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阴云弥漫，现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再次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事实告诉我们，建立在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再适应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接连召开的G20华盛顿金融峰会和伦敦金融峰会以及后续的金融峰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经并将继续成为重要的议题。一直遵循“韬光养晦、不出头”外交政策的中国这次终于在G20伦敦峰会之前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想而变得“有所作为”了。这与正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什么关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否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某种机遇？这种背景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否恰当？还存在那些掣肘的因素？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巧妙地与区域货币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很好地结合？本期银行家论坛邀请到几位著名的国际金融问题专家，为我们解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问题。

王自力：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体系应怎样改革

在次贷危机冲击之下，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缺陷再次暴露无遗，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可是国际货币体系究竟应怎样改？转而实行金本位？这是不可能的，货币体制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除非人类社会遭遇毁灭性灾难，否则绝无返回金本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家货币制度如何演化，它必然仍是一种信用货币体制。可是，用什么别的信用货币取代美元，日元，欧元，还是超主权货币?

首先，储备货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造出来的。像之前的英镑一样，美元(之所以成为储备货币)的优势地位源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等。人为造出一种替代货币就像是货币领域的“世界语”，并不一定能为人们所接受。

大家知道，世界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1887年创制的一种语言，至今已122年。规则简单易掌握，发音优美。他希望人类借助这种语言，达到民族间相互了解，消除仇恨和战争，实现平等、博爱的人类大家庭。但事与愿违，世界语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世界通用语言仍是英语。就如同美元是世界主导性货币一样。

其次，一种货币要成为世界各国自觉接受的通用货币，它首先需要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作支撑，也就是说，要先过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道坎。

鉴于世界已不可能退回到以贵金属甚至实物为货币的阶段，当前乃至今后的所有货币都只能是信用货币，其价值完全取决于此货币的发行或支持机构具有的权威和实力。而在主权国家消亡之前，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能够具备这种权威，世界银行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

事实上，联合国及其前辈国际联盟，在世界强权面前的尴尬处境就是明证。只要有一两个别人奈何不了他的强国出于自身利益对超主权储备货币表示冷淡，这种货币的末日也就到了。比如，美国能拖欠联合国会费，谁能保证它不会拖欠对国际储备货币全球性管理机构的缴款?

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来看，美元的国际地位仍然会十分稳固，而且不能被轻易动摇，这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1)世界各国要进行国际贸易活动不能没有一个相对强大和稳定的国际货币来做媒介。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经形成，也就很难被替换。如果必须替换，那一定是发生了不可估量的灾难性事件，受害的也一定是世界各国。甚至即使是采取有计划地逐步地替换美元的步骤，也必然会导致世界经济贸易的严重混乱。

(2)世界各国日前普遍储备着大量的美元资产。如果美元崩溃，这将成为世界的灾难，会给各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各国并不真正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真要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各国也一定会出手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3)无论什么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货币，都必须具有世界最强大的综合实力，否则就不具备这个信用能力。现今即使是联合国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联合国不具备这样的实体条件，所以联合国也不能发行世界货币；欧盟的实力和体制也是相对零散和弱势的。美元能够充当媒介世界贸易的有力工具，同时具备价值储藏职能，其背后是以美国所具有的科技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为后盾的。

(4)世界需要强大的国际货币，无论是由哪国的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其实质都只能是一样的，替换美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世界并不能轻易更换国际货币，而且替换上来的也仍然可能出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应当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步转换成具有真正良性意义上的国际共管性质，当然这也必须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可行，不然也可能成为一种折腾。如果能够把这一点做好，这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突破。

(5)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如出问题，则必将出现比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还要麻烦的局面。因为失去了国际贸易货币媒介的各国，必将无法很方便地进行贸易活动。从另外的角度看，如果世界各国此时仍将同美国的商人做生意，而美国商人一定要收付美元，那么美元的地位也仍将在该范围得到维持。

因此，实际上，当前国际金融平等的核心问题，不是要寻求替代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货币，而是美元货币发行权应该被国际化管理和控制。

货币互换不等于向国际储备货币迈出了重要一步

货币互换，通常是指市场内持有不同币种的两个交易主体按事先约定在期初交换等值货币，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相互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央行、香港金管局、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六份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人民银行还在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央行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磋商。

