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宁　白　纯

孙中山在毕生孜孜探索与谋求祖国统一的过程中，一直把光复台湾作为革命目标之一，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台湾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拟以台为革命基地，两度派人赴台建立革命组织

甲午战争之前，受国内改良主义思潮影响，孙中山倾向于用“和平之法”改良政治，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并于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提出了改良政治和社会的主张。但李鸿章既没接见，也没采纳他任何意见。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走和平改良的道路难以成功，只有革命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同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看到战争中清政府所表现出的腐朽无能，孙中山越发坚定了以革命救国的决心。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去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举”。他联络到了20多名爱国华侨，于同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谴责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卑劣行径，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之情：“方今强邻环列, 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 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 实堪虑于目前。”入会誓词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为扩大兴中会组织，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1月21日，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同年4月1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孙中山闻讯，义愤填膺，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准备在是年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机密泄露，起义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但他一直没放弃对革命的努力。与此同时，孙中山时刻关注着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前途和台胞的命运，并拟以台湾作为反清斗争的据点。他曾两度派人赴台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

第一次是派人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1897年，兴中会会员陈少白向孙中山建议，“台湾割给日本已几年，不知被搅到怎样的地步。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希望能够到台湾活动，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成我们的势力，岂不胜待在这里？” 孙中山非常赞同这一提议，于是陈少白开始了艰难的台湾之行。陈少白到台北后，先是见到了兴中会会员杨心如，当时已是一家茶行的司账。后见到茶行的少东家吴文秀，他们谈的十分投机，陈少白遂到茶行住宿,并经介绍认识了有共同革命抱负的广东巨商赵满潮、容祺年等。随后陈少白到台南，但日本警察厅派了4个侦探暗中监视，夜里还分开睡在陈少白的寓所四邻，使陈少白的活动受到极大地限制，只好重返台北，联系杨心如、吴文秀等人，以杨心如的住宅为会所，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会员5至6人。虽然人数较少，但这是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革命据点，把革命思想的种子播撒到了台湾。

第二次是派人创立同盟会台湾分会。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各地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孙中山从革命形势中受到莫大的鼓舞，当即联络各地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后来把“十六字政纲”阐释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给台湾的光复事业指明了斗争的方向。1909年，孙中山指派同盟会会员王兆培到台湾活动，发展组织。在王兆培的影响下，台南籍的翁俊明宣誓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同盟会漳州机关任命翁为交通委员，负责台湾的事务，同时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台湾分会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台湾同胞争取回归的信心和决心，激励着广大台湾民众与大陆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彻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不懈奋斗。其会员一度发展到76人，但因日本当局的镇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

心系台湾，一生曾四次莅临台湾

在派人赴台建立革命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曾4次莅临台湾，促进了革命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激发和培养了台胞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孙中山第一次赴台是1900年9月28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帝国主义以此为扩大侵略中国的借口，向京津地区进犯，此举严重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孙中山认为“今日事机已发，福祸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于是开始积极筹划惠州起义，并作军事部署如下：将指挥惠州起义的全权付与郑士良；要陈少白、杨衢云等人到香港筹备军需的接济；邓荫南、史坚如等人赴广州组织策应；孙中山坐船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指挥，如革命军打到厦门时，即从台湾内渡，组织革命军回攻广州，得手后组织临时政府。时任台湾总督的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阴谋借孙之势力扰乱厦门，进而伺机侵占福建，于是允诺惠州起义发动后援助人力和武器。1900年9月28日，孙中山抵达台湾基隆，并设置指挥机构于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一带）。起义开始后进展迅速，捷报频传。孙中山十分高兴，即催促台湾总督儿玉履约协助武器。不料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不准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接触，严禁日本军官支援革命军。由于武器缺乏，革命队伍被迫解散，这次轰轰烈烈的惠州起义宣告失败。11月上旬，台湾总督府对孙中山下达逐客令，孙中山遂于11月10日离开基隆。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在台湾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第二次赴台是1913年8月5日。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计划到广州图谋再举，不料船至福州得知广东军阀龙济光宣布站在袁世凯一边“讨伐”讨袁军。孙中山在福州日本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的协助下，于8月4日乘日轮“抚顺丸”离福州赴台湾观察局势。5日晨抵基隆，下榻台北御成町梅屋敷（今中山北路一段46号）。日本殖民当局害怕孙中山与台胞接触而加剧台胞的反日情绪，因此封锁孙中山来台消息，且在其周围派便衣宪兵多人跟踪、监视，孙中山只得短暂停留后于当天下午4时乘轮“信浓丸”驶往神户。

