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隆文 杨少辉 陈星宇

摘 要: 在2007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总理引用了管子的“召远在修近,避祸在除怨”,表明了中国愿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管子的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折射出了中国外交文化理念的传承性。“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始终融入到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活动中,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的外交空间。如今,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这种外交理念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协和万邦;外交文化;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 F235.92

1 从文化传统来理解“协和万邦”外交文化理念的内涵

与西方文化突破方式不同的是,中华文化突破的方式不是哲学,而是“谋略”。谋略就是一种运思,它既不同于纯粹理性思维的推导,不同于科学思维的逻辑实证,不同于艺术思维的感悟体会,也不同于宗教思维的神圣超越,而是自始自终以“利害关系”的推导为基本原则。简单说,它就是一种“利害思维”。这种利害思维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庸之道”有很深的渊源。中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说天道即中道,之所以说中,是因为天道运行有其精准守信的品性;另一层意思是说,人应当准确如实地、恰如其分地运行天道,而严格遵循天道,就是奉行中道。这两层意思都可以用“无过与无不及”之中来表述。这里所谓的“过与不及”是相对于一个标准来说,这个标准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生化的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有定准的,不是随意改变的,因此称其为“中”。以“中”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能够避免过激的行为,实现不偏不倚的状态,即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既然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避免事态朝极端的方向发展,就要权衡利弊,防止利益的天平倒向极“左”或极“右”的一端,造成天平的失衡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失“和谐”。因此,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特别讲求和,即讲求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或差异性时达到一种让步与调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无原则的和,同流合污)。”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和”意味着和生、和处、和达与和爱,以及在和解中融合。“和生”就是和谐地存在,“和处”就是和平交往,“和达”就是共同繁荣进步,“和爱”就是互相帮助与关心。于人如此,于国亦然。“协和万邦”就是中国人求“和”的文化传统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清晰体现,即追求国家间一种“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谐合作”的理想状态。“协和万邦”从思维性质上看,不是单纯的认知,主要是一种价值的推导。这种价值推导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事实描述,其实是一种虚拟的事态(平等、互利),不是简单的事实,而是饱含着价值的目标。这种目标与自己的利益攸关,不是纯粹的客观陈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协和万邦”是一种价值上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宇宙观。

2 “协和万邦”外交文化理念贯穿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始终

外交是带民族性的国家行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中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这种文化传统的吸引力要远远超出某种意识形态。因为,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带有某种国别的狭隘性和功利性,那么文化传统则具有经典的价值,起码有相对的人类普遍性与持久性。因此,中国的外交是有本民族的特色的,这种特色只能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去找,而不能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来说更是这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工作有喜有忧,有起有落,经历了充满困难和成就的半个多世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急需扩展我国的外交空间和国际生存能力。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以及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抗,导致我国在国际空间的生存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我国越过意识形态的障碍,相继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外交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我国在结合当时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以及自身外交处境的条件下,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明智选择,是“协和万邦”外交理念的时代延伸,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深邃的智慧。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和广大的亚非拉美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甚至和有些西方国家在美苏对峙的早期建立了外交关系。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虽然我国和大多第三世界国家虽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但在国际事物上相互支持,求同存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我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被这些穷朋友抬进联合国的。”在美苏对抗时期,我国的外交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从开始实行“一边倒”政策到七十年代与西方国家开始主动的接触,再到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给我国的外交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可以说我国是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生存。但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于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美国在两极争霸中处于守势,中美两国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开始走向双边的接触与合作。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与各国开展各方面的合作,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世界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好处。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威胁论”弥漫于国际社会,但我国仍然顶住压力,一方面从舆论上驳斥“中国威胁论”,相继提出了中国要“和平发展”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明确表明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荣共存的愿望,即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别国。另一方面,与周边国家的一些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或缓和。我国与俄罗斯的边界问题已得到全部解决;在南海问题上,和有关利益方达成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原则。这些问题的解决体现了中国高超的外交谋略,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3 “协和万邦”外交文化理念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从根本上说,既不靠军事征服,也不靠经济收买,而是以道德吸引力去诱导,吸引外国,即所谓“以文教化”。换言之,中国和平的文化传统不限于中国人,它还将通过文化的共享国际制度去化天下人。因此,我们需要把我国的外交理念向全世界宣扬,让世人知道“与人和”的观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江泽民同志曾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在矛盾中寻求缓和与和解,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特别是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与技术在全球的新一轮扩张,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的地位,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掌握有绝对的资本与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资本两方面都很匮乏。发达国家输出技术与资本,发展中国家输出主要是原料和低端产品,双方的相对收益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这时,双方就需要平等协商,作出让步,最终在矛盾中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3]@阎钢.政治伦理学[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