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　杨立平

这是一个跨国教育子女的传奇故事，这是值得让所有中国家长反思的成功教子个案。望子成龙的母亲沙拉，曾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式妈妈，也希望孩子通过高考进入名校。可是，当她回到以色列后，坚决放弃做中国式妈妈，转而当起犹太母亲：儿子在家吃住，要交生活费；儿子大学毕业，让他去服兵役，以经受更艰苦的磨练！就是这样一种“冷酷”的母爱，却得到了儿女丰厚的回报，两个儿子都成了富翁。犹太人注重教育，我们注重文凭；犹太人注重智慧和生存能力，我们注重知识和考试成绩……此文肯定对您的教子思路有所启发。请勿错过！

引言

“这套房子建筑面积将近300平方米。2002年，杰瑞花200多万元买下，花50万装修好，送给我住，那年他23岁。现在这套房子值500多万元。你们的儿子会买房子给你们住吗，不会吧？他可能还指望你给他买房子吧？”沙拉•伊马斯扬起饱经沧桑的犹太面孔，率真地望着我们问道。

中国百姓最关注的医疗、教育和住房问题，沙拉•伊马斯却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解决———把儿子培养成富翁，让儿子给买豪宅，身体健壮，无医疗之忧。沙拉不是外国人，是中国人。确切点儿说，她是拥有1/2犹太血统的中国人，或者说是有着1/2汉族血统的犹太人。十几年前，她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不富有，领着三个孩子移民到以色列时，穷得到垃圾箱去捡面包充饥，捡别人丢的衣服穿。

沙拉的话像柄锤子砸在我们的软肋，让我们有点喘不上气来。

沙拉说得没错，中国的孩子23岁时肯定不会送父母豪宅，而且还要父母抚养，供他们读书。中国父母像愚公似的每日为儿女“挖山”不止。有的父母在供儿女上学二十多年后，还要出钱给儿女结婚，买房买车，再供孙子、外孙子国外进口奶粉。这一代父母像老奴才似的没完没了地为儿女操劳，“负责”。

我们这一代父母对儿女的期望太高了，望子成龙的愿望像疯狂的股市，毫无理性地上蹿。分数不光是孩子的命根，还是父母的命根，儿女考取什么学校已成为父母价值的终极体现。为此，父母们不惜一切代价。

这是一代最伟大、最无私、最具牺牲品质的父母，也是最愚蠢、最可怜的家长，他们把毕生献给了孩子的“学习”，把自己变成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沙拉•伊马斯是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生子于斯。她曾经有中国母亲的梦想与期盼———祈望孩子挤过高考的独木桥，或步入清华园，或守在未名湖。上世纪90年代，她和三个孩子移民以色列后，她改变了教育观念，采取犹太家庭的有偿机制，逼迫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去做生意和打工，用“冷酷”的母爱将儿子成功地打造成千万富翁，自己做了富翁的母亲。

古里安国际机场，沙拉接到自己跟三个男人生的三个孩子。生活在中国三个家庭中的孩子在以色列团聚了。沙拉不仅想弥补多年来欠下的母爱，还要用母爱的篝火温暖他们一生。

1993年5月，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沙拉•伊马斯对记者侃侃而谈，表情生动，神采飞扬。她有着高挑的身材，褐色卷发，鼻子挺拔，眼窝深凹，走在以色列街头像滴入清泉的水一样自然，可是一讲话就露出了马脚。

沙拉•伊马斯是到机场接孩子的。她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从中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而倍受媒体关注。几天前，媒体纷纷报道说，来自孔孟家乡的犹太母亲沙拉将和孩子在老伊马斯终生向往的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团聚。

沙拉的父亲老伊马斯名叫立•伊•伊马斯，是一位无国籍的犹太商人。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波兰与德国边境经商的54岁的老伊马斯只身逃出，途经苏联逃亡上海。他在上海开了一爿商铺，经营酒和地毯。二战结束后，以色列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老伊马斯没有回以色列，他跟来自苏北高邮农村的保姆夏桂英产生了男女私情。夏桂英不仅比老伊马斯小31岁，还有丈夫和一个患小儿麻痹的残疾儿子。1950年1月26日，随着嘹亮的啼哭，沙拉•伊马斯出生了。

老伊马斯不仅给了沙拉犹太血脉，还给了她多舛的命运。她出生不久，妈妈就离开了她和爸爸，嫁给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男子。沙拉会叫“妈妈”时，身边只有中国话说不大利索的老伊马斯。沙拉一岁时，母亲又生下了沙拉的同母异父弟弟。

在沙拉12岁那年，老伊马斯化作上海青浦吉安公墓的一座坟茔，她只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在她的记忆里，母亲给她的母爱还不够燃烧一根火柴。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亲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冷酷无情，她甚至怀疑这位叫夏桂英的女人是否真是自己的母亲。

沙拉发誓等自己有孩子时要用全部的母爱去温暖他的一生。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与母亲惊人地相似。当她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之际，男友的前任女友找上门来。那位不幸的姑娘不仅跟沙拉的男友同居过，而且右手还被机器轧掉了四个手指。沙拉退出那场争夺战后，发现自己却有了身孕。她要去做流产，母亲哀求道：“你哥是残疾人，不能结婚。你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送给你哥吧，让他老有所依。”这是母亲第一次求沙拉。手足情啊，手足情，哥哥的双腿和一只手残疾了，她送给哥哥的哪里是孩子，简直是手足！

1978年1月24日，沙拉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婴。沙拉给孩子取名为以华•以马斯———他身上流有以色列和中华民族的血脉。三天后，沙拉变成了“姑姑”。她捧着以华，流着泪对哥哥说：“哥哥啊，你要善待以华，别让他受委屈。别看他这么小，他会一天天长大，将来他就是你的手，你的脚啊……”

8个月后，沙拉嫁给了同厂的老李。婚姻社会学认为，亲子是婚姻的压舱，会让婚船顺着古老的航道漂下去。沙拉婚后第二年有了“压舱”———生下了儿子杰瑞，响应号召办了“独生子女证”。沙拉说，老李人不坏，就是心胸不够宽阔，动不动就翻出沙拉未婚先育的事儿晾一晾。他们婚姻的主航道渐渐塞满淤泥，在第十个年头说什么也走不下去，只有离婚了。沙拉已给出去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杰瑞。可是，老李却寸土不让，坚定不移地说：“我要养儿防老，儿子不给你！”

沙拉离婚后又再婚了。每次结婚她都像站在海边遥望新一轮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内心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沙拉又有了新的“压舱”———女儿美美。她虔诚地祈望这一婚姻能跟孩子一起成长。不知是没遇到可以“百年求得同船渡”的“船长”，还是多了两个额外“压舱”，婚船没走多远就沉入河底……

沙拉是在1992年来到以色列的。那年的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天恰巧是以华的14岁生日。沙拉不觉得这是巧合，认为这是天意，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安排。她想，自己该去以色列了，去父亲神往的地方———犹太人的故乡。她有一种感觉，自己和孩子将在迦南地生活在一起。

5个月后，客机飞抵迦南地的上空，沙拉透过舷窗往外望去，看见了那片浸透着犹太人两千多年苦难的三角地。犹太人“与神摔跤”（“以色列”一词的希伯来语意）之后就被苦难缠住。这块土地浸透多少犹太人的辛酸与悲苦，萦绕过多少梦想？她不禁激动起来。

沙拉是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离开中国的。她说：“我是最听毛主席话的。他老人家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她想独享这一“梨子”，把两岁的女儿留给了第二任婆婆。人生自古伤离别。沙拉离开上海时，有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华14岁了，已成为残疾舅舅不可缺少的“手”和“脚”；杰瑞已读初中，“养儿防老”的前夫会让他去以色列吗？假如孩子们不能去以色列，42岁的沙拉去那里还有什么意义？有时人生就是一赌啊，去以色列母子有可能生活在一起，不去注定不能。

以色列战火绵延不断，此去可能永别，沙拉把多年的积蓄提取出来，除带走的之外，留给了以华的养父；她那一份退休工资给了杰瑞的父亲。她还让杰瑞去姥姥家把以华骗了来，母子四人合影留念，万一自己遭遇不测也算给孩子留个念想。以华知道沙拉就是自己的生母，可是他从来不叫她“妈妈”，跟她说话时用“”代替称呼。当杰瑞把以华领到沙拉跟前时，她激动得抱起美美，把两个儿子领到照相馆。照相时，她突然发现自己还穿着一双拖鞋。摄影师借给她一双大皮鞋，可是那鞋实在是太大，她看上去特别傻。她只好把照片贴着自己的脚剪裁掉。

沙拉到以色列后去的第一个城市是海法。沙拉不懂希伯来语和英语，无法跟当地人交流，只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落脚。她一边做义工，在餐馆端盘子洗碗，给其他员工收拾房间洗衣服，一边拿着本子，见缝插针地跟顾客学希伯来语和英语。半年后，沙拉能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对话，她办理了移民手续。

这一年，沙拉似乎运旺时盛，许多事都意想不到地顺利。先是46岁的残疾哥哥出人意料地娶了一位在上海打工的江西女人，接着那个女人坚持要把以华还给沙拉，想自己生孩子。杰瑞听说以华要移民以色列就急了，说什么也要去。犹太人是一个优秀民族，人口仅占全世界0.3%，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占30%，犹太民族产生过影响整个世界的杰出人物，像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门德尔松、卡夫卡等。优秀的民族必然拥有优秀的教育，哪个中国父母不期望孩子享受优秀教育？杰瑞的父亲也就同意了。

沙拉高兴地赶到耶路撒冷移民局给孩子办理移民手续。没想到排到沙拉时移民局下班了。沙拉在移民局楼下守候一夜，第二天交上了移民申请。她没回海法，在耶路撒冷边打工边等待批文。她每天都要给移民局打个电话询问。两周后，三个孩子的移民手续批下来了……

“沙拉小姐，您一年多没见孩子，想念他们吗？”年轻记者问道。

沙拉看看那位记者，他的提问就像他人那样年轻，稚嫩。母亲怎么可能不想孩子？“想念”一词怎能将一位母亲的牵肠挂肚与苦苦思念涵盖？

“我对母子重逢期待已久。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是太漫长了……”沙拉回答道。

“期待已久”，承载着沙拉的复杂感受。这不是寻常的团聚，而是他们母子四人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等待像一笔支付不完的账单，搅得人心烦意乱，备受煎熬。旅客像鱼儿一拨拨涌出离去。每拨人散去都给这位翘首等待的母亲留下失望，但很快又生出新的希望。

“伊妈，伊妈……”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喊着叫着扑过来，抱住沙拉。

“杰瑞……”煎熬与幸福转瞬完成交割，沙拉热泪盈眶地将杰瑞揽入怀里。

她像意识到什么，抬起头，15岁的以华•伊马斯像被人拽进城里的小羊，惴惴望着这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迟滞地挪动着脚步。目光与沙拉相遇的瞬间，脚步陡然停下，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闪去。护送他们的以色列驻中国使馆官员不明就里地推了他一把。他向前一步，又退了回去。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以母子身份相见。

“我该不该拥抱他？不。我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和弟弟、妹妹有什么不同，不能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小可怜……”

两岁多的美美以另一种方式拒绝妈妈，她过去见到沙拉就会扑过来往怀里钻，现在却蜷在送她来的姑姑怀里，睁着大眼睛不安地打量着周遭的陌生。她拒绝沙拉的亲近，拒绝让沙拉抱。沙拉像冷不丁吞了口芥末，辛辣从心底泛起，鼻子和眼睛都酸酸的。周围的记者紧紧追随，闪光灯不时闪烁。

“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所有关心、帮助和促成我们母子团聚的好心人，感谢中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给予的帮助……”沙拉说道。

记者拍下了这样一幅母子相聚的照片：沙拉一只手揽住杰瑞，另一只手搭在以华的肩上。三个孩子的表情和相貌迥异：以华的脸形、鼻梁和眼睛酷似沙拉；杰瑞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两只弯弯的笑眯眯的小眼睛，中式的鼻子和嘴；美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孩，在她的脸上已难寻到犹太人的特征。

