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应运而生：有意区隔的消费文化价值观。过分注重于外表的装饰、过于炫耀自己的财富，从而扩大文化层面上的不平等。文章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借助场域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探讨了超越这种消费文化不平等的可能性，即风险社会的来临，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促使其倡导合理、科学、务实的消费文化，从而可能跨越了不平等。

[关键词] 区隔；炫耀；不平等；消费文化

[作者简介]黄建宏（１９８３—），男，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５３）

一、消费文化再生产着阶层认同并制造不平等

消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正引领一群学术精英。凡勃伦于１８９９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已经拉开了对消费社会属性的研究，书中着重阐述了炫耀性消费，“即通过消费让他人明了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力和身份(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使消费者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的消费行为。消费在此的意义已不是单纯的个人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对消费品的耗费，它包括了个人为获得社会认可所进行的非生产性支付。”[１]（Ｐ３９－４２)这说明消费与权力、身份、地位三因素相联系，而它们又是阶层或阶级的表征。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炫耀性消费已贴上了意识，为消费成为阶层或阶级刻意再生产的条件埋下了伏笔，消费渐渐地与等级属性搭上了关系。

齐奥尔格·西美尔（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在其《时尚哲学》中也提到消费的等级问题，阐述了时尚消费既使人们对本圈子人员的认同，又使本群体与他群体相互区别开来。“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别开来。”[２]（Ｐ２４４－２５５)如此一来，时尚的消费同样赋予了等级对立的性质。与众不同的是，消费的等级似乎是可以超越的，因为“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可这里存在着假设——较低阶层有能力去模仿。然而，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似乎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现代社会里，较低阶层不可能去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尚失去了“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界限不断的打破”而保留着“阶层的等级对立与区隔”，因为“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时尚的追求开始从感性的文化欣赏转向理性的金钱践踏。即早期的时尚模仿，如言谈举止、行为规范、外表装饰等都不需要金钱的介入，而现代社会是工具理性的滋生地，各种时尚追求都被染上了货币的烙印，如上层阶层通过追求品牌（高价格）、高雅（高消费环境）、高档次等形式来建立阶层认同，使得时尚的追求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为此作了佐证，以中国２００６年统计为例，城乡居民收入之比２００６年扩大为３．２７∶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２００６年达到６．２１∶１；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２００６年上升为４∶１，等等。显然，较低收入者不会也根本不可能去追求靠金钱维持的时尚。所以，金钱统治的时代，收入两极化的现实，消费文化的等级属性将会越来越明显，同样地，跨越这种不平等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二、场域理论为超越消费文化不平等提供理论视角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深入研究了消费、文化与阶层的关系，并在研究中为超越消费文化不平等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视角。其在《区隔》中指出，较高阶层过着奢侈、休闲式的生活，并且为保护自身所拥有的地位而表现得与众不同，通过自身所具备的资本，不管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而享受着对自由的选择，即对风格、审美、形式的追求，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总是足够以使他们标新立异。由此，阶层对立产生，上层阶层的自由选择表现为品种的多样性，消费的昂贵或奢侈，相反地，下层阶层却只能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必然选择。然而，布尔迪厄同时指出，对立的形式只能在场域中发酵，即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情景条件下产生。当阶层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场域比较稳定时，且区隔式的品味生活被误识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获得合法性的认可），消费文化的不平等才会逐步扩大。这可以从习性的观点中获得解释，习性是指人的惯习，是一种精神或认知结构，是人的性情倾向趋势。可习性依赖于场域或社会情境的稳定性。当场域稳定时，习性就会发挥同样的倾向作用，不同阶层将循环原有的生活方式而再生产着不平等；当场域不稳定时，即情境发生了改变而与原来大相径庭，生活习性将会发生让位现象，习性影响大大减弱，人的行动会获得一种有意识的重新思考、重新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上层人物制造消费文化不平等的场域或社会环境被打破时，他们就会反思其多样的、浮夸的、重形式和表面的生活方式，并放弃这种习性行动，而转向更加合理的、实际的、必需的消费方式。

三、“风险社会”的来临为超越消费文化不平等提供可能

按照贝克的说法，２１世纪的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其到来已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人们的文化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风险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她认为用“风险文化”来描述当代社会的风险现象更为恰当。换句话说，“风险社会”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在于“风险文化”或“风险意识”，其作用在于提醒人们关注生态威胁。[３]（Ｐ５５)那么，对于消费而言，“风险社会”到来的意义在于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文化或消费观念，即“风险社会”已构成影响消费文化的一个情境，其将促使消费场域的重新调整。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消费文化不平等与风险存在着相关性，特别与生态或环境风险的关系显而易见。因上层阶层的消费讲究新颖、独特，使原先的产品寿命缩短，导致大量的能源消费和废弃物的增加，而重表面与形式的消费更是引起“商品外观的美感分量和符号象征价值的增加，从而导致包装过度与广告成本飙升，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４]（Ｐ２９８－２９９)现实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如大款摆阔斗富、挥金如土、“形象工程”、消费攀比等所导致的资源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的不平等观念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问题。然而，风险问题的潜在性反过来塑造人的风险意识并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以环境问题或风险为例，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消费产生了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即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给社会、个体带来了意识的觉醒。倘若从消费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或风险带来了对过度或虚荣的消费进行反思，从而呼唤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我们可以通过非典透视消费文化与风险社会的内在关系。非典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对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意向的最新调查显示，非典疫情已促使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呈现三大变化。（１）７９．１％的居民将增加购买卫生用品的开支，另有３４．６６％居民将增加购买消毒用家电。（２）居民更加注重饮食结构的调整，调查中，７３．３５％的居民表示将增加水果、蔬菜、饮料等特别是绿色食品的消费。（３）居民的健身意识得到提高，全国平均有２４．５％的居民将增加在文体用品方面的开支，而在前期疫情较为严重的广州和华北的北京、天津、呼和浩特、石家庄和太原，这一比例平均达到４６．５３％，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２２．０３个百分点。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人们的消费观更加倾向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消费；其次，饮食开始转向水果、蔬菜、饮料等低档次的绿色消费；最后，人们的消费观念再发生改变并且向一致性方面靠拢。换句话说，非典使人们的消费转向健康必需品，而不再是虚荣的消费，低层人物的必然选择品种——原始绿色的生活原料，现在却受到较高层次者的青睐，从而无形中缩小了刻意的消费差别，并找到了超越的出路。

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在“风险社会”里环境与文化形影不离。“环境问题与文化已经融为一体，自然和文化的清晰界限消失了。今天当我们谈论自然时，也就是在谈论文化。而当我们谈论文化时，也就谈论自然。这种界限的消失，不仅是因为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工业性，而且因为偶然性使人类、动物和植物等等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当我们在考虑诸如黑洞、污染等等人类活动带来的共同风险时，它同等地威胁所有的人，它的扩散超越人类精心设立的各种社会边界：阶级、民族等等。”[５]（Ｐ８－９)因此，“风险社会”的到来，尤其是由环境问题所造成的风险，跨越了人类不平等的消费观念。当人类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时，不得不与他人团结一起共同面对挑战。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为对人类自身消费行为进行反思并进行抉择：即借助于风险危机来宣扬一种合理的、科学的、卫生健康的消费观念，而非浮夸浪费、刻意区隔的消费文化。

[参考文献]

[１]澎华民．炫耀消费探析，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９９，(１)．[２]罗刚，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３]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４]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５]李培林，覃方明．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眼Ｍ?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责任编辑：卢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