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达兑

又是九月一日，但是这次我的角色变了。

六月底毕业，七月决定做教师，放弃一份比它高二三倍薪水的工作。这次是完全的新的冒险。第一节课关系到学生对我的态度、我的信心、往后的热情。这也是个尝试，是否我的后半生会愿以此为生。

第一次到此地是六月中，我试讲曹禺的《雷雨》。那日，下着微蒙的雨。雷倒是在山区打得令人惊心动魄。我自嘲说这倒是很合时衬景呢。空阔的教室内，我开讲前，先把旁涉的背景讲清，讲起晚清的戏剧改良、日本明治维新、春柳社、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如何影响曹禺。座下的评委是退休教师，对我慢条斯理地讲《雷雨》，似乎觉得有点不妥，便询问我阅读时的感受。某老师认为我讲得不够激情。

我说我不会把自己的一套灌输给学生，我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去判断。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垃圾在知识的面目下，许以狂妄者话语的权力。我是个怀疑主义者，我怀疑许多话语，包括我使用的话语。我认为我们的知识体系如今出现的裂缝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要深，我不会任自己堕入其中。因而，我也会教导我的学生，让他们自己选择，是愿意在悬崖边思考，彷徨于无地，还是愿意纵身跳入这个虚空中去，接受一切，变成如我们许多“朋辈”，不是无知，便是无耻。我对那位老师说，我会告诉学生，A学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B学者如何分析它，我是如何看待的，至于哪些是完全对的，只有留待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我认为好的老师应该是指明一个方向的人，如同在黑暗中为你指引的火炬。至于持炬者的面目，它的重要性在其它方面。

第一节课如期来临。大二的同学们，看到一个与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学生模样的人站在讲台上，似乎因过于诧异而低声惊呼。我说，我与你们看来差不多，也就大你们六七岁而已。因而，上课我是老师，下课我们可以是朋友。一时间响起笑声和掌声。

开课之前，自我介绍前，我打开PPT，开讲陈寅恪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观堂死时，陈先生痛悼之为“文化神州丧一身”，王力先生又有挽诗曰：“海内大师谁称首？海宁王公驰名久。”我想我们的学术不是在今天就断裂的，也不是一日而至此学界唯有种种政治与丑闻，它早在晚清民国之际便毁于文化专制。我要学生去中大寻根，寻找那种精神的象征，寻找陈先生那座被废弃的故居。我不敢奢望这些对他们有多少用处，他们能否懂得，也不敢奢谈我们这一代应如何重建传统。或许有时传统也不过是一种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想象，而重建不过是如同拼贴碎片。我说姑且听着吧，若是对汝等有益，那是你我之幸。若是反之，那么，我也不强求，我不会把它当作责任强要你们承担。一切皆有缘法。

我说在这一学期，我将讲及当代文学里的十七年宏大叙事，十年文革的话语，以及一旦解除压抑后的文学乱像。我们看到前二十七年里，唯有集体，没有个人。对照今天我一再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生产、消费、再生产？文学作为民族心灵的秘史，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年来，文化暴政带给我们民族的心灵创伤？你们被要求成为独立的思想者，这会挑战你们的思维常规，或者信仰。这或许对你们有好处，要问一下，什么才是你的。反过来说，所有的教育都是非人的。而且我今天告诉你们的这些也并非真理。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途中，都难免曲折地走入弯路。但是，至少独立而怀疑地对待问题，向着真理不断靠近。重要的是这种过程。

这一次的课，让我想起与导师老林的一次深谈。那时，我还未是他的学生。那年，我旁听他的课。在某次课后，我把刚杀青的一篇小说和一些诗的打印稿拿给他。不久，他邀我去谈话。不记得细节谈了些什么，唯记得告别前，他给我背了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无感伤地说：“我不敢以展望中国学术的前程，用来鼓舞你们年轻的一辈，但是如果自己觉得那种生活有意思，那一定有某种我们现在所不清楚的理由在冥冥中推动着。”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由于过于投入的缘故，下课时，一身粉笔灰，汗湿透背，嗓子都哑了。但是，我心情欢快地走出教室。我早已对许多东西处变不惊了。我没料到，我原来会因而有自豪感，像投身入浩瀚无际的希望与幸福之海。

也许我真有表达的欲望，只因我不愿言语太久。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