在谢莫纳镇，沙拉和以华遭遇邻居的训斥，这让充满母爱的母亲困惑了：难道我的孩子还不乖么？还不够听话么？难道在犹太人心目中乖孩子不是好孩子？

车顺着起伏的公路向以色列北方奔驰。美美仍然不让妈妈抱，只让姑姑抱着坐在前排。沙拉坐在后排，左边是杰瑞，右边是以华。这两个儿子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啊，有了他们，不论去哪儿都不怕！

“以华，你累吗，渴吗，饿吗？想吃点什么？”沙拉侧过脸望着儿子，试探地问道。

“随便。”以华淡淡答道。

拳拳母爱被拥挤在河道的礁石挡回来，沙拉知道，母子间15年里拉开的距离不是一下子就能穿越的。母爱也需要技巧，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心态，要想办法让孩子主动接受自己。哪怕心里隔着万水千山也要趟过去。

离开机场、记者和那陌生的人群，孩子的天性渐渐恢复了。美美像落在枝头的喜鹊叽叽喳喳叫起来。杰瑞兴奋地望着窗外涌来的别致建筑和旖旎风光，一惊一乍地喊道：“伊妈，你快看，你看那个！”靠在妈妈的身上问家在哪儿，家里有什么。以华却低垂着头，一声不响。车突然颠簸了一下，以华挨在沙拉身上。颠簸过后，他却没有躲去。“他毕竟是我的儿子，我的血，我的肉啊，他迟早会有一天像杰瑞那样接受我的。”沙拉欣慰地想着。挨着儿子，陡生一股暖流。我要把他当朋友，我的心怎样让“朋友”摸到，这是艺术啊。

“伊妈，这里怎么这个样子？”东张西望的杰瑞疑疑惑惑地问道。

越往北行越僻陋，渐渐现出裸露着岩石和泥土的荒山和一望无际的荒漠。从高楼林立，繁华喧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来到这里，巨大的落差一下子将杰瑞出国的喜悦冲上失望的彼岸。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领他们到这么荒凉的地方。

气氛沉闷了。

“你们知道吗？我们要去的是一座有着兵工企业的重镇，以色列的优秀外交官和飞行员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沙拉笑着对孩子说。

移民局给沙拉安排的住房在毗邻黎巴嫩的边陲城镇———谢莫纳（Kiriat Shmonah）。

沙拉去过海法，去过耶路撒冷，对谢莫纳镇却一无所知。

移民局的官员说，“沙拉小姐，以色列最优秀的飞行员和外交官都是从谢莫纳走出来的。你去后就会发现这一选择是对的。”

这是选择么？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会选择海法，会选择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哪怕给她20个选项，她也不会选择那个位于胡拉谷地西北部、仅有2.2万人口的兔子不拉屎的小镇。

“好吧。我想我不会在那里生活一辈子。”沙拉无奈地说。

三个半小时后，进入谢莫纳，停在居住点内。居住点几幢白色楼房像几枚散落在半山坡的骰子。这些房子一幢幢非常敦实，每幢的底层像门球场，没有间壁，那是专供孩子玩耍的，上面三层是住宅。沙拉和儿子拎着简单的行李，姑姑抱着美美爬上三楼，打开9号的房门。那是一套使用面积一百多平米的三室两厅两卫的房间。房屋没有装修，洁白的四壁，溜光的水泥地，空空荡荡，说话声像误飞进来的小鸟在几个房间乱窜。孩子们都想不出自己晚上睡在哪儿，他们一脸沮丧。

“孩子，一切都会有的。这个地方是不如上海，可是它会给你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是你们成长的摇篮。你们长大后就可以离开这里，去特拉维夫，去耶路撒冷。要知道这个小镇的生存成本很低，特别适合我们。这么大的房子，前后两个阳台，租金只有100多谢克尔。你们再看看……”

沙拉说着打开窗口，房后的山坡像中国影帝葛优的脑袋，几近不毛之地；她又推开前窗，巍峨的黎巴嫩雪山映入眼底。听说定居点搬来一户中国人家，犹太邻里纷纷过来看望。他们见沙拉一家除几件简易行李之外什么都没有，东家送来几只碗，西家送来一口锅，楼上的邻居送来了晚餐……

太阳坠入山下，夜色渐浓，沙拉领着两个儿子下楼，在垃圾箱捡回几抱纸盒，拆成纸板铺在水泥地上，然后把被褥铺在上边。临睡前，沙拉分别拥抱了以华和杰瑞，严肃地说：“孩子们，新生活就要开始了，我们将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在这里是穷人，要求每个人都不生病，你们不论冷了还是饿了，都要告诉妈妈。妈妈希望你们在这里好好读书，有个美好的前程……孩子，我们母子四人团聚了，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妈妈爱你们，会让你们快乐成长的。”

以色列建国以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被弯成了一把弓，巴以冲突不断，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家的战争绵延数十年。谢莫纳镇是胡拉谷地的工业中心和主要居民点，距以黎边境仅10余公里，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火箭弹袭击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时一个月就落有2000多枚火箭弹。

突然防空警报鬼哭狼嚎地响起，令人心惊肉跳。以华和杰瑞吓得浑身发抖，面如土色，哭了起来。沙拉在以色列一年多，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有时炮弹呼啸着迎面而来，街头巷尾沙石横飞，硝烟弥漫，活蹦乱跳的人一眨眼就变成了悬挂在墙头和树杈上的残肢。有一次，她在特拉维夫刚下公交车，车就爆炸了。她在以色列养成一个习惯———随身携带一根橡皮筋，车一有撞击，马上用橡皮筋把自己的大动脉扎住。

“儿子，这太棒了。你们把笔、本子、词典和扑克带上。咱们去防空洞。楼里的小朋友都在那里等你们。只要有笔、纸和词典，你们就可以跟他们交流，你们还可以跟他们打扑克，跟他们学希伯来语的1、2、3怎么说。孩子，跟他们在一起是学习希伯来语的最好机会！”沙拉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望着母亲脸上的笑容，惊恐渐渐消失，像做游戏似的跟着沙拉跑下楼，钻进防空洞。沙拉说，“在危急关头，我的脸上从不缺少笑容。”作为女人，她有理由胆怯，有理由哭啼，可是作为母亲，她必须坚强。以色列的房屋下面都设有防空洞，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防空洞，外边裹着一层铅，炮弹是炸不透的，人躲在那里很安全。防空洞里不仅设有电视机，还有以色列人民军送来的水和食品。

有一天，空中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两架飞机相撞了。沙拉和孩子站在阳台上，望着那滚滚的黑烟。孩子们没有哭泣，也没发出尖叫。

“儿子，在中国一辈子也看不到的事情都让你们赶上了，你们太幸运了。”沙拉对孩子说。

战争是残酷的，面对残酷只能坚强，不能懦弱！

新移民到以色列后，要进入乌尔潘（速成语言学习班），接受三至六个月的希伯来语强化训练。在以色列，乌尔潘多如牛毛，以华和杰瑞进的乌尔潘有百八十个学员，有金发碧眼的欧洲犹太人，有黑头发黑眼睛的亚洲犹太人，还有来自非洲的犹太黑人，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年龄参差不齐，有像以华和杰瑞这么大的孩子，还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希伯来语有22个字母，千奇百怪，出乎想象；希伯来语的书是从左向右翻的，文字是从右向左读的，跟汉语、英语等相反。课堂上二十多人跟着老师读，课下学生三三两两用手比划着交流。

沙拉童年没得到母爱，有孩子后又没机会做个好母亲，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她要做一个不让孩子失望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好母亲。她不仅要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感受，还要让每一个孩子的手能触摸到她的心，感受到她的融融母爱。每天晚上，她和孩子席地而坐，玩剪刀石头布，大拳头小巴掌伸在一起，家里洋溢着欢声笑语。沙拉还寓教于乐，提些问题让三个孩子回答。

“孩子，你们形容一下，最黑的黑天是什么样的？妈妈今天买了半只鸡，谁回答得最好，鸡腿就是谁的。”沙拉对孩子们说。

“墨黑墨黑的。”美美说。

“天上黑得没有星星。”以华说。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杰瑞说。

“杰瑞说得最好，那么鸡腿是他的了。”

“再形容一下最亮，谁回答得最好，鸡翅就是谁的。”

“天下白花花的。”

“亮得睁不开眼睛。”

……

“以华形容得最好，鸡翅是他的了。”沙拉说。

“他们吃鸡腿吃鸡翅，美美吃什么啊？”美美咧着小嘴要哭了。

“美美最小，能跟哥哥们一起抢答，应该受到奖励，最好的肉———鸡胸脯归美美了。”

在母爱的感召下，以华和沙拉之间的开阔地在逐渐缩小，沙拉渐渐由疏远的“姑姑”变为妈妈，以华不再跟她叫“”了，也像杰瑞那样叫她“伊妈”了。以华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知道关心妈妈，体贴妈妈。他们母子之情在岁月中不断地加深。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沙拉把中国妈妈这一理念带到以色列。她虽有着1/2犹太人的血脉，毕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像所有中国妈妈那样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她不论多么忙多么累都不让孩子动一下手，而是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她把孩子的学习成绩视为希望的田野。以色列的气候特殊，有两个反差很大的季节：一是湿季，二是干季。11月至转年3月是湿季，冬雨绵绵，天气很冷。沙拉每天打着伞接送以华和杰瑞。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后，从包里掏出两双干爽的鞋子让他们换上。她把孩子脱下来的水淋淋的鞋拎回家，把鞋里的水倒掉，用纸吸去表面的水分，然后用吹风机把鞋吹干，留着孩子放学回家后穿。两个懂事的孩子不愿让妈妈为他们劳累，有时放学没等沙拉去接就光着脚丫跑了回来。沙拉看了心疼不已。

在以色列，谢莫纳是经济欠发达小镇；在谢莫纳，沙拉那个居住点住的大都是穷人；在那些穷人中沙拉是最穷的，除地上铺的几床被褥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到以色列后，以华和杰瑞才知道什么叫做“家徒四壁”，什么是“一落千丈”。沙拉一家虽然享有政府的生活救济金和住房补贴，仍然缺食少衣。沙拉只好把街头的垃圾桶作为第二供给站，穿的是从那里来的，有时吃的也是从那里来的。沙拉经常去垃圾桶捡面包。她把面包捡回后，用刀把脏的表皮削去，鲜软部分用微波炉烤一下，抹上黄油给孩子吃；干硬部分用热水泡一下，自己享用。

其实，沙拉也没穷到“财神爷甩袖子———子儿皆无”的地步。她把手里的5000美元和孩子的护照一起藏起来。她想，假如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战争，需要像爸爸老伊马斯那样逃亡的话，有钱和没钱是不一样的。有这笔钱，她就可以买机票，把孩子送回上海。

让沙拉痛苦的是，穷日子让孩子失去尊严，尤其是当孩子穿着捡来的衣服被别人认出来的时候。每当沙拉去垃圾桶捡东西时，孩子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就感到作为母亲自己没尽到责任，心如刀绞。她踯躅于街头，想打份工赚点儿钱。可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谢莫纳是很难找到事做的，尤其是沙拉这种希伯来语和英语都说不太利索，又没有技能的女性移民。转悠几天之后，沙拉突然萌生一想法：中国菜在以色列挺受欢迎，中国小吃会不会也受欢迎呢？犹太人把女人用品视为第一商品，将食品视为第二商品。民以食为天，犹太人在吃的方面是很舍得花钱的。经营什么小吃呢？上海春卷？对，就做上海春卷！本小，一锅一灶，一团面，一钵菜。