总的来看，央行运用货币互换手段是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问题，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而不能就此简单地理解为向国际储备货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中国的货币互换活动早在2001年就已经开始。现在，之所以要在短短4个月时间内，签下6500亿元的互换协定，主要是为了外贸的需求。

从相关数据看，近几个月来，外贸形势日益严峻。不仅如此，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急剧萎缩，部分外向型新兴经济体的外贸需求更是下降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外贸依存度偏高的中国经济，必然要想方设法稳住出口，为扩大内需争取时间。因此，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率，利用货币互换的方式，为出口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正是货币互换的本意所在。

一国货币能否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最终是以其实力为后盾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超过美国，所以市场选择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中的“老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欧元、日元之所以能成为“老二”、“老三”，也是凭借欧盟、日本的实力。没有实力，即使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人们也不大愿意当作储备货币持有，更何况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反过来说，即使一国的实力很强，如果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也无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为可流通是成为储备货币的一个基本条件。一种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显然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

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争取增强在国际金融组织如IMF中的影响和地位，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而这意味着必须放开资本管制，有了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市场机制才有可能让市场主体参与交易。此外，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要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开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还很漫长。

人民币能否国际化，还要看市场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分成三步走，而这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目前正在开始做的与一些国家的货币互换和国内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只是朝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第一步。说到底，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技术问题倒是其次，总是可以解决的，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信用，市场只有相信你的实力和信用，才会拿你的货币作为交换和储备货币。就算未来有一天人民币实现了自由兑换，也未必等于就会自动地成为国际交换和储备货币，还得看市场是否愿意。现在世界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不少，但真正成为“硬通货”的却为数不多。另一方面，人民币一旦实现自由兑换，意味着中国将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资本市场之门”一打开，其收益和风险都将大大增强，甚至连社会政治都将受到极大影响。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张礼卿：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最近，来自于决策层的一些举措和姿态，促使不少人再次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给予关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期待。这些举措和姿态包括：一是自2008年底以来，人民银行先后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二是2009年4月份，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三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会议前撰文，阐述了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性。

那么，是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真的已经指日可待，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了呢？我认为，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即在国际范围内全面发挥计量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还得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理由有三点：

第一，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与这些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元能在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保持60%～70%左右的比重，与其遥遥领先的经济实力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目前，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但综合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实力的人均GDP指标却是刚刚超过3000美元，在各国排名中位居100名之后。此外，即使一国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该国货币也不一定能够很快成为国际货币。以美元为例，美国经济总量在19世纪后期超过了英国，对外贸易总量在20世纪初超过英国，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却是在1945年后借助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署来实现的。

