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帅

摘要革命神学作为神学的政治思潮之一,在新教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要了解政治思潮就不得不了解以戈尔维策尔为代表人物的革命神学政治思想。本文从戈尔维策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阐述了其主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戈尔维策尔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214-01

戈尔维策尔的政治思想是属于新教神学政治思想之一,称之为革命神学,新教神学还包括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女权主义神学。

戈尔维策尔的政治思想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从19世纪后半叶起,古老的基督教迈上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开始了由社会生活的指导者、监护者、社会政治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顺应者、支持者的角色的转换。19世纪60年代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关头。“明显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政治神学。这是由于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同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内容的接触才促进了这种神学的产生。”从60年代起,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基督教神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时代。流派众多、探究活跃、思想交锋激烈。特别是神学与政治学的紧密结合以及政治思想成果的丰硕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有三个特点:(1)神学理论的开放性和时代性;(2)思维重心的政治现实性;(3)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革命神学作为社会政治运动,主要是北美和拉丁美洲天主教基层的政治解放运动,而作为神学政治思潮,在新教中也有相当影响。在新教传统里,革命神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路德教会法学家F·施塔尔,他曾经留下一句名言:“革命乃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世界历史之标记”,以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倡导的“思想方式革命”。在当代,它还受到希望神学和其他政治神学的影响。

革命神学最初由美国新教神学家R·肖尔所倡导。他在《通过变革而得到解放》等著作中提到,在包罗万象的《圣经》及其神学传统与当代人类现状之间寻求可能的对话是其神学的宗旨。他倡导首先要进行一种“神学的革命”,以摆脱反映对社会关系及政治强权的依赖性的种种僵化的陈腐的教义。正象莫尔特曼所说的那样,“只有在神学中进行革命,才会有革命的神学。”

革命神学在欧洲新教中的代表人物是H·戈尔维策尔和女神学家D·瑟勒。戈尔维策尔于1908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先后在穆尼惠、伯恩等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1937年获神学博士学位。1940年被征入伍,先后成为苏联的俘虏。1949年获释回到西德后在柏林自由大学等处担任神学教授,直到1975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巴特论上帝之国与社会主义》(1971年)《资本主义革命》(1974年)《达到团结的解放》(1978年)《转向生命》(1980年)《2000年的和平》(1982年)等。

戈尔维策尔的“革命神学”是“把革命当作思考对象的神学”。他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一般广义上的社会变革,如哥白尼革命,工业革命等,而是指“人计划实施的对国家政权的暴力改造,目的是改变生活条件(例如法国大革命,有别于暴乱和国家恶作剧等)”。

在戈尔维策尔看来,传统神学在本质上是对参与这种革命的警告,只有极个别的情形例外(如有条件的诛杀暴君),但是他指出,在当代,这种警告已不再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基督徒不能只受法国革命以来历次革命的成果而不参与其中,也因为这些警告忽视了人民主权的现代观念和在民主条件下市民随时批评政府和消除不民主政府的义务。他还特别提到,在当今世界,某些地区社会不堪忍受的状况,不可避免的把参与革命的问题也推向神学日程。这样一来,革命神学便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它使基督教徒得以积极参与日益必要的、激烈的变革迄今为止之社会秩序的活动,即使这一变革会出现强暴也在所不辞”。他声称,其革命神学思考问题的焦点是世界的终结和上帝之国在未来的降临,而不是维持现状或恢复旧秩序。所以他要求一时代的革命性面向未来,他说,“上帝的统治是革命”,“上帝的统治是一切革命的革命,亦即是末世论的革命。”

戈尔维策尔的革命主张考虑到了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仍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无阶级社会,而是以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为特征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劳资冲突。在一个有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就会有阶级统治;有阶级统治,就会有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神学要实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戈尔维策尔将之表述为:“民主、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摆脱贫困和对国家权力的恐惧、教育机会的平等、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关于革命的形式,他并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他认为,信仰基督教的人憎恶暴力,寻求消除暴力,但在现今社会,完全消除暴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存在着用暴力制止暴力的必要性,只有这种必要性才能为暴力辩解。“信仰基督教的人参与政治生活的这种义务感,在这个世界的困窘纷争中,越来越参与战争和任何情况下的革命都成为一种高度审慎的、却又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义务。”

站在新的视角上,戈尔维策尔不仅对神学进行了革命的诠释,还对教会的传统作用和政策进行反思。他指出,在以往的历史上,由于教会在阶级冲突中总是以超党派的姿态出现,并曾在社会对抗的双方之间起到仲裁和和解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在当今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自从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势力逐渐减弱,而基督教极其神学在社会关注和现实责任上就有了新的使命。但基督教社会对19世纪社会问题的漠视和对革命的抵制,使它与无产阶级疏运,其结果是“教会成了维护现存权力关系的助手组织,工人运动被迫在革命和禁止革命的宗教之间进行选择,并选择反对宗教”。

总之,正如肖恩所指出的那样,“正常状态”现在应该理解为稳步而必然的变化。我们将永远再也不会知道稳定性。现在我们应该把人们训练得能够适应变化,并教育人们善于生活在那种以变化为生活之永久特点的文化中。有些革命家已经懂得这一点:“革命中的革命”意味着革命不是一个事件,不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革命乃是永久性的生活方式,它使今天的突变不至于变成明天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