沙拉没做过春卷，不知道怎么打糊摊皮，怎么炸制。沙拉买袋面粉，在厨房一遍遍地学着打糊和摊皮。打糊是技术，糊不能太稠，也不能过稀。在厨房闷了好几天，面粉耗掉三四公斤，沙拉才摊出一张薄似菜叶，柔若绒毛的皮。当沙拉用半公斤面粉摊出50张皮时，不禁喜极而泣，终于掌握了一门手艺。沙拉在海法的中餐馆当过义工，知道以色列人喜食清淡食物，吃的菜蔬有西红柿、青椒、茄子等，食肉较少，且不食猪肉、虾、螃蟹、章鱼、贝类和其他无鳞的水生动物。她将包心菜、洋葱、胡萝卜丝和豆芽剁碎，用盐去水分，放入胡椒粉，用糖调好色，包成卷，下锅油炸。做出的春卷又酥又脆，又不油腻，里边的馅绿的绿，黄的黄。沙拉把炸好的春卷分别送给左邻右舍，结果很受欢迎。第二天，沙拉在楼下的路边摆摊卖春卷，一个谢克尔（相当于两元人民币）一个，一天赚十来个谢克尔，收入微薄，但毕竟有了收入。

在沙拉眼里，做母亲永远都是专职的，做生意是兼职的。每逢孩子放学，不管生意怎么样都不做了，她把炸春卷的锅端下来，用炉火给孩子煮馄饨或面条。孩子吃完饭回家学习去了，她收拾完锅碗瓢盆，接着做春卷生意。晚上，她累得腰酸背痛还要给孩子做饭，洗洗涮涮。有空闲，她就领着孩子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希伯来语。当孩子睡着了，她就坐在灯光下给孩子做识字图片。不论生活多么苦，和孩子在一起时她总是开心地笑着，一脸阳光。她说，无论如何，做母亲的不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生活的阴影。

一天，雨后天晴，冬日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以华和杰瑞放学后，像往日那样坐在炉旁读书。沙拉手忙脚乱地忙着，做好饭后，一碗一碗盛好，摆在桌子上。

“以华，你已经15岁了，是成年人了，怎么能坐着一动不动，等着妈妈来伺候呢？”隔壁的大婶心直口快地说。

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人有点儿像中国大都市人，待人较冷，彬彬有礼中将人拒之千里。谢莫纳镇的人有点儿像中国偏僻乡村的百姓，质朴率真，有时拿自己不当外人，说话不分里外。以华像犯了错误似的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地低着头，一声不吭。

沙拉惊诧地望着邻居。她的话像一把钉子扎在沙拉的心里，让沙拉很难受。以华初回妈妈的怀抱啊，刚刚得到妈妈的温暖，妈妈的爱，怎么能说他是废物呢？这太伤孩子的自尊了。再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训斥我的孩子？他们坐在那儿读书，等着妈妈做饭盛饭有什么错？中国的母亲几千年这么走过来的，没谁觉得不对啊，怎么你一个犹太女人就受不了呢？难道我的孩子还不够乖吗，还不够听话么？以色列的口服药每隔6小时服一次，我感冒时孩子守在钟表旁，时间一到就给我端水拿药。他们在外边玩球时，见我买菜回来就急忙跑过去，把菜接过来拿上楼。家里吃鸡时，本来鸡腿、鸡翅、鸡胸脯都奖励给孩子了，可是他们却争着说：“我要吃鸡脖子，把脖子给我。”我以为他们爱吃鸡脖子，就把鸡脖子捞出来，一剁三段分给他们，这时发现鸡腿、鸡翅和胸脯肉都在我的碗里。以色列最便宜的水果是橘子，每当孩子吃橘子时，吃到甜的都要给最辛劳的妈妈留着。当我进屋时，三个孩子都举着橘子喊道：“妈妈，吃我的橘子，我的橘子是最甜的！”我的孩子多么乖啊，在中国人心目中乖孩子就是好孩子，难道你们以色列不是这么看吗？

隔壁大婶的话虽然难听，毕竟是好意，沙拉也不好说什么。

“沙拉，你别以为自己生下孩子就是母亲了。你不要把中国落后、愚昧的教子方式带到以色列来……我们犹太人有句俗语：‘谁溺爱孩子，就不得不有朝一日为他包扎伤口。当孩子为伤口的疼痛叫喊时，你将为你愚蠢的溺爱而痛悔！”邻居转身对沙拉批评道。

沙拉在中国被视为犹太人，在以色列却被视为中国人。中国人的沙拉蒙了，在中国哪个母亲不这样爱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最重视教育，即犹太人和中国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中国的教子方式哪点落后？

“孩子别在意，妈妈爱你，妈妈愿意侍候你，愿意为你做一切。妈妈只要看你读书学习就高兴，就幸福……”邻居走后，沙拉对以华安慰道。

“伊妈，她说得没错。我已经15岁了，在犹太人眼里已是成年人了，应该主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该帮助妈妈做生意干家务，减轻妈妈的负担……”以华诚恳地说道。

怎么，邻居说得没错，难道是妈妈错了？这到底是怎么了？是以华长大了，还是被他们犹太化了？沙拉惊疑地望着以华。

孩子比大人敏感，接受新事物也比大人快得多。以华跟当地孩子接触多了，对犹太家庭有了了解。在犹太家庭，孩子八九岁就打工了，放学后或去快餐店打工，或去加油站做点儿小生意，或到印刷厂干点儿零活。男孩13岁，女孩12岁就算长大成人了，要在犹太教会堂举行成人仪式，朗诵经文和祈祷文，宣誓履行犹太人义务。成人仪式一结束，父母就把孩子当成人来对待了，许多消费都要他们自己承担。犹太人认为，光有学问是不能生存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学会赚钱，在经济上不独立是不行的。另外，孩子只有在对生活不断体验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和位置。他们把放开手脚让孩子学会独立生存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孩子。

以华变了，放学后不再坐等妈妈侍候，而是主动带着弟弟帮妈妈干活了。他们围在沙拉身旁，学摊皮、剁馅、包卷和炸春卷。晚上帮助妈妈洗碗，照看妹妹，收拾房间。从小没干过家务的孩子做起来难免笨手笨脚。当沙拉让以华把包心菜一切两半，将菜根剔除时，他干一下问一遍。

“伊妈，菜切开后还怎么做？”

“贴着菜根左一刀，右一刀，这样就切下一个三角形的菜根了。”

“伊妈，你看是这样吗？”

沙拉抬头望去，见以华把包心菜切开后，菜根没切下来，在菜中间挖一个三角的洞，搞得她哭笑不得。

在中国，不会做家务的孩子太多了。当父母问起孩子“等你成家之后，怎么办”时，孩子会理直气壮地说：“我雇保姆！”

现在还没有将保姆纳入配套培养计划，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不过退一万步说，就算将来保姆资源充足，也得雇得起。经济上不自立，谁给出保姆费呢？

以华和杰瑞的家务活儿越干越熟练，渐渐显露出每个人的特长，以华的刀工好，杰瑞的皮摊得好。家里有了分工，以华负责切菜剁馅和炸春卷，杰瑞负责摊皮和包春卷，沙拉采购和卖春卷，三岁半的美美边用小手把粘在一起的春卷皮揭开，边用希伯来语数着：“一、二、三、四……”孩子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懂事了许多。

据倒腾鸭子的朋友说，从鸭子孵化出来到餐桌，生命旅程已缩短到25～40天。养殖业的突飞猛进着实让人惊愕。鸭子的游水嬉戏的天性被养殖户彻底剥夺，它们被“赶上架”，圈在网架，像关进拘留所似的每平米挤有5只，活动受限。强迫鸭子吞食大量高能量饲料和快育灵（低毒、高效促生长剂），一个月左右鸭子就出栏了。这样养出来的鸭子不能算是鸭子，只能算是鸭肉。

仅仅这样养鸭、养鸡、养猪也就罢了，急功近利的人还这样养育后代。他们让儿女像鸭子那样“饭来张口”，像鸭子大量吞食高能量饲料和快育灵那样去读大量的教参教辅，做大量的习题，恨不得孩子像鸭子似的快速出栏，立马拿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可是他们忘了，人才人才，先成人后成才，不成人怎么成才？中国将来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人太少了，“才”太多了。那些40天出栏的连路都不大会走的鸭子怎样才能找回游水嬉戏的天性，怎样才能成为健康的、绿色的、真正的鸭子呢？

爱孩子连母鸡都知道；可是害孩子，连母亲都不知道。聪明的理智的母亲才知道怎么去爱，怎样爱才有益于孩子，而不是那种损害孩子健康的高能量饲料。母爱应该是燃在儿女心底的篝火，照亮和温暖孩子的一生，而不该是舒适惬意的子宫，让孩子永远也长不大。

“孩子，家里没钱了。”沙拉发现中国妈妈是培养不出富翁的，她决计做一个犹太母亲，培养孩子的经济自立精神，把他们打造成富翁

“孩子，我们家没钱了。”沙拉把以华和杰瑞叫到客厅，满脸凝重地说。

客厅陡然鸦雀无声，以华和杰瑞面面相觑，满面惶。在异国他乡，没有钱无异于断了血脉，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住哪儿？自从来到以色列，来到谢莫纳，杰瑞感到自己跟妈妈在一起了，家的感觉却没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让这个14岁的孩子过早尝到了忧患的滋味。他经常偷偷地哭，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上海，思念着亲朋好友，思念以往的生活。听妈妈说家里没钱了，他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不知怎么办好了。

文化不仅是沟通的渠道，更是沟通的障碍。有时文化像高大的围墙把人挡在外边。沙拉和邻居是被圈在不同围墙里的人。沙拉要想在以色列生存下去，就得了解和学习犹太文化，进入他们的围墙，融入他们的社会。沙拉空闲时有意识地找邻居聊天，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家庭教育。沙拉是一位性格开朗、古道热肠、具有较强亲和力的女人，没过多久她就跟左邻右舍混得稔熟。沙拉在跟他们的交往中渐渐明白犹太人为什么聪明，为什么那么会赚钱，为什么在许多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他们靠的绝不是比其他民族高出10％～20％的智商，而是经济独立的精神。中国人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犹太人说：“民以食为天，我们能用全部的辛劳换来幸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两个民族都承认“民以食为天”，犹太人却强调用辛劳来换取，将依赖和顺从视为耻辱。他们在祈祷时常说：“上帝啊，制止我们从别人那里借钱和领受礼物吧！让我们借助你那宽大神圣的双手吧！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行为都不会使您受辱。”

那些日子，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沙拉受到很大的震惊，她觉得仅让孩子放学后做点家务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让他们像犹太孩子那样有经济独立的精神。

杰瑞想买一辆旧自行车，沙拉想，孩子在家干了不少活，再说家里也确实需要一辆自行车，于是就答应了。隔壁大婶14岁的儿子知道后就主动找上门来：“我知道谁要卖旧自行车，可以帮助你买下来。”

“好啊。那就麻烦你了！”杰瑞感激不已地说。

隔壁孩子知道沙拉家拮据，买车的钱是靠卖春卷一点一点赚来的，很不容易。沙拉想，两家相处不错，她不仅时常给他家送春卷，他的父母外出旅行时，她还帮忙照顾过他们四个孩子，相信他会帮忙的。沙拉还友好地对那孩子说，你在外边打工，杰瑞在家干活儿，都很不容易。等杰瑞对这边熟悉了，也会跟你一样去打工的。傍晚，那孩子说价钱讲好了，150谢克尔，让杰瑞跟他去推车。两人下楼后，他让杰瑞在马路这边等着，他去马路那边把车子推过来。

几天后，杰瑞沮丧地回家说，他遇见自行车的卖主了，说是100谢克尔卖给隔壁男孩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吗？怎么能赚我50谢克尔呢？”

杰瑞说什么也不理解，隔壁男孩为什么要赚自己50谢克尔。沙拉听后也特别恼火，他怎么能赚杰瑞的钱呢？而且那么黑，一下子就赚去了1/3！50谢克尔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多一些节衣缩食的日子，意味着要风里来雨里去地多卖几天春卷！难道他父母没让他读《塔木德经》？那上面不是明确规定犹太教徒不能毫不费力地榨取他人钱财么？