孙中山第三次赴台是1918年6月1日。1918年5月4日，“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被迫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一职。经与国民党人商议，决定去台湾宣传革命。据随行的戴季陶回忆：“此时我总理孙先生，唯一的希望是：到台湾会会台湾同胞，发表意见，宣传主义，唤起民族意识，鼓吹爱国精神。台湾同胞也很欢喜，以充分的热诚，准备欢迎。然而台湾总督府用尽阻挠方法，不使我中山先生与同胞晤谈。……其政策是意图使台湾同胞永久不受革命思想的刺激，而永为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愚民……”在台湾当局的阻挠破坏下，孙中山在台湾只待了一天就被迫乘船离台去日本，致使以台湾为海外革命基地图谋再举的计划落空。

孙中山第四次赴台是1924年11月15日。1924年，随着全国革命运动的形势不断高涨，军阀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10月，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政府的垮台。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到北京去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北上，并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对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的主张。11月13日起程，15日途经基隆时最后一次到了台湾，不过这次未曾上岸即转而北上。

辛亥革命在台湾

《马关条约》之后，台湾虽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台湾的有识之士始终认识到台湾的前途命运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台湾人民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这些斗争以“驱逐日寇，光复台湾”为目标，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1913年12月罗福星领导的苗粟起义与1915年5月余清芳领导的武装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为最大。

1912年12月，同盟会成员罗福星集合“十二同志”秘密赴台宣传革命思想。他们以台北大稻埕为基地，分头进行地下活动。罗福星经常往来于台北苗栗之间，通过华民联络会馆黄光枢及台胞谢德春、付清凤、黄员敬等，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等名义秘密发展组织。1913年3月，已在台北、基隆、新竹、桃园等地发展人员近万人。那时，台南关庙、新竹大湖、台中南投、东势角相继发生秘密准备起义事件，罗福星的活动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日方大肆搜捕，罗因而于12月18日被捕。他在《大革命宣言》中悲愤的写道：“哀哉我台民！概自日本亡我台湾，夺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常受此苛政之下乎？”1914年3月3日，罗福星等20人被日本临时法庭判处死刑，即日执行。罗福星慷慨就义，留下遗诗一首，云：“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枪在右肩刀在腰，军书传檄不崇朝。爷娘妻子走相送，笑把兵事行解嘲。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刃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这首诗表达了一位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精神激励着爱国志士继续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

1915年，余清芳等人以台南附近的西来庵为据点，秘密建立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强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强占青岛和胶州湾，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台湾人民对日本的可耻行径也十分痛恨。余清芳见时机成熟，就发表文告，号召全体台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日警得讯大惊，立即开始大搜捕。余清芳仓促发动起义，与日军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余清芳等866人被日寇判处死刑。这次起义牺牲之惨重为历次起义所未有，但它愈加激发了台胞的爱国主义热情。

孙中山弥留之际仍不忘台湾；

台胞深切怀念孙中山

孙中山为革命事业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于1924年2月1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榻上,仍心系着台湾。据戴季陶1927年2月5日在黄埔政治部对台湾革命青年团所作的演讲中所说：“总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总理谈及了和日本有关的二三重要事项。总理说：‘我们对日本应该主张的问题，最少限度有三项：（一）是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三）是日本不得阻止苏联和台湾、高丽接触。这是我们对日本最低限度的主张。由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总理虽在病中，还在爱护台湾的同志和台湾同胞的革命。”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受日本殖民统治压迫和奴役的台湾同胞，而台胞在得知孙中山死讯后，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孙中山深切的哀思之情。

台湾大学学联在一副挽联中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与哀痛之情：“八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台湾民报》继报道《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后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中写道：“梦吗？真吗？3月13日的电报又说中山先生死！可是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苦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台北有志社于1925年3月24日在台北文化讲座举行追悼会，“是夜大雨淋漓，街道泥泞不能行，到会者仍有五千人之多。但因会场太窄，最多只能容得三千人，于是不得入会场在场外敬礼叹嗟而去者实有两千人之多。入会场者尽佩一黑布条，态度严肃悲戚，自七时起到十时止,无私行退场者，可见台湾人对先生之热诚。”被日警禁止念诵的悼词中写道：“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我们所敬爱的大伟人呀！你在3月12日上午9时30分这时刻已和我们永别了么？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死日哭丧了脸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浪滔滔了！……中国的同胞呦！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哪！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强烈表现了台胞的哀悼之情及继承孙中山遗愿的决心。

总之，为了挽救中国危亡，实现祖国的独立统一，孙中山一生都在不懈地进行着革命实践活动，败而不馁，愈挫愈勇。其革命精神与实践曾激励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而不懈奋斗。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一起，继承和弘扬了孙中山的爱国革命精神，为光复台湾、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与日寇进行了长期坚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945年10月25日，惨遭日寇蹂躏迫害长达50年之久的台湾，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