单纯甚至可爱，而被迫“留堂”思考的贫者与准贫者们，却又是怎样一个纯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