可是，沙拉不能那么说，要对孩子进行正面教育。她告诉杰瑞，吃亏就是占便宜，占便宜就是吃亏。你看那个孩子占了你50谢克尔的便宜，却失去了你的信任和友谊。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你不能干坏事，但要善于鉴别好与坏，善与恶。眼前的得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论得与失都不改变自己的本性，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让人相信的人。

几天后，又发生一件让沙拉难以接受的事情。她跟别人借了一盘希伯来语教学录音带，觉得那带不错，想有一盘，好长期听。可是，谢莫纳没有卖的，买的话需要去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沙拉想，找人复制一盘算了。可是，她家没有双卡录音机，复制不了。她就请邻家孩子帮忙。两天后，邻家孩子把复制好的磁带送来了。当沙拉连声称谢时，他把手伸了出来，跟她要25谢克尔。沙拉蒙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要这么多？买盘原版的还附带一本教材才要15谢克尔！

“买一盘空白磁带要花多少钱？”沙拉反问一句。

她清楚买盘空白带只要4谢克尔。

“空白带花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买磁带要坐车吧，车费呢？我回来要坐车吧，车费呢？我复制磁带需要时间吧，工钱呢？复制时我的录音机会磨损吧，损耗费呢？我总共要你25谢克尔，多吗？”

“你能否去你父亲的店里买盘空白带给我录一下，帮个忙……”

“我跟你是亲人吗？不是。是朋友吗？不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忙？”

“可是，我们认识，我们是邻居啊……”

“认识有什么用？我认识银行，银行给我钱么？”

沙拉气坏了，这不是敲诈吗？可是，他为什么敢敲诈我呢？不就是我们一穷二白么，没钱没地位吗？《塔木德经》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事了———它是一切痛苦中最可怕的。一个被贫穷压榨的人就像一个一切诅咒都在他身上应验了的人一样。”钱，不仅仅代表财富，还代表权力、地位和尊严！

“谢谢你！你给我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课，这盘磁带值25谢克尔。我不仅会学好希伯来语，我的孩子也会学好希伯来语，我还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社会地位的百万富翁。我要做百万富翁的母亲！”沙拉说罢，掏出钱恭恭敬敬地给那个孩子。

要做富翁的母亲，必须让儿女成为富翁。怎样才能把孩子培养成富翁？穷人要想成为富翁必须要会赚钱。中国的那种父母承包儿女一切的做法是培养不出赚钱能力和经济自立精神的，那种母爱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包有糖衣的毒素缓释胶囊，它会导致孩子终生缺锌缺钙缺铁，使他们像西湖边上的飘柔柳丝，只要上边不拽住就像根线头瘫在地上。

沙拉对中国的那种望子成龙式的家教失望了，她不想再做中国妈妈了，想做犹太母亲，富翁的母亲。她要培养孩子的赚钱能力和自立精神，要让自己的孩子不输给犹太人。对孩子来说，这是背水一战，倘若输了，他们在以色列将永无翻身之日！她决计在家里采取“有偿机制”，给他们彻底断奶，让他们去赚钱。

“为生存下去，我们一家人要齐心协力地赚钱，做好春卷生意。我们也采取有偿机制，一个春卷的成本是0.3谢克尔，做一个或卖一个春卷都按10%提成，也就是说个人可得0.1谢克尔。”沙拉说。

这是沙拉跟犹太人学的———不论雇佣谁，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要事先讲好报酬。

以华和杰瑞看了看母亲，再相互看了看，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家里已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的那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再说，左邻右舍日子过得好和不好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也都在打工或做小买卖。

“伊妈，我可不可以不卖春卷，只在家做春卷？”性格内向的以华为难地说。

杰瑞见以华不想卖，他也不想去卖了。

“这样吧，做一个春卷仍然提成10％，卖一个春卷提成20％。”沙拉调整了提成比例。

一个智慧的母亲要善于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和优势，让他们尽快脱颖而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华仍然选择在家里做春卷，不过也可以试着卖春卷。

“伊妈，我要赚0.2谢克尔，我去卖春卷！”杰瑞改变了主意，选择了卖春卷。

卖一个春卷赚0.2谢克尔，每天卖10个就赚2谢克尔，20个就赚4谢克尔，50个就赚10谢克尔！一个月呢？那就是60～300谢克尔啊！这样不仅可缓解家庭经济危机，个人也有可支配的零花钱。赚钱会让人感到刺激、兴奋和冲动，杰瑞不禁摩拳擦掌了。

沙拉把积累的卖春卷的经验传授给了两个孩子，让他们在家模拟几遍。然后一家人打糊摊皮、剁馅、打皮、包春卷，制成半成品之后，放入冰箱。凌晨三点，沙拉起床炸春卷。六点钟，她已炸出30个春卷，叫起了以华和杰瑞。吃完早饭后，两个孩子背着书包，拎着装有春卷的篮子，跟着沙拉走出家门，这时天刚蒙蒙亮。春卷能卖出去么？两个孩子无精打采地走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一路默默无语。

当他们从山坡的居住点走到谢莫纳镇中心时，太阳已升起，万里无云，天空像湛蓝的海洋，近处草木葱茏，清脆的鸟鸣从树林钻出，遥远的黎巴嫩雪山沉静而典雅。以华和杰瑞走在往日上学的路上，过去他们总觉得那段路挺长，今天却感到很短。他们多么希望顺着这条路不停地走下去，走回中国啊。拎着的春卷越来越沉，像是石头，他们的心里堆满了石头，也跟着往下坠。春卷要是卖不出去，妈妈不仅白忙碌一早晨，而且还会伤心和失望。

许多事情想得容易，说得容易，做却不易了。沙拉一路上也是矛盾重重，这样逼孩子卖春卷是不是太没母爱，太残忍，太冷酷？会不会在他们心灵中留下阴影，自己会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放弃的念头像啤酒沫一个劲地往上冒。她只好劝说自己，要坚持下去，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母亲，不仅给孩子母爱，而且要给他们绿色的母爱、负责任的母爱，有助于成长的母爱，不负责任的母亲是自私的母爱……

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没有开门，仅几家小超市在营业。沙拉在街角驻足，看着以华和杰瑞去兜售春卷。两个孩子站在路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寥寥无几、步履匆匆的行人，想叫卖，可是嘴巴说什么也张不开。他们感到心慌气短，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莫名地紧张，两手冒汗，手里的篮子像是赃物似的，恨不得丢得远远的。

沙拉多么想继续做中国妈妈，将他们手中的篮子夺下来，让他们去上学。她突然想起苏北人常说的一句话：“有婆就把婆来依，没有婆就靠自己爬。”当孩子有依靠时他就依赖，没人可依靠时，他就得依靠自己。同样，把鸟儿养在笼子里，它就等着人喂；把鸟放飞了，它就会自己觅食。卖春卷对孩子来说有许多好处，可以学会跟人打交道，还有助于他们走进社会。如回到原来的轨道，没准真会像隔壁大婶说的那样成为废物。

沙拉走过去，看了看以华什么也没说。她知道以华腼腆，对他来说出头露面是特别痛苦的事。她在杰瑞的背后轻轻推一把。杰瑞回头看看妈妈，踱进一家儿童用品超市。当店主弄清杰瑞的来意后，殷勤的笑容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他不需要春卷。杰瑞尴尬了，在家的模拟像晨雾似的飘散了。当他要离去时，想起妈妈那凝重面孔，想起“孩子，我们家的钱花光了”。

“您不买多，买两个品尝一下也好，”杰瑞见他没有买的意思接着说，“您现在不买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系，等您什么时候需要，或您的朋友需要，打电话给我，我随时给你们送。我不仅可以给您提供春卷，还可以提供其他的中国小吃。”

杰瑞进的第二家是蔬菜超市，可能太早，店里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货架上的西红柿、青椒、茄子、包菜一个个被打理得像等待拍婚纱照的新娘。店主是一位40多岁的犹太女人，她打量一下拎着篮子走进来的中国男孩，和善地问道：“你需要点什么？”杰瑞像在家模拟似的把篮子掀开，彬彬有礼地说：“您好！我这儿有好吃的中国小吃———春卷，每个一谢克尔，您想品尝一下吗？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

“中国孩子做生意啦？”女店主笑着说。

住在谢莫纳镇的中国人仅沙拉一家，较为引人注目。杰瑞和以华背着书包经常从店前经过，从来没进来过。她探头探脑地看了看篮子里的春卷，“好吧，我就买两个你的中国春卷。”

“谢谢！”杰瑞欣喜地收下两谢克尔。

这是杰瑞做的第一单生意，善良的店主给了他经商的信心！从那之后，瑞杰每次来她都买两个。过了一段时间杰瑞才知道，她买的春卷一个也没吃，都送给别人了。

沙拉站在道旁看着两个孩子，以华转悠来转悠去，迟迟疑疑；杰瑞像燕子似的在开门的店铺进进出出……

“妈妈，30个春卷全卖了！”杰瑞像燕子似的飞过来，将钞票和篮子交到沙拉的手里。

沙拉手握着沾有孩子体温和汗液的钞票，望着他们上学的背影，欣喜若浪奔涌在复杂心绪之上，泪水在眼里闪动。孩子终于迈出了经济自立的第一步，他们学做生意了，能赚钱了！

沙拉按犹太教法，“不要将应付的报酬留到第二天早上”，当天就把杰瑞和以华应得的那份分给了他们。

从此，杰瑞和以华每天早晨6点钟离家，到镇中心卖完春卷上学。有时卖得顺利，很快卖光了，他们就跑回家再取一些；有时上课时间到了，春卷还没有卖完，他们就边走边卖。为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沙拉规定卖不完的春卷不能自己吃了，或者随便送人，要拿回家；卖丢一个春卷要赔1谢克尔。有时杰瑞遇到吃了春卷不给钱的无赖，他就像小马蜂似的紧叮不放，直到把钱要回来为止。

当孩子卖春卷时，沙拉总要悄悄跟在后边，站在远处注视他们。孩子在外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碰到，她怕孩子遇到地痞无赖抢春卷，孩子被他们打伤；害怕孩子被车撞着，有的人开车像疯狂老鼠，神出鬼没，说不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当孩子卖完春卷往回走时，她先一步回到家，装出一直在家等候他们的样子。两个星期后，见没发生什么事情，她才撒手。

以色列的乌尔潘几乎没有全日制的学校，或上午上课，或下午上课，或晚上上课。以华和杰瑞是上午8点半至中午12点上课。放学后，他们跟沙拉打糊摊皮、剁菜拌馅和包春卷。傍晚，把春卷炸好后，杰瑞和以华各拿30个春卷，去位于镇中心的两处酒吧卖。

“你们随身带个本子，把没学会的单词记在上面，去酒吧卖春卷时，向那些喝酒的老头儿请教，他们有的是时间和耐心，会告诉你的。”沙拉对两个儿子说。

在酒吧，以华和杰瑞有机会就跟喝酒的老年人聊天。卖春卷不仅让以华和杰瑞的希伯来语口语大有长进，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赚钱的艰辛，懂得了节俭。卖春卷还让他们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以色列人，同时也让他们对赚钱产生了兴趣，有了经商意识，学会了捕捉商机。

“妈妈，在酒吧喝酒的老年人可能更喜欢吃辣的，你能不能给我做20个辣味春卷？”杰瑞对沙拉说。

“好啊，好啊！杰瑞，你真聪明！”

作为妈妈，要不断地、坚定不移地肯定孩子的优点，让其发扬光大。杰瑞不仅卖春卷，还知道琢磨顾客需求了，沙拉很高兴，给他做了20个辣味春卷。

“妈妈，你做的辣味春卷全卖出去了！”杰瑞不大工夫跑回来说。

沙拉和孩子尝了一下辣味春卷，的确好吃。畅销必须有好产品，沙拉和孩子在春卷馅上下一番功夫，推出了甜味春卷、咸味春卷和豆沙春卷等产品，品种多了，价钱也跟着上去了，由1个谢克尔涨到两个谢克尔。

