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耿飚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他武艺超群、骑术精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率部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声威显赫。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常山赵子龙！

一

耿飚，湖南醴陵人氏，家境贫寒，13岁时，就到水口山矿当了一名敲沙童工。当时矿山上的童工有近千名。每天，他们用三磅重的敲沙锤，敲打着矿石，每举起锤子，就发出“哇哇”的声音。这些童工大都营养不良，很多人患有佝偻病，一个个脑袋显得很大，肚子鼓出来，加上赤身裸体，汗流浃背，“哇哇”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就像稻田里那些被叫做“麻蝈”的青蛙一样，因此，人们就叫这些孩子为“敲沙麻蝈”。

与众多“麻蝈”不同，耿飚不但个子高，而且长得结结实实，这是长期习武的结果。

耿飚的父亲叫耿楚南，武功极好。他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进入抚台的亲兵营，接受了长达9年的系统训练，包括武术、马术和排兵布阵。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筛选，抚台挑选了一批武士，准备把他们作为礼物，送到北京的皇宫中去，耿楚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领到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但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

当耿楚南青衣软靠，箭袖快靴，背插虎头双钩，头戴羽翎，胸佩貉带，大步返回故里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惊叫起来：“嗬！好一个双钩大侠！”

后来，身怀绝技的耿楚南成了“泥瓦匠”，一生辛劳，一生辛苦。值得称颂的是，他将武功传给了长子耿飚，并支持几个儿子先后参加了革命。

耿飚自幼就跟着父亲习武练功。当时，武术称为“国术”，耿飚虽不知父亲“国术”的流派，但从其念念不忘的“武德”中，可以体会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内涵。耿楚南常对年幼的耿飚说：“学习国术，大的是为了保国安民，为国效力；小的是为了健身、防身，锻炼意志和毅力。切不可学武后恃强逞能，打架斗殴，更不能以此欺凌别人。”

耿飚牢记父亲的教诲，刻苦练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即使是当了“敲沙麻蝈”后，也见缝插针，一有空儿就练；南拳、气功、单刀、点穴都曾练过，只有双钩没有学会。但他从不向外人炫耀，也不与人比武，当然更不去惹是生非。

耿飚习武也出过事。有一次，他独自在家中的桌子上练倒立，不小心摔在地上，脑袋撞击地面，竟缩到脖子里去了，疼痛万分，头颈肿成了倭瓜。正当家里人手忙脚乱、无计可施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把耿飚倒吊起来，用力把他的头往下一拔，把头从脖颈中拔了出来，然后按摩了一阵，又敷上自制的药，很快消肿，过了几天就痊愈了。

耿飚儿时多病，自打习武后，身体渐渐好起来，也就很少得病了；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终于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即使赤手空拳，四五个壮汉也无法近身；尤其是轻功了得，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后来，耿飚深有体会地说：“参加了红军后，特别是在长征中，环境那样艰苦，战斗那样激烈、频繁，我都挺了过来，而且身体越来越结实；在战斗中有时与敌人肉搏，能连续杀伤多个敌人，有时徒手俘获敌人；这些显然应该归功于自幼习武。”

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武功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红4团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

长征初期，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当时上级通报，当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1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团政委杨成武当时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一以当十，如入无人之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一场恶战，历时5天5夜，直至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红4团才撤过江去。关于这场不堪回首的血战，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分钟都得用血换来的啊!”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耿飚调到红军大学学习。不久传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好消息，紧接着，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也调进“红大”学习，其中就有许世友。

许世友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据说是少林和尚出身，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因此，他一到“红大”，许多人便要他“露一手”，许世友总是笑眯眯地拒绝。

一天，耿飚与许世友在操场上散步，谈起各自的经历，当许得知耿飚少年时也练过武术，便来了兴趣，褂子一甩，要和耿飚“以武会友”，切磋切磋。

周围的人一听，纷纷围拢过来，高声叫道：“比一比，比一比！”

耿飚牢记父亲的教诲，不敢逞强，于是说：“南拳北腿，不对路子，不好比武；再说，谁打了谁也不合适，还是你自己来一套吧。”

许世友果然打了一套拳，“少林”味十足。

许世友的武术功底和风格，与他直率、粗放、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给耿飚留下极深的印象。对于许世友的“少林拳”，耿飚的评价是：“真有力可扛鼎之势！”

二

凡有武功者，大都善骑术。耿飚就喜欢骑马，喜欢策马奔驰的感觉。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在耿飚看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演义》里所说“的卢”的马，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抓住尾巴；那马由于负痛，后半部下沉，他便飞身骑上了去；那马则毫不客气把他甩了下来。

马欺生，尤其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野马，决不会轻易让人骑上去的。

耿飚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再追，再上。

折腾了一天，滚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匹马治服了。

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功夫，也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耿飚还多次表演过。耿飚练过轻功，身轻如燕，因此能有此绝技，他人很难效仿。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一大溜，有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总司令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

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总司令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在电话里一再要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那匹白马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3个纵队，仅有8000人。耿飚所在的红1师缩编为第1纵队第1大队，仅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耿飚在1纵2大队任参谋长，大队长是杨得志，政委是肖华。

11月，中央红军取得直罗镇之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其后，耿飚与杨得志率部向甘泉进发。

由于新胜，士气高涨，部队十分活跃。当时，耿飚与杨得志都换了新的坐骑。

杨是一匹白马，耿是一匹青马。那马膘肥体壮，背阔鬃长，臀部滚圆，就像唐三彩的瓷马一样，谁见谁爱。

陈赓极力鼓动两人赛马。

那时耿飚与杨得志都是20多岁，年轻气盛，于是拍马奔驰，开始了赛马。战士们都驻足观看。

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马，骑手都是人人称道的好骑手，人与马融为一体，跑起来，四蹄腾空，肚皮贴地，速度极快，就像离弦的箭。渐渐地，杨得志冲到了前面，引起了阵阵的喝彩声。哪知道正在兴头上，草丛里突然蹿出一只野兔，白马受惊，急忙一闪，将杨得志摔了下来，当场昏了过去。耿飚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给他做人工呼吸；警卫员也赶了过来，把杨得志抬到马上，走出20多里，杨才缓过劲儿来。以后，杨得志再也不骑那匹马了。

多年以后，耿飚与杨得志回忆起当年那次“赛马历险记”，仍然感叹年轻时的鲁莽。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