第二，我国尚不具备高度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货币发行国必须提供发达的、特别是具有高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别国就不可能有机会大量持有以该国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国际储备资产。为什么现在欧元只占全球储备货币的20%多一点，而美元始终占到60%以上？这显然不是因为这两个货币区的经济实力有多大的差别，而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要比欧洲金融市场发达得多。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主要投放在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也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国库券等资产“情有独钟”，而是因为除了美国金融市场以外，没有其他地方（包括欧盟）可以容纳中国这样巨额的外汇储备投资需要。在我国，尽管金融市场近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毫无疑问仍然面临市场规模小、金融产品（包括各种衍生交易工具）有限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总体上看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能够支撑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三，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充分的可兑换性是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外国居民就无法自由地进入该国的金融市场，无法自由地获得该国货币，也无法自由地将其持有的该国货币兑换为其他货币，这就大大减少了该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机会。我国虽然在1996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下的可兑换，但资本账户下的交易仍然受到较大的限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居民和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自由和机会，从而也就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当然，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一些努力去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在发展，继续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的签署、鼓励试点城市的企业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计值的出口信贷（买方信贷）、鼓励人民币计值的国际债券（如“熊猫债券”）的发行、适当扩大QFII或其他形式的外国证券资本的流入、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等等，都是近期内可以尝试的努力。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货币国际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政府还是可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除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等，政府还可以利用多边货币合作机制，特别是参与建立并主导国际汇率协调机制，推动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如上所述，美国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已经在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规模方面超过英国，但美元最终得以取代英镑而成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仍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通过这个以“双挂钩”为基本特征的多边货币合作协定，美国成功地将美元放到了国际本位货币的位置上。同样，在欧元诞生的过程中，德国借助欧洲汇率机制的建立，使区内各国货币与德国马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使德国马克的国际地位显著增强。对于我国来说，积极参与亚洲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包括推动亚洲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力争使人民币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亚洲货币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将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一个途径。另外，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份额和投票权方面的改革，力争在不远的将来使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SDRs）的定值货币，也会大大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通过积极参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尽快提升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将是近期值得大力推动的一项工作，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加入WTO以来，我国与亚洲各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增强，与区内各国的双边贸易大幅度增长。同时，人民币在不少亚洲国家的边境地区已经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流通和使用。这些都为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的国际性货币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即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对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保持了贸易逆差。这样的贸易收支格局，使得人民币有更多的机会被区内的这些贸易伙伴国家所持有。因为只要对方愿意接受人民币，我国就可以通过贸易逆差这个渠道将人民币不断输送给这些国家（即在进口时，向这些国家支付人民币）。贸易顺差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人民币则主要取决于人民币是否稳定、人民币资产市场是否存在足够的投资工具，以及人民币是否能够自由兑换等。目前看来，由于我国对欧美国家具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国际收支的总体顺差不断扩大，因而人民币的币值不存在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尽快创造出足够的人民币资产，并且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程度。可以相信，如果我国能向亚洲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以人民币计值的投资工具，并且通过某些特定的制度性安排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将会快速提升，并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赵锡军：人民币国际化重在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我个人并不主张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我们还不具备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为此，当前我们要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做好铺垫工作，包括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逐渐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和投资功能。其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是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通过扩大使用，增加人民币的影响力，乃至首先实现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国际化。至于说要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现在谈还为时尚早，短期内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改变，改革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从建立对美元货币发行的监管机制上考虑，或者在区域性的货币市场内支持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逐渐分化美元的使用范围。

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看，首先是实现人民币作为贸易货币的功能，其次是投资货币，然后是储备货币。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考虑人民币国际使用数量的问题，还要注重人民币国际使用质量的问题。并不是说有越来越多的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就国际化了，倘若人民币不能够参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交易，仅仅扩大在边贸中的使用数量，这种国际化的质量也是非常低的。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不仅要考虑贸易功能的问题，还要考虑投资功能的问题，在贸易和投资功能均成熟以后，人民币在使用上才越来越国际化，才有可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且同时具备防范风险的工具和机制，这也同样重要。因此，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无论升值还是贬值，都不利于扩大人民币在贸易中的使用，升值或贬值必定会有损于进口和出口商一方的利益，因此，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非常重要。除了币值要稳定，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军事的稳定都很重要。

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最终人民币要实现全球投资货币的功能，因此要建立一个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这个市场能够容纳国际货币资产并提供各种各样防范风险、投资套期保值的工具，并且这个市场能够让人信任，这样才能存得住资金，这背后又关乎到经济发达与社会稳定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们也要求美国政府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这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多可以以人民币来计价、交易的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也可以卖给国外的投资者，但是如何借此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尽管目前还没有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合作，我们可以不断地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手段，发挥政府和市场共同的作用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间的使用。其中政府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人民币国际化最终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目前看无论是边贸使用量的增加还是部分国家选择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都是由市场推动的，未来要考虑如何通过市场的力量加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官方的推动、半官方推动、非官方推动都要同步进行。官方的推动可以更多的与一些救助机制联系在一起，建立双边货币的互换协议，当某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时候，通过救助机制为其提供人民币，或者提供人民币购买其他的货币干预市场。另外就是半官方的，通过金融机构，设立开发基金，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人民币贷款，鼓励其以人民币从中国进口，尽可能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第三种是非官方的，以市场化推动为主，鼓励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繁荣自主性的交易。这背后要有一个繁荣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这又回归到经济稳定增长的概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