杰瑞听说有一家要开PARTY，就找上门去推销春卷。那个家庭特别有钱，住的是别墅，有花园和泳池。女主人品尝完杰瑞的春卷，眯缝着眼睛，吧嗒几下嘴巴，说：“好吃！”杰瑞趁机跟她介绍中国的饮食和小吃，讲春卷的制作。女主人很高兴，当即订了100个春卷。几天后，街上邂逅，女主人对杰瑞说，你的春卷不仅好吃，还给我的PARTY增添了中国风情。她成了杰瑞的老客户，只要开PARTY就给杰瑞打电话订春卷。

春卷的销售量是上去了，可是要一个个地包，一个个地炸，沙拉和孩子们忙得睡觉时间都被挤占了。一次，有人订500个春卷，他们忙到凌晨3点钟炸完那批春卷，两个儿子穿着衣服就睡着了。沙拉心疼地坐在他们旁边，默默地看着熟睡的两个儿子抹眼泪。

孩子醒来时，他们家又充满歌声和笑声，沙拉像地道的以色列人似的对儿子说，“Yeheyebesedr（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卖春卷使沙拉家走出困境，两个儿子不仅学会了做生意和赚钱，还有了家庭责任感，抢着为家里交各种费用，发现家里缺少什么就往回买。

几个月后，以华和杰瑞结束了乌尔潘的希伯来语学习，进入了中学。以色列的中小学教育体制跟中国相似，小学6年制，中学6年制。我们的中学分为初中、高中，他们分为过渡部和高级部，每一阶段的学制也是3年。以华和杰瑞所就读的学校是谢莫纳镇最大的一所中学，拥有七八百名学生，以华读过渡部的三年级，杰瑞读过渡部的二年级。

生意生意，没生出新意也就没有生意。犹太人认为，做买卖需要创意，他们在这方面特别善于动脑筋，总是千方百计想出新点子，把生意做大做强。杰瑞通过跟当地孩子交往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想，如果学校的七八百学生中有10%的人买春卷吃的话，就能卖掉七八十个哩。可是，这七八十个春卷怎么推销出去呢？像在镇中心那样挨门推销肯定不行，最好找个经销点。他课间在学校附近转悠了两天，发现每天上午10点30分吃课间餐时，许多同学都到学校旁边的一家“曼可里特”（Mekolet）买饮食。“曼可里特”类似中国居民住宅区内的食杂店，主要经营学生用的文具、食品和卫生用品。以色列的“曼可里特”很有人情味，店主见顾客就像多年不见的亲戚，热情洋溢。老顾客买东西不必付现钱，记上账月底来结就是了。

在“曼可里特”店主的眼里，学校的学生都是他的顾客，没想到杰瑞却成为他的供货商。一个稚气未褪的中国少年，一位极其精明的年逾而立的犹太店主；一个刚刚入道，有一说一；一个做了十几年的生意，工于心计，没想到生意居然谈成了。不过，店主的条件较为苛刻———每个春卷按0.8谢克尔交店主代卖，卖不掉的退给杰瑞。按此折扣杰瑞个人已没钱可赚，可是家里却有钱赚了，还是值得欣慰的。

以色列中学的课程比中国浅得多，尤其是数学课，老师主张用计算器。杰瑞的基础好，轻而易举就能拿到优秀成绩。他没事儿就往谢莫纳的“沙克”（shuk））跑。以色列的“沙克”有点像中国的农贸市场，里边不仅有抻着脖子叫卖的，还有细声碎语，甚至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声。“沙克”不仅有卖蔬菜水果的，还有卖服装和小商品的。杰瑞没转几次就发现了商机，中国的风油精、檀香扇、真丝手绢在谢莫纳镇很受欢迎。杰瑞兴奋极了，他把卖春卷赚的钱寄到上海，托亲朋好友帮忙采购风油精等商品寄到以色列。这种生意利润丰厚，在中国花25元人民币买的丝巾，在谢莫纳可卖250谢克尔，相当于500元人民币，多么大的利润空间啊。

放学后，杰瑞背着那些来自中国的小商品径直去“沙克”练摊。没去几次他就看出了门道，每次偷偷塞给“沙克”管理员点儿好处费，就可以在“沙克”谋得一席之地。他将一方红布一抖搂铺在货床上，然后将背去的小商品一一摆上，就开张了。傍晚6点钟，“沙克”的喧嚣被白昼带走，恢复了冷清，杰瑞收了摊，跑去给菜农搬卸菜蔬，不仅一小时可赚5谢克尔，还能得到碰伤、摔坏的蔬菜，这样一来，家里就可以几天不买菜了。

以华在学校举办了“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听讲座的同学可以免费体验一下中国的吃文化———品尝中国春卷，不过听讲座要购买入场券。以华特别想念家乡，他怀着思乡之情讲述着中国，讲述着上海，讲述中国的习俗和小吃。他的讲座受到同学的欢迎，带到学校的20个春卷也出了手。

在经商方面，以华明显弱于杰瑞。沙拉并不要求他跟杰瑞一样，手指伸出有长有短，长有优势，短也有优势，这才有利于互补。渐渐地，沙拉负责采购，以华负责做春卷，杰瑞负责卖，一家三口各有分工。以华每天晚上剁菜、打皮，包好春卷放进冰箱，凌晨三时起床炸春卷；杰瑞早晨和晚上去卖。不长时间，谢莫纳镇的许多人都认识了圆圆脸、笑眯眯的卖春卷的中国男孩儿。沙拉家的“GDP”不断增长，从每月几百谢克尔升到几千谢克尔，家里再也不用“第二供给站”补充给养了。

按照沙拉的规定，不论谁给家里带来经济效益，都有10%的提成，这样以华可得1200谢克尔。沙拉觉得以华这笔钱赚得太容易了，不利于他的成长，跟他商讨一番后，将提成降至500谢克尔。那是以华赚的第一笔大钱，他给妈妈、弟弟和妹妹都买了礼物。

当以华和杰瑞手里有钱后，沙拉就把儿子当成大人了，要求他们个人开销自理，在家吃住要交费。沙拉还制定了值日表，谁哪天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在犹太人家里，做家务是无偿的，沙拉认为这有助于培养儿女的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

沙拉一直想在以色列开家餐厅，没有想到在谢莫纳不到一年，儿子就帮她圆了这个梦。以华读书很有心计，在学校学以色列移民法时，他一下子就联想到自己的家，发现有一笔移民安置费妈妈没有领。他放学跑回家跟妈妈说，沙拉不大相信，犹太人做事向来丁是丁，卯是卯，怎么会忘了给她安置费呢？可是，以华说得有理有据，她只好将信将疑地跑去咨询，没想到，从移民局领回了1.2万谢克尔安置费。沙拉用这笔钱开了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珍珠餐厅———仅有两个餐位，以送外卖为主。

餐厅开张后，沙拉对两个儿子说：“家里有了餐厅，你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可以在自家的餐厅打工，洗盘子刷碗送外卖，按劳付酬，也可以选择单干。在自家餐厅干的，可以免交其他费用，单干的每月要向家里交100谢克尔的房租费和水电费。”

以华选择在自家餐厅打工，杰瑞选择单干，一边做春卷生意，一边在“沙克”练摊。

让沙拉欣慰的是在家里实行有偿机制、开销自理之后，以华和杰瑞不仅抢着做家务，而且争着为家里支付水电费和电话费。他们见家里什么东西用完了就会悄悄地买回来，家里的牙膏、洗衣粉、肥皂，还有冰箱里的食物几乎都是他们买的。杰瑞和以华说，当为家花钱时，就想到自己能为母亲分忧，能分担家里的经济开销了，自己不再是邻居说的废物了，心里就产生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和自豪感。

谢莫纳像一只竹筏，承载着沙拉和她的孩子顺着光阴的溪流漂下……

让沙拉忘不掉的是跟移民局官员的对话：

“我相信我不会在那儿生活一辈子的。”

“你会在那儿生活一辈子的。”

这句对话穿越时空，像摆动的钟锤敲打在沙拉的心上。难道我和三个孩子要在这偏僻的边陲小镇生活一辈子？与其这样，还不如留在上海。谢莫纳处于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末梢，以华和杰瑞在这里是不会有什么较大发展机遇的，作为第一代移民，很难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和外交官。

中国的《三字经》中有句话：“昔孟母，择邻处。”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小时贪玩，家住墓地附近时，他经常玩哭灵的游戏。孟母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又玩起做生意、杀猪之类的游戏。孟母再把家搬到学堂旁边，于是孟子跟着学生学读书和礼节了。在沙拉住的那个居民点居住的都是素质较低的底层穷人，有的人家好几代都像中国农民工似的到处打工。孩子的氛围也不好，左邻右舍的孩子或像见利忘义的隔壁男孩，或似给沙拉复制录音带的可恶小子。这些家庭的母亲文化也较低，就知道吸烟，嗑瓜子，很少关心孩子的前途和命运。

在沙拉的心里，走出谢莫纳已是不可遏止的欲望。她要像摩西带犹太人出走埃及那样把孩子领出去。沙拉选定的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经济文化的中心———特拉维夫。她要让孩子接触最优秀的犹太人，让他们融入以色列的主流社会。

1994年，以华在谢莫纳的中学过渡部毕业，沙拉决定全家迁往特拉维夫。出乎意料的是，杰瑞提出他要在谢莫纳读完中学过渡部。

“我们去了特拉维夫，你不去怎么能行？”沙拉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杰瑞。

“伊妈，你和哥哥去好了，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杰瑞冷静地说，“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可以边读书边做生意，我可以自己做春卷自己卖。我在这里已有代销点和固定的客户，酒吧还有那么多爱吃中国春卷的老主顾，‘沙克的檀香扇、丝巾的生意也不错。我赚的钱不仅够交房费、水费、电费和电话费，能够养活我自己，还能剩几百谢克尔。”

沙拉犹豫了，杰瑞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刚到谢莫纳什么也不会做整天哭鼻子的男孩。可是，他毕竟才15岁啊，作为母亲，哪有把这么大的孩子一人丢在数百公里之外之理？杰瑞见母亲放心不下，说道：“伊妈，我还有几个月就过渡部毕业，等参加完毕业典礼就去特拉维夫找你们。再说，我又不是一个人，还有菲菲呢。”

菲菲是一条狗，确切地说，是一条深咖啡色的小笨狗。几个月前，杰瑞在卖春卷的路上遇到一条浑身脏兮兮、瘦骨嶙峋的流浪狗。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杰瑞动了恻隐之心，站下来抚摸它几下。狗两眼感激，尾巴轻摇，犹如觅到失散的亲人。于是，它紧跟在杰瑞的身后，说什么也不肯离去。杰瑞只好收养了它，给它取名“菲菲”。

“好吧，伊妈尊重你的选择。杰瑞，你要照顾好自己。我们在特拉维夫等着你。”沙拉说。

沙拉决定再给杰瑞一个独立生活的机会，一个成长的机会。这种事对中国母亲来说不可思议，对犹太母亲来说却很寻常，邻居家像杰瑞那么大小的孩子已离家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

沙拉和以华带着行李离开谢莫纳。杰瑞领着菲菲把他们送到车站，他扬扬手跟妈妈和哥哥作别。车渐渐淡出视野，消失在远方。他突然感到自己已为一家之主，新生活将要开始。

夜幕不容商量地降临，没有妈妈和哥哥的房子更加空旷。杰瑞只好让忙碌来填补这一空旷，他打糊摊皮，切菜拌馅，包春卷。不知愁不知忧的菲菲有着一股永远耗不尽的热情，它不时跑过来在杰瑞的腿上亲昵地蹭两下，抚慰一下他那孤寂的心……

深夜，杰瑞躺在沉寂空荡的房子里，默默地想念着妈妈和哥哥。凌晨3点，他从床上爬起来炸春卷。6时30分，他背着书包，拎着春卷离家。8时30分，送完春卷的他坐在课桌旁，听老师讲课。放学后，他继续去“沙克”练摊。

犹太人认为：“教育和宗教一样神圣。”希伯来语的教育是“hinukh”，具有服务与奉献之意。在犹太人眼里，教育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培养能为上帝和社会作贡献的人才。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看重知识和文凭，看重的是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看重的是对知识的运用———智慧与能力。他们把有知识而没有智慧和能力的人视为驮书的毛驴。他们的中小学生负担比我们要轻许多，他们的老师和学校根本不像我们那样一边喊着减负，一边拼命往学生的书包里塞参考书和习题册。中国的学生恐怕是世上最不幸的学生，他们如同父母、学校和社会的雇佣军，为考分和文凭而旷日持久地疲于奔命、艰苦卓绝地奋战。当博士和博士后持那纸文凭找不到工作时，父母就会发现文凭不过是一纸证明，证明你读过多少书，考过多少试，是不能直接兑换他们所期待的金钱、名望和地位的。那时，他们会彻底地失望，会否认读书，甚至社会上还会出现新版的读书无用论。我们越来越重视孔夫子了，不仅仅在于他是教育家，而在于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人的脉搏，在两千多年前洞察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缺陷———左右摇摆。他提出了中庸之道。

教育到底能给我们什么，我们祈望从教育那里得到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急功近利、小商小贩式的教育思想终将毁掉中国的教育，毁掉几代接受教育的人！

幸好杰瑞去了以色列，在那儿读的过渡部（初中），不必像在中国的同龄人那样从睁开眼睛学到闭上眼睛，从学校学到补习班、辅导班、提高班，不必去学远远超过自己接受能力的奥林匹克数学、疯狂英语、新概念作文……所以，他在课余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生意。

“儿行千里母担忧”。沙拉牵挂着杰瑞，想当年她下乡时已17岁，在高邮汉留公社还有那叫“夏小六”的六姨妈照料。而杰瑞才15岁啊，在没有亲戚朋友的异国他乡啊。沙拉每天都要给杰瑞打电话，询问他在学校和家里的情况。

“伊妈，我的数学又考了第一，老师表扬我了。”

“伊妈，春卷生意不错，镇上有一家女儿出嫁，订了200个春卷。中国小商品卖得也挺好的，丝绸睡衣和中国纸扇卖光了，我又给上海寄钱了，请他们再帮我寄来一批。”

“伊妈，菲菲非常懂事，晚上睡在我的脚下，守着我。对了，我今天买了几枚鸡蛋，做了一道鸡蛋炒洋葱，味道不错。菲菲不挑食，我吃什么它就跟着吃什么……”每次接到妈妈的电话，杰瑞就说起来没完。

这段时间，沙拉再次经受骨肉分离。美美爸爸的移民以色列的手续办下来了，把美美领走了。作为母亲，沙拉太不幸了，先是被迫将以华送给哥哥，继而又把杰瑞留给前夫，两个儿子总算回到身边了，美美又离去了。

沙拉知道杰瑞想她，可是她没有时间回去看望儿子。她想在特拉维夫开家中餐馆，可是不仅资金不足，而且对当地人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也缺乏了解。于是，她到阿拉伯人开的鱼餐馆打工，月薪1000美元。收入不错，工作也繁忙。

1995年5月，杰瑞在中学过渡部毕业，告别了边陲小镇谢莫纳，告别了相依为命的菲菲，揣着赚的一千多美金去了特拉维夫。

沙拉要儿子自己赚钱读书。以华赚足了钱回中国读书了，玩命赚钱的杰瑞突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他把书复印下来，贴在面包架上，边干活边读书。

特拉维夫的意思是“春之丘”，它位于地中海东岸，建在与海岸大路平行的三条砂岩山丘脊上。沿海的沙滩像条细长的丝巾围绕，内侧有道山岭峭壁像一排卫士矗立。以色列人说：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拉维夫玩耍。

可是，沙拉和以华、杰瑞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玩耍的。

中国人常说：财大气粗。沙拉财不大，气也不粗，甚至还没有脱贫。不过，她跟初到谢莫纳大不相同了，不仅手里有1.5万美元，还有两个能赚钱的儿子。兜里有钱跟没钱，境界就是不一样。沙拉很感激移民局的官员，他让她在谢莫纳完成了从中国妈妈到犹太母亲的蜕变，让她的两个儿子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中国孩子变成了经济自立、有责任感的成年男子。

杰瑞到特拉维夫后没找到接收的学校，辍学在家。以华也没进高级部读书，去了一家中餐馆打工。让儿子辍学打工是违背沙拉初衷的。她把儿子接到以色列就是想让他们享受比中国更好的教育，让他们成为人才，杰出的人才。这是中国妈妈沙拉的想法，只承认甚至于迷信一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为此，宁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也要供孩子上名校、读大学。中国妈妈跟孩子不停唠叨：“‘不吃苦中苦，难成人上人。好好读书啊，专心读书啊，刻苦读书啊！不读书将来就没饭吃，就住不上花园洋房，买不起汽车！”

“孩子是不要听妈妈这些废话的，这种话从小到大已听过无数遍了。你说一遍两遍孩子没有听进去的话，那么说一百遍二百遍也没有用。”犹太母亲沙拉说。

在以色列，父母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习惯和欲望。孩子五六岁时，母亲会将一滴蜂蜜滴到《圣经》上，让孩子明白读书是甜蜜的。被犹太人视为第二本圣经的《塔木德经》中说：“学习的目的，就是开启智慧和思想。”他们认为，“知识是片断性的，而智慧是综合性的。”犹太人是为了智慧和思想而读书的，读书学习是快乐的，幸福的。在没有科举和文凭之前，在中国读书也是件快乐的事，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犹太孩子为了读书的欢乐与幸福，要打工赚钱去读书。在犹太人家，许多孩子都是自己赚钱完成学业的。有一个叫来姆的犹太富豪，他16岁赴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父亲对他说：“我给你100英镑，等你留学回来还给我。”来姆到伦敦后，不仅刻苦读书，还要赚钱完成学业。当他大学毕业回家时，还给父亲100英镑。沙拉说，在中国往往一人读书，全家受穷，甚至十几年翻不过身来。

“你们要想将来读大学，那么就得打工，赚出自己的学费。”沙拉对两个儿子说。

沙拉手里的钱足够支付两个儿子回中国读书的学费。做犹太母亲就要狠下心来，用手里的钱开餐馆；做中国妈妈就要把餐馆卖掉，供儿子读书。“‘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孩子花父母的钱读书往往是读不好的。钱是父母的，怎么花都不心疼。当孩子有了读书的欲望，花自己的钱去读书时，他肯定能读好。”她要以华和杰瑞先打工赚钱，然后再读书。

杰瑞才15岁，一脸的稚气，瘦瘦小小，身高才一米五十多，难以找到事儿做。可是，有时机会来了，门板都挡不住。两位初到以色列的中国同胞求沙拉帮忙找工作。沙拉知道她所在的鱼餐馆老板在斜对面还有一家面包店，那里需要人。可是，餐馆的顾客多，沙拉走不脱，只好让杰瑞领他们去。

这两个店的老板是阿拉伯人，他的太太是美国人，那两位同胞既不会英语，也不会希伯来语，像鸡与鸭似的无法沟通，需要杰瑞翻译。正当老板摆摆手，想打发掉他们时，突然眼睛一亮，对杰瑞说：“你跟他们一起留下来吧，你不留下来我没法雇用他们。”于是，杰瑞跟那两位同胞一起进了面包店。

老板跟沙拉讲好，杰瑞每天做8个小时，每小时的工钱是7谢克尔。杰瑞每天却干20来个小时，这对15岁的少年，正值长身体的时候，确实有点残酷。但钱的确是好东西，许多摆不平的事它都能摆平。在8小时之外，杰瑞每多打一小时工，老板就多付他8谢克尔。杰瑞每月居然能赚4000多谢克尔！

特拉维夫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许多平民受伤。许多人不敢出门上班了，偌大的面包店只有杰瑞一人。老板急坏了，眼看面包架卖空了。杰瑞一人挑起了这副担子，连续干了52个小时，累得走着走着就能睡着，看什么东西都有重影。实在挺不住了，他就在面包推进烤箱时打个盹儿。

这不是摧残少年儿童吗？哪个母亲听到能不心碎？沙拉几番想去找老板，想去面包店拽回杰瑞。可是，作为犹太母亲应该把杰瑞当大人看待，要尊重他个人的意愿。他没说自己撑不住了，要回家休息，我就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犹太人有句格言：“要是你的牛陷在沟里，无论是天冻得连眼珠儿都裂开，还是正在下一场大雨；无论你喜不喜欢，哪怕你正生病呢，你总要努力把牛拉上来。”杰瑞正在拉他自己的牛，做的是自己的事情。沙拉给儿子做一份鱼送了过去，看着疲惫不堪的儿子把鱼吃掉，她转过身，抹两把泪回去了。事后，杰瑞谈起妈妈时说，每当紧要关头，妈妈都会出现在我面前，她给了我自信和力量。

一天，杰瑞匆匆离开特拉维夫，心急火燎地赶往谢莫纳，原来是菲菲出事了。杰瑞离开那个小镇时，聪明的菲菲好似意识到这场分离，紧紧地跟着杰瑞，寸步不离。杰瑞上了大巴，菲菲围着车边跑边叫。车开出很远时，杰瑞忍不住向窗外看一眼，菲菲还跟在车后边跑着……杰瑞心一酸，泪流下来：“菲菲，对不起，我没办法带你去……”杰瑞到特拉维夫后，经常打电话打听菲菲的状况。邻居说，他走后菲菲白天出去觅食，晚上回来趴在门前的脚垫上。杰瑞回去看过菲菲，菲菲似乎接收到他的气息，远远地跑来迎他。脏得像块抹布似的菲菲一下子扑进杰瑞的怀里，呜咽不已。杰瑞抱着瘦骨嶙峋的菲菲心疼不已。他给菲菲喂了它爱吃的肉肠，给它洗了澡……他狠狠心又离开了谢莫纳，离开了菲菲。半个月后，杰瑞接到邻居的电话：“菲菲被城管部门收容去了。”在杰瑞的眼里，菲菲不是狗，是忠诚的朋友！是它陪伴着杰瑞度过了那段孤独无助的日子。他和它同吃同住，一起出去做生意。不行，我必须救菲菲！杰瑞立即请假，坐三个半小时车赶回谢莫纳。杰瑞去城管部门领回菲菲，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菲菲啊，跟我去特拉维夫吧！”菲菲低吟几声，似乎听懂了他的话。杰瑞把菲菲装进包里，带回了特拉维夫。

打工有助于孩子成熟。打工必须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否则不仅赚不来钱，还会被老板炒鱿鱼。以华成为一家中餐馆最勤快的小伙子，洗盘子、上菜、做侍应生，什么活儿都干；别人干8小时，他干十二三个小时。

一年后，以华赚够了读大学的费用，想去读书了。沙拉认为，以华只学了一年希伯来语，水平非常有限，和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法比，所以不能在以色列读文学、历史、哲学等专业。他的母语是汉语，应该回国去读书。在这一关键时候，一位智慧的母亲应该帮助孩子作出明智的抉择。可是，作为一个犹太母亲是不能对孩子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那样青春期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可能会说，“你让我做，我就不做。”那么，母亲就没辙了。

沙拉选择了分析探讨的方式，用自己的想法告诉以华，影响以华。沙拉对以华说，“以色列有20所高等学府，在校生超过10万人。你在以色列大学毕业又能怎么样？有什么优势？只能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以色列的1000个劳动力中有77个大学毕业生，这一比例虽然低于美国，但是远远高于法国、英国和日本。你应该扬长避短。你的长处是啥？是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沙拉是想让以华说出她的想法———回国读书。她把这视为一门非常深奥的艺术———做母亲的艺术。