丁志杰：人民币国际化的六个问题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早产儿”。从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所需具备的条件看，可以说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货币的国际化是一个过程的概念，是在推动中逐渐完善的，也就是说具有内生性。我们看到其他货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并不是在某一个时点就突然转为国际货币。基于过程的角度考虑，现在提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没有条件。其次，在目前的情况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时机，当前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也都借助了某个时机。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或是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一些机遇，反观美元、日元等货币的国际化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变革和危机的产物。目前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其国际影响力在下降，这就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契机，也把人民币国际化“过早”地推上前台。

第二，如何判断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我同意货币国际化根本上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这个观点，但是政府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加速这个进程。最终的速度、目标的实现程度还是由市场决定的，要看一国的货币是否具备国际货币的实力，是否能够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占据自己的位置。目前的世界经济呈现美洲、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就国际货币格局而言，则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美元、欧元，接着是日元和英镑，然后才是其他货币。经济格局的三足鼎立意味着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应该有亚洲货币的一席之地，除了日元，人民币也具有竞争亚洲货币代表的实力。改革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要制约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发行行为，人民币以其良好的成长性能够为此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怎样认识目前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最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升温，并不是因为周小川行长提出超主权货币的构想，而是人民币已经在国际化了。比较典型的就是过去几年人民币跨境流通，以及在边境贸易中用于支付结算。这是国际化最初级阶段，可以说就是国际化的萌芽。这个萌芽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一定就有作为国际贸易、投资、储备货币的空间。为此可以看到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跟我们过去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萌芽是两回事情，而且困难要大得多，挑战要大得多。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最近很多人说人民币要挑战美元霸权，成为真正国际货币。事实上这点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性。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取决于其货币背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综合实力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和军事。货币的使用区域首先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否影响到这个区域。否则，货币在这个地区的根基就不稳定。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会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但目前着力点还应放在区域化上。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和难点。货币国际化要从供给和需求双方面看。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有供给的意愿，但还得看有没有需求。从人民币优势和现有需求来讲：第一，中国是亚洲区内的一个大国；第二，中国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跟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并且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第三，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信心保障；第四，亚洲缺少区域内的货币，中国作为亚洲区内的贸易逆差国，能够为人民币输出提供正常的通道。中国要成为亚洲经济真正的领导者或者主导者，人民币国际化肯定能为此提供有利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的难点也很多，尤其是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障碍：首先，作为国际货币首先要允许其自由兑换，目前我国的外汇管制客观上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削弱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投资和储备功能。为此有人建议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展人民币市场，使得外国投资者有一个获得人民币和投资人民币的渠道。第三个障碍来自于经济结构的约束。总体看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的趋势短期不会改变，这意味着无法通过经常项目对外输出人民币。再者，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任何一个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都应该有自己优势，货币优势的背后就是货币发行国经济上的优势。如澳元国际化背后输出的是澳洲的资源，瑞士法郎背后输出的是瑞士政治中立国地位，美元、日元和英镑背后输出是技术或政治军事力量，那么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背后对外输出的是什么？目前看只能是劳动力，其支撑货币走出去不是个问题，但能走多远还是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背后必须具备相应的核心技术优势。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临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第四个难点在于人民币货币属性上的缺陷。人民币货币属性缺陷就是价值稳定有待检验，包括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只有币值稳定，别人持有货币才会有信心。

第六，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保障，但是人民币走出去后，会对贸易顺差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收支情况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事实上，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如果不会因人民币国际化而改变，人民币国际化以后，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意味着外汇收支顺差要比现在大得多。对这种顺差可能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政府继续增持外汇，表现为外汇储备继续膨胀，另一种是依靠私人部门走出去。现在看来如果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反映外汇储备上仍是储备的高增长，这种国际收支的发展趋势如何应对，是目前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黄金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意义非凡