以华选择了回国读书。那么怎么读，读什么呢？沙拉认为以华性情内向，做事沉稳，考虑周全，适合做政府官员。她考虑以华在国外呆了两年，已不适应中国中学的应试教育了，应该读大学。可是，他没读过高中，没学过高中的数理化，不可能去读理工科，只能读文科。最好是学一种语言，而且学完之后回以色列还有用。在以色列通用的第二种语言是英语，以华选择了去上海外国语大学读英语专业。

以华回国时，杰瑞还在拼命赚钱，其实他早已赚足读高中和大学的费用了。他会不会只想赚钱不想读书了呢，难道他就这样干一辈子，最后成为一个会赚钱又肯玩命赚钱的守财奴呢？沙拉困惑了，不知道这个犹太母亲该怎么当下去了，没想到一件小事改变了杰瑞。

4月到10月是以色列干旱的夏季，几乎不下一滴雨，特拉维夫像个大烤箱，难以忍受。街上的行人像服过安眠药似的，每一举动都含有将睡没睡的韵味。杰瑞正在市中心的一家银行擦玻璃，目光透过玻璃洒到街道。每当面包店生意清淡时，杰瑞就再打一份工。突然，杰瑞像抹了清凉油似的清醒了，他的目光落在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身上。那小伙子刚从对面的咖啡店里出来，一个风姿绰约、仪态万方、衣着时尚的姑娘依偎着他。他们俩人幸福地钻进一辆宝马车，驾着车像鱼儿似的从街道游了出去。杰瑞望着那渐渐消失的背影，好像自己也驾着车驶离市区，开上海滨大路，一边是蔚蓝的大海和柔软的沙滩，一边是鳞次栉比的建筑，有位姑娘坐在自己身旁，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忽然，人影一闪像剪刀剪断他的遐想，下意识地擦几下玻璃。他的手又停滞下来，不禁算了一下，像自己这样疲于奔命地打工赚钱，何时能过上那种日子。他越算越失望，哪怕每天打24小时工，一分钟都不休息，这辈子都别想拥有那样的生活。犹太人说，“闪光的智慧带来财富，有了智慧就有了财富。”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妈妈说过的这两句话突然从失望的心绪中浮起来。穷孩子要想改变命运，过上富人的日子，就得读书。

杰瑞变了，不再拼命赚钱了，而是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学习。在面包店打工时，他把从课本上复印下来的材料贴在面包架上，边干活边读书。他不仅翻烂了一本从中国带去的《新概念英语》，而且找机会就跟老板娘学习口语。晚上睡觉前，他要把白天学的英语单词背几遍。有时，他刚对沙拉说，“妈妈，我太累了。”一转身就睡着了，手里还拿着单词卡片。

以华和杰瑞大学毕业后回到以色列服兵役，当军方让已进入情报部的杰瑞放弃中国国籍时遭到了拒绝，于是没服完兵役就回到当兵前所在的钻石公司。他在二十几岁时成为千万富翁。

1995年4月13日，16岁的杰瑞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走下波音客机。

“上海，我回来了！”他兴奋地在心里呼喊着。

杰瑞是回国读书的。沙拉跟他说，中国温饱问题已解决，当衣、食、住都不成问题时，接下来就是“行”了。什么是“行”呢？“行”就是旅行。中国人会走遍全世界。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学习旅游专业呢？你将来可以把同胞领到以色列来旅游，也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中国去旅游。旅游不需要太大的投资，只要你读完大学，拿到导游证，就可以做了。

“好的。旅游不仅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业，而且当导游还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样会有更多的机会。”杰瑞说。

他选择的是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的导游专业。沙拉欣慰地看着杰瑞，儿子长大了。不过，沙拉对杰瑞没有掉以轻心，她认为他脑袋太灵活了，怕他回国后读不好书。

“你先带1000美元回去，剩余的6000美元放我这儿保存。你要是读得好，需要钱时，我可以随时寄去；你要是读不好，那就不要在上海浪费时间和金钱了，或去日本打工，或回以色列打工。”沙拉说。

杰瑞清楚在以色列打工，每小时的收入是上海的二三十倍；在日本打工的收入又是以色列的三倍。

“作为母亲，我希望你读书，可是我绝不会像中国其他妈妈那样逼迫你去读书，读不读书要你自己选择。假如你有一天不想读书了，那么你就去打工，总之是不能混日子的。”沙拉又说。

杰瑞没读过高中，入学后就像发烧友遇到音乐家一样，许多课程没学过，学习跟不上，尤其是数学和英语。为补习这两门功课，他不惜花每小时80元人民币请老师给补课，结果期末考试成绩仍然不理想。杰瑞特别沮丧，甚至有点儿灰心了。

“你既然不能做个优秀学生，那么就不要赖在大学了，我最讨厌混日子的人！你或者发愤读书，或者努力打工，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沙拉听说后，打电话想激杰瑞一下。

“伊妈，我选择发愤读书。既然您对我已没有信心，那么就不要再给我寄钱了。我相信自己的实力，我不仅要成为一名好学生，还要边读书边打工。”

杰瑞像在面包店打工那样拼命地学习，除吃饭和睡觉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课堂和图书馆度过的。早晨，别人还没起床时，他已在校园的树林背起英语单词；上课时，他不仅认真听讲，还把不懂的地方都记下来，然后再找老师请教；晚上10点半寝室熄灯，杰瑞回去放下蚊帐之后去公共教室，读到凌晨两点钟。课本学完后厚了一倍，里面贴了许多注释……

杰瑞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入学的，不仅学费要6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其他同学的两倍，而且住在一人一间的留学生公寓，每学期要3000元人民币的住宿费。为了省钱，杰瑞搬出了留学生楼，住进八人一间的普通学生宿舍。他还将每天的三顿饭改为两顿，饭菜尽量买最便宜的。可是，大学靠节省是读不下来的，他必须想法赚学费和生活费。

杰瑞找到以华在上海老凤祥金店的朋友，用二三百元钱批发几枚红蓝宝石的戒指，转卖给上海的同学，让他们卖给亲朋好友。他赚点钱后，又采购一些真丝手绢和檀香扇等小商品寄给以色列的朋友，让他们卖掉再买小商品寄来。杰瑞又在校园练摊，卖以色列的小商品。他不仅交上了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攒下了一笔钱。

上海老凤祥金店和以色列钻石商谈生意，需要一位希伯来语翻译，以华的朋友把杰瑞找去了。以色列钻石商听说杰瑞在特拉维夫生活过一年，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他的公司就在特拉维夫。钻石商给了杰瑞一张名片，希望跟他保持联系。以色列的钻石闻名于世，杰瑞倾其所有从钻石商那里买回一粒只有5分的钻石，带回学校卖掉。从此，他做起了钻石生意，从5分的做到两克拉的。他渐渐在上海珠宝圈出了名，许多人都知道上海滩有位专做以色列钻石生意的“小犹太”。

一年后，沙拉回上海探亲，她给杰瑞的老师打个电话，想了解一下儿子在学校的情况。

“杰瑞在学校的表现是不错的，学习刻苦努力，遵守纪律，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按时交作业……可是，他喜欢在校园里摆摊做些小买卖，卖些以色列小商品。我们这是学校，又不是市场，这怎么可以呢？”

“他没违犯校规吧？没有把大包小裹的商品搬运进学校吧？啊，那就好。他做买卖这很正常啊，杰瑞不是已经17岁了么，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在校园做生意有什么不可以呢？再说，他不做生意靠什么维持学业？”

“怎么，你不负担他的学费和生活费？”老师诧异地问道。

“是的，我不负担。”

“你们家经济困难，承担不起吗？”

沙拉年收入1.2万美金，比那些年收入仅几千元的中国父母来说，不知要富裕多少。怎么会困难呢？她已不在鱼餐馆打工，而是拥有一个可容纳一百多人的中餐馆，生意红红火火。

“我经济上一点儿都不困难，可是，杰瑞的学费我是不承担的。父母付学费，孩子是读不好的，他自己付学费就读好了。”

这是什么理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老师蒙了。

“这样他就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应该为自己负责，为社会负责；这样他也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为妈妈读书的，是为获取智慧、才能、知识和真理读书。中国的父母承包了孩子的一切，跟在他的屁股后边不断地督促，学习啊，用功啊，成绩啊！这很空洞，很乏味，孩子不要听的。这样的孩子没有读书的动力，把读书当成给父母打工，感受不到读书的幸福和乐趣……”沙拉接着说道。

沙拉放下电话，自豪与骄傲在她心里浮起。当中国的父母在节衣缩食，甚至砸锅卖铁当房子供孩子读书时，她没花一分钱，儿子去读了大学。

当杰瑞跟沙拉提起他做的钻石生意时，她眼睛一亮，说：“以色列的钻石闻名世界，我建议你选修一门珠宝鉴定的课程。你将来带客人选购珠宝时就不会上当受骗了，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让你给导游，你的老板也会器重你。”

“妈妈，我要学珠宝鉴定还要交学费。我手里有1000美金，还需要1000美金。”杰瑞说。

“好啊，你就去学吧，我给你1000美金。”沙拉高兴地说。

沙拉48岁生日时，杰瑞专程赶回特拉维夫。又一年没见，沙拉感到儿子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杰瑞说，人生就像一旋转楼梯，当你转回原来的方位时，就会发现自己所在的高度变了，过去与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从以色列回到中国是如此，从中国回到以色列也是如此。这都要感谢妈妈智慧的、理性的、甚至有点冷酷的母爱。杰瑞为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送给妈妈一枚镶钻石和翡翠的戒指。他把戒指给妈妈戴上，孩子气地说：“伊妈，我会让你的每个手指都戴上戒指！”

强大的幸福感瀑布似的落在沙拉的心里，她意识到自己距离富翁母亲已不遥远。

“杰瑞，把你那边那一桌的几位客人服侍好。”餐馆老板神色神色紧张地对杰瑞说，

“好的。”杰瑞应了一声。

1998年8月初，杰瑞大学毕业回到特拉维夫时，以华已在部队服役。以色列的义务兵役制规定，所有18～29岁、身体健康的男子要服3年兵役，18～25岁女子要服两年兵役。对不服兵役的人，国家不提供工作机会，不能进入国家控股的电气、石油、煤气等行业。他们对复员军人也有优惠政策，如在深造、购房与开办企业方面提供一定的资助等。以华和杰瑞没有加入以色列国籍，是可以不服兵役的。沙拉认为，当兵对儿子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在部队锻炼后，他们会更加勇猛顽强、坚忍不拔，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她支持儿子服兵役。巴以冲突不断，当兵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望子成龙的母亲来说，肯定会阻止孩子当兵的，假如政策允许，将会出现“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儿子”的现象。杰瑞在去服役前有几个月的空档，沙拉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一是去妈妈的餐馆打工，在家免费吃住；二是去外边打工，每月要交100美元生活费。杰瑞选择了后者，服兵役是没有收入的，他想抓紧时间再赚点儿钱。他在中国赚的钱回去买完电脑，考完驾照之后，所剩不多。于是，他来这家高档中餐馆打工。餐馆给的工钱不多，可是顾客给的小费却不少。

“晚上好，欢迎光临！请问需要我做点什么？”杰瑞用希伯来语热情而礼貌地对那桌客人说。

那桌有六位客人，三男三女，有一位身着军装。

“你的希伯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啊？”一位女士抬起头来，打量着杰瑞。

“你是哪个国家的，为什么来以色列呢？”一位身着黑衣服的器宇不凡的男子问道。

以色列人对这些东方人充满好奇，但是，他们往往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要在以色列服兵役。”杰瑞说。

“在以色列服兵役？”那几个人兴趣更浓了。

杰瑞就把自己的情况跟他们介绍了一下。

“你愿意参加国防军吗？怕不怕打仗？”

“不怕。当兵怎么会怕打仗呢？我想当空军，或去情报部。”

杰瑞知道国防军分为三个军种，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

“把他的身份证号、姓名和入伍时间记下来。”黑衣人对穿军装的说道。他转身拍拍杰瑞的肩膀说，“我会帮你忙的。”

杰瑞笑了笑，没有把这当回事，也没有精力管这件事，他那些日子正心急如焚地找在上海认识的特拉维夫的钻石老板。老凤祥金店的朋友突然来到以色列，想跟他谈笔生意。没想到老板去休假了，杰瑞打了好几天电话也没找到他。

两周后，朋友抱憾而归，杰瑞却接到钻石老板的电话。听说杰瑞已大学毕业，在餐馆打工，老板约他第二天到钻石中心去一下。杰瑞听后欢喜不已。犹太人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他觉得这似乎会成为钻石商杰瑞的起点。餐馆晚7时上班，凌晨3点下班，他下班后眯一会儿，到街上买了一套像样的行头换上，然后花20多谢克尔坐车去位于特拉维夫城镇群中最大的卫星城———拉马特甘的钻石城。

特拉维夫与比利时安特卫普、美国纽约和印度孟买并称世界四大钻石交易中心。特拉维夫钻石交易中心位于拉马特甘市中心，设在4幢互相连通的摩天大楼里。楼里不仅拥有上千家钻石公司，还有报关、金融、保险、运输、饮食、住宿等配套设施，每天进出人流逾万人，以色列的所有宝石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钻石是以色列的第一出口商品，年出口总额在数百亿美元。

办公室超出常人想象地豪华气派，老板正和四个人围着桌子打牌，每人前边放一摞美金。见杰瑞进去，老板就让他过去，给他们记账。账很好记，杰瑞看一会儿就明白了，他们玩的是一种以色列游戏，每次输赢一美元。那四人穿着整洁而随意，杰瑞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特拉维夫的富豪巨贾。那几个人兴致很高，牌玩到傍晚才撤局。

第二天上午，老板又给杰瑞打电话，让他再过去一下。杰瑞又跑到街上买了一身行头换上赶过去，老板仍然在跟人打牌，仍然让杰瑞记账。杰瑞连去五天，老板都没跟他说什么，一直让他记账。第五天，老板打两个小时牌就不再玩了。

“你的账记得很好，很清楚，没有差错，”接着，老板转身取出一张纸递给杰瑞说，“这里有道数学题，你看看能不能解出来。”那道题对杰瑞来说很简单，他不大一会儿就做了出来。老板高兴地问他：“你愿意到我这儿来做事吗？”

“愿意，愿意！”杰瑞激动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从餐馆的打工仔到钻石楼的白领，这是多大的跨越？犹太商人尊崇78∶22之经商法则。在自然界，氮与氧的比例是78∶22；在人体中，水分与其他物质的比例是78∶22；正方形内切圆与其余部分的比例也是78∶22。犹太人认为，78∶22是不可抗拒的宇宙法则，他们将生意经建立在这个法则之上。他们认为，世界上22%的富翁占有78%的财富，78%的穷人占有22%的财富。犹太商人要赚的是那拥有78%财富的占人口总数22%的人的钱。他们认为男人赚的钱都在女人的腰包里，他们将女性商品视为第一商品，将食品视为第二商品。钻石是那拥有78%财富的22%的人消费的最佳商品之一，能从事钻石生意也就距离富翁不太遥远了。

杰瑞想把钻石公司的事做好，中餐馆的事也不丢，每晚7点去中餐馆上工，下工睡3个多小时，上午7点钟起床，9点钟前赶到拉马特甘。他把在钻石公司穿的黑裤子、白衬衣背在包里，进钻石中心前找个地方换上。下午6点下班径直赶往中餐馆。钻石公司的薪水是1500美元，中餐馆的收入大约700美元，每月赚2200美金。

数月后，杰瑞接到入伍通知，居然是情报部。他突然想起黑衣人和那位军人。他跟以华描述一下那位军人的肩章，以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说，他是中将。以军的陆、海、空三军的指挥———总参谋长才是中将。杰瑞又跟以华描述一下黑衣人，以华肯定地说：“他就是国防部长啊！”总参谋长归国防部长直接领导。

1999年3月28日，杰瑞正式入伍。他至今还认为妈妈让他当兵是对的。他在部队接受的训练是难以忍受的，是特别残酷的。矮小温柔的女军官，她一穿上军装就变成了魔鬼，凶狠、暴烈、残忍，不论对错，也不管多么荒唐，能不能做到，杰瑞他们都要执行。杰瑞在情报部深得上司的赏识，为此得到各种各样的训练。当情报部想将杰瑞放至一个重要位置时，他却离开了情报部。情报部要求杰瑞放弃中国国籍，他们不希望一名外籍军人进入情报部的重要部门。杰瑞很犹豫，跑回家跟妈妈商量。沙拉一口否决了。在杰瑞之前，在空军服役的以华加入了以色列国籍。沙拉说，“当兵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国籍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放弃呢？你毕竟是中国人。”杰瑞清楚，如加入以色列国籍，他将得到更大的重用，将来有可能成为外交官或者间谍，不放弃国籍就得离开情报部。他想，当不成外交官，当个钻石商也好。在他服役后，每次回家都要回钻石中心去看望老板，抽空帮公司打理一些生意。为让杰瑞经常来拉马特甘，老板还给他一部车。杰瑞从情报部出来后，被下放到一个被他称为“很愚蠢”的部队。他在那个部队混了半年就提前退役了，回到钻石公司。

杰瑞不仅有卖春卷的锻炼，有过在“沙克”摆摊的经历，有过在中国倒腾珠宝的经验，还有在面包店、中餐馆的拼命精神，有妈妈的“吃亏是福”、做人要正直的教诲。他的朋友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他的生意从中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

杰瑞20几岁就成为千万富翁。他说，妈妈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要，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做人。在以色列，如果一个人又精明又很坏，那么他的生意就别想做了。我在做生意时，从来不怕精明人，怕的是不守信誉的人。商人只有精明，生意才能做下去，我们的合作才能长久。

尾声

2002年，沙拉在杰瑞的影响下也步入钻石界。

三年前，沙拉如愿以偿，在特拉维夫开了一家餐馆。这个餐馆可不像谢莫纳那个两座餐厅，它是一个可同时容纳一百多人就餐的中餐馆。有卖春卷和在餐馆打工的经验垫底，沙拉的餐馆深受以色列人的欢迎。随着餐馆越来越火，沙拉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不仅在以色列的中国同胞遇到什么困难要找她，以色列司法部和移民局也时常找她当翻译。

2002年，特拉维夫发生一起杀人案，5位四川人被抓起来。在审讯时，警方请求沙拉帮忙。沙拉不仅耐心地做那几位四川人的思想工作，还给他们买香烟、牙刷、电话卡等杂物。可是，连续审21天，凶手才交代。这时，沙拉已累得筋疲力尽，到休息室休息了。沙拉还是放心不下那几个同胞，边休息边听审讯录音。当她听到那位犯罪嫌疑人说，“我的朋友帮我把事情给瞒了。”被以色列的翻译给译成：“我的朋友帮我把尸体给埋了。”她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冲进审讯室去澄清事实。这时，那位犯罪嫌疑人已将错就错，将其余4人指认为同案犯。

在沙拉的努力下，案件得到重新审理，真正的凶手获了刑，其他4位四川人被驱逐出境。4位四川人跪在机场的地上，痛哭流涕地说：“感谢沙拉大妈，要不是她帮我们澄清了事实，我们就再也回不了国了……”

沙拉在破案中作出突出贡献，受到以色列司法部的嘉奖。这件事在以色列引起很大的轰动，媒体纷纷报道，沙拉成为名人，得到总理、副总理和部长等政要的接见。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第三大钻石公司———罗斯蒂克兄弟钻石公司听说此事后，特别佩服沙拉的为人诚实可靠，要聘请她出任这家公司的中国地区首席代表，月薪5000美金。这时，沙拉已将中餐馆转手，她欣然地接受了这一职位。

2003年，沙拉与上海市教育局的官员陈凯结婚。婚前，沙拉提出三个要求：一，双方共同教育子女（当时陈先生的儿子才18岁）；二、共同赡养老人（陈先生的父母还健在，沙拉说她指的老人是社会上的老人。她说，当他们需要我时，我就是他们的亲人）；三、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夫妻双方要相互包容和忍让，不轻易离婚，要给社会塑造好的再婚形象）。

沙拉最惦念的是仍留在以色列的女儿美美。在美美16岁生日时，从以色列飞回上海，想跟妈妈一起过生日。沙拉高兴极了，想跟女儿好好聊聊。可是，美美5岁被父亲领走后，她们母女离多聚少，相互之间已有了陌生感。她见女儿的兴奋点在购物上，勉强说服自己陪女儿去逛了一天街，尽管累得筋疲力尽，她也不想扫女儿的兴，毕竟母女见一次面很不容易。

母女逛完街后，已是饥肠辘辘，沙拉想到在中国过生日要吃面，于是把女儿领进一家拉面馆。当沙拉点完面后，女儿点了一杯橘汁。

“你为什么要点橘汁？”沙拉问道。

“我想喝橘汁。”女儿不快地说。

“你想喝等你有钱再喝，喝10杯我也没意见。今天是我埋单，我认为你口渴可以喝免费的茶水，没必要喝18元钱一杯的橘汁！”沙拉生气地说完，转过身去对服务员说，“把橘汁去掉。”

美美忽地站了起来，看了看沙拉，转身向外走去。

“请走好，把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带上。”沙拉说罢，把礼物递了过去。

美美转身回来，眼噙泪水地坐下了，怨怼地说：“我算认识你了！”

饭吃得沉闷，两个人都没有胃口。沙拉拉过女儿，跟她照了一张合影。这时，女儿发现妈妈的手机是破旧的。

“妈妈，你真那么穷吗？”

“是的。”

“那好吧，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外交官，圆你一个梦。”

“你错了，外交官是你的梦，妈妈希望你能圆自己的梦。”

母女从饭店出来，一东一西，不快而别。沙拉转身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心里一酸，泪水夺眶而出。她不禁自责：“为什么要对16岁的女儿那么苛刻，给她喝一杯橘汁又怎么样？为什么就不能让女儿高高兴兴地过一个生日呢？”她又想，自己是对的。如果女儿要什么东西妈妈都去满足她的话，将来她走上社会怎么办？社会不是妈妈的，是所有人的。妈妈什么都可以给女儿，包括自己的器官和生命，社会不会。作为母亲，一味满足女儿的需求，那就会把她培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饭桶。

2002年，杰瑞回国出任比利时一家钻石公司的中国总经理，他用自己的一个月收入———40万人民币交了首付，给妈妈买下了那套位于上海浦东张扬路的房子。以华服完兵役后进入以色列的劳工部，成为政府官员。2007年，以华下海经商了，就职于以色列的一家公司，现驻香港和深圳。他知道妈妈爱吃烤鸭或烤鹅，每次回家都不忘买回几只，离家时总要偷偷塞给妈妈一些钱。沙拉说，以华虽然没有杰瑞有钱，也是个几百万的富翁。去年，美美在以色列的外交学校毕业，现在部队服兵役。

沙拉对三个孩子说，妈妈给了你们三把钥匙———坚强、自信和宽容。你们每个人要给妈妈一把钥匙。杰瑞已给她一把房子钥匙，以华给了沙拉一把车钥匙———送给了妈妈一辆豪华轿车。沙拉自信地说，美美也会送给我一把钥匙———一个保险柜的钥匙，里边会装满珠宝首饰。

（特别声明：本文作者与主人公已签订协议，本文所涉及内容的影视剧本改编权与创作权归作者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朱晓军，男，笔名思淼，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机械专业，曾当过汽车修理工、助理工程师、期刊编审，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发表散文和报告文学三百多万字，出版有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大荒羁旅》《世纪末的情欲》等6部。首发于本刊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先后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荣誉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杨立平，女，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专业，现任《家庭》杂志下半月执行主编，在国内畅销报刊发表散文和特稿等作品近百篇，并有多篇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等报刊转载。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