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我国边境贸易中已进行多年，据人民银行的调查，中蒙边境贸易基本以人民币结算, 中越边贸的90%以人民币结算。政策上，我国已与越南、尼泊尔、蒙古、俄罗斯和老挝等国签订了双边货币结算与合作协议，巴基斯坦、尼泊尔、越南、俄罗斯和蒙古等5个国家已通过立法，允许在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由非正规金融体系主导，发展成为由大型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体系主导。在操作上，我国边境地区的银行机构与对方银行互开边贸结算账户，结算货币为人民币和对方货币，结算方式包括转账结算（信用证、汇款、边贸银行汇票、边贸结算专用凭证结算、边境贸易汇款委托书等）和现金结算。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机理、流程与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无异。之所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出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是结算规模显著扩大。以往边境贸易规模较小，人民币结算也多是自发形成。现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由上海和广东的4个城市启动，占我国对外贸易的80%，规模将是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上百倍。试点地区与贸易对象国并不接壤，贸易行为是跨越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主流贸易。二是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饱受美元贬值危害，我国主动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对现行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的抗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变成国家战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由此始发。

推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更现实的考虑在于便利中国出口。我国央行把人民币互换给贸易对象国，贸易对象国企业要从中国进口，则通过其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借人民币，这样规避了该国美元储备不足的障碍。中国的进出口商还免除了汇率风险，也省去了外币衍生产品交易的有关费用。更有意义的好处是便利中国的对外投资。当前我国资金过剩，设备过剩，必须要向境外转移。上世纪80年代日本推动日元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就是便利日本对外投资。海外投资救了日本，日本近20年来虽然国内经济低迷，但通过将过剩产能转移到东盟和中国，换回了大量的投资利润，维持了东京、大阪等地的高房价和国民生活水平。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进了半年多，总的看来面临的挑战不小，包括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境外企业拿到人民币后运用渠道窄小等。但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目前还不算紧迫，问题主要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贸易对象国对人民币结算的热情高不高?

贸易对象国的进口商，使用人民币支付同样有汇率风险，这和它使用美元结算是一样的。特别是现在人民币汇率基本盯住美元，贸易对象国出口商，收到人民币，若用于从中国进口则没有汇率风险，用于第三国，同样存在汇率风险。韩国、阿根廷、巴西、俄罗斯等国通常缺美元储备，其政府也希望本国出口商收到美元。国内进出口商绝大多数是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问题是我们在贸易谈判中的竞争力不足，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主要作为商品出口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占优势地位的自然是境外进口商。事实上，即便是我国进口商品，谈判的优势地位也经常在境外出口商。这几年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铁矿石谈判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个情况是目前中国美元持有量较多，且投资收益低，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对于持有美元的中国进口商而言，也希望以美元来支付进口。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细则出台，比如出口退税怎么处理等细节问题，其实要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做大还需要大思路。例如，中国可以直接给资金匮乏国家人民币贷款(如出口买方信贷)，用于从中国进口；中国对外投资，需要从国内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也以人民币来支付。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贸易结算，可以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中国的部分加工贸易业可优先使用人民币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很多条件，这些条件也不是雷打不动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都充当了国际货币，只是所占份额不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都成为了国际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关键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怎么定。

成为国际货币也要承担很多义务。比如，中国长期人为压低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将来境外持有的人民币多了，再人为压低人民币利率，就会面临国际压力。但人民币利率的提高，又和多年来奉行的以个人财富补贴国有企业和国家的战略不一致。另外，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表，现在也不好确定。

我本人过去对人民币国际化所抱的政策取向是“善意的忽视”，今天还是这个态度。作为先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可以思路更宽一些。

(作者系中国银行办公室副总经理)

王松奇： 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当以史为鉴

今天从各位嘉宾的发言中我收获非常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也一直比较关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涉及的大部分问题如发展历程、现状，目前面临的问题、未来前景、约束条件等等，大家基本上都提到了，已经很有概括力了，在《银行家》登出来将会引起相当的反响。

最近我看了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人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撰写的近100万字巨著《凯恩斯传》，这是凯恩斯传记中内容最丰富、份量最重的一本。其中第36章《凯恩斯的“新秩序”》和第37章《怀特奇案》特别有意思，值得所有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世界金融秩序问题有兴趣的同仁读一读。当然，有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特别是“70后”们可能会说：“读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六十多年前的事，都老掉牙了！”这样想这样说都是不对的。唐人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在全球金融、经济正处于一个极特殊的历史关头，本轮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几十年来沉湎于其中的一些经济学理念，还在继续演化的危机和衰退也会催生一种新阶段的金融、经济以及全球化竞争格局，对于全世界所有处于探索中的、迷惘的政策经济学家来说，重温60多年前的智者和大师们如何思考战后国际金融经济秩序问题无疑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即便在二战尚在持续的黑暗岁月里，当年一些战略和政策研究领域里的智者和先贤们就已经开始思考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金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战二战之间的世界之所以“乱七八糟”，根本原因就是一战后的世界经济金融安排有一种缺陷，并且在政治上存在着“领导真空”。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在经济上登上了世界第一把交椅，一战后美国的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实力更是迅速膨胀。而英国这个18、19世纪的“世界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已无力担当角色，美国当时又不愿意接过指挥棒，从而导致“世界交响乐团”四分五裂为几个小乐队，出现了乱七八糟的政治经济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国际经济金融安排的核心目标就是保持全球的经济稳定和秩序，避免出现新的乱七八糟。当年，苏联虽然已经很强大，但它的计划经济及金融体系是游离于世界主流国家之外的，因而不可能在苏联出现这类有关“国际新秩序”问题的思考者，这类思考者也只能在“旧乐团指挥”国家英国和“新乐团指挥”国家美国中产生。英国的代表人物是凯恩斯，美国的则是1941年12月刚由财政部货币研究部主任提升为部长助理的怀特。这两个人几乎是从同一时点即1941年开始思考战后国际货币安排问题。为什么货币安排问题会成为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焦点？这与当年世界经济学界对30年代世界贸易崩溃原因的主流判断有关，即在多数学者以及政治家看来，是金本位的消失带来的货币支付清算障碍造成了全球贸易的崩溃，所以，二战后，只要能做出一个好的货币安排就能够保护贸易投资活动正常化。凯恩斯当年的核心主张是建立“国际货币同盟”并发行“超国家银行货币”，将该货币起名为“班柯”，各国可用黄金购买“班柯”，各国用“班柯”进行国际清算。实际上，“凯恩斯计划”的中心内容是要建立一个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主体的、以透支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当年提出的方案称作“怀特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力争在二战后用固定汇率稳定货币、消除贸易投资壁垒，建立国际稳定基金和复兴银行来履行稳定国际货币和提供经济复苏资金的任务，在国际金融安排中让美国和美元发挥主导作用。当年“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争的实质是世界交响乐团的旧指挥国家和新指挥国家的利益诉求之争。那场智慧争斗的结果不言自明，尽管凯恩斯的学术智慧远高于怀特，但由于“怀特计划”代表了世界新霸主的货币安排意向，自然在竞争中占尽上风。

在本轮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中，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有两个基本点我们必须牢记：（1）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实力对比并未出现决定性变化，不论中国经济金融表现如何，美国GDP占世界总量1/4，中国GDP只占世界的1/16，如果考虑教育、科技、军事等实力，中国照美国差得更远，所以，本轮全球危机并没有产生世界交响乐团总指挥的位置更替问题；（2）即使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为日本国家外汇储备的2倍，但日本民间外汇储备至少是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1.5倍，想到这一点，我们在国际金融安排方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雄心常常会产生隐隐的受挫感。因此，中国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就应当有一个准确的战略定位，即中国只需解决一个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与中国已经获得的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三GDP大国这种相对地位不协调现状而已，至于人民币哪一年能成为亚洲区域货币，哪一年成为同美元分庭抗礼的强势货币，我们都暂时没法给出一个确切可信的说法。现在的主要工作则是务实地推动改革和发展，扎扎实实地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年“凯恩斯计划”同“怀特计划”尽管分歧甚多，但凯恩斯和怀特在思考国际货币经济安排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如何让贸易顺差国把顺差收入花出去是一个关系国际货币稳定和平衡的关键问题。用凯恩斯和怀特的思考着眼点观察当今世界的贸易和货币问题，我们会发现，中国也确实因为没办法利用自己的金融体系有效消化巨额累积性贸易顺差而给自身和世界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或问题，正视这种挑战，寻求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政策办法，就得在如何提高中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上下功夫，在消除影响效率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和政策失当上下功夫。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银行家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