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刘　建

改革之初，中国旅游业的窘境你简直无法想象：动用军用飞机把外宾送到天津去过夜，第二天又用飞机运回北京来观光；北京饭店总经理手头只有7间住房的机动权，其他房子的钥匙掌控在国务院4位副总理的手里。接待外国游客，没有香槟酒；缺乏旅馆，就开放国家“禁苑”；在建造建国饭店合资酒店的批文上，竟然有邓小平、14位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共16位国家领导人的批字或圈阅！曾经撰写过《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的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与友人刘建共同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进行了审视。鲜为人知的高层决策，生动有趣的行业故事，读来引人入胜。

引 言

过去30年，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许莫过于“改革开放”。

改革，从小岗村实行承包萌芽破土。

开放，从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正使全球经济发生日益严峻的困境。旅游业将在其中经历怎样的命运，或有怎样的作为？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孤立地发生在金融领域。几乎所有生产领域的困境都不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由于过剩。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已使人类在今天不需要有过多的人员挤在工业生产中进行耗损性竞争。

但也只是到了今天，由于高技术支持的生产能力空前发达，人类才第一次有可能并需要经历“休息的革命”，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质量开辟新路。

人类并不是生产的奴隶。人类需要从疯狂的追逐发展速度中觉醒，需要从疯狂的耗损性竞争中觉醒，需要以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给自己疲惫的生活、受伤的心灵放假。当代世界，休闲经济应运而生。

若审视三大产业的结构，当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缩小到5%左右时，中国有80%的农业人口；当发达国家工业人口缩小到10%以下时，中国工业人口接近50%。中国第三产业是当前需要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旅游业则是第三产业的龙头，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休闲经济。

30年前中国发展旅游业，正是从“走出去，玩一玩”的“休闲”中发展出一片很大的天地。

一、开放之门

国门在哪儿？在天上。1978年，中国民航飞机的日利用时间才1.9个小时。国门刚开一条缝，西方人就来了。住宿难惊动中南海！开放国家“禁苑”迎游客，调军用飞机把旅客送往天津住宿，这事反映国情也反映人情。紧张状况延续到1982年，空军还派出1800多架次飞机协助空运游客，此种情景举世无双。我们像大扫除那样，一次次清除旅游中的“吃喝玩乐”“洋奴思想”等“文革”遗留影响。我们开始认识什么叫“无烟工业”“无形贸易”，还听到一个新词叫“风景出口”。记忆告诉我们，封闭久了，打开我们的观念之门，并不比下个文件打开国门容易。

1.国门开启一条缝

关于改革，人们常说是从小岗村实行承包制开始的。很少人想过，开放，是从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的。

那时邓小平就说，“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油）。”小平说的两游，指旅游和石油。为了找到中国的石油，我们轰轰烈烈地搞过大庆油田会战，大家记忆犹新。现在小平把旅游和石油并称，一下子就把发展旅游业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小平当年说出这话，听到的人是感到振聋发聩的。因为共和国成立以来，不讲旅游，更不搞旅游。连“旅游”这两个字，在书本中几乎都换成了“旅行”。西方政要来了，我们只讲“外事接待”。

1978年3月5日，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下发红头文件，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成立旅游机构，发展旅游业。当时人们并未感到有多大动静，这却是个历史性的大事。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意味着封闭多年的国门由此打开。

外电评价：这是“红色中国”第一次公开允许外国人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中国。

此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也尚未召开那个按手印的“大包干”秘密会议。

今天人们常说，改革开放，国门大开。

其实，1978年，国门只是刚刚开启一条缝。

那时候，还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有名额限制和一套内控条例。在签证时，对入境的外国人卡得很严格，记者就不让进。那时候，西方称苏联是“铁幕”，称中国是“竹幕”。

对世界来说，中国还是个巨大的谜。这大门里生活着十多亿人呢！所以，国门初开一条缝，国外的捷足先登者挤进来了，还有更多的外国人挤在这条缝外，进不来。

虽然，国务院已经下发了发展旅游，挣取外汇的文件，但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当时某些高层领导还有种种疑虑：

“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

“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

“国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不会腐蚀我们的干部？”

“会不会把我们的干部带出去？”

“我们落后的地方，不能给外人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就对陪同会见的国家旅游局和民航总局的负责人说：“民航、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

小平还说：“一个旅行者花费一千美元，一年接待一千万旅行者，就可以赚一百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五十亿美元。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标。”

1979年1月到7月，邓小平又连续发表了《旅游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事业，增加国家收入》《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等四篇讲话。他毫不犹豫地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

于是，门缝拉大了。

中国向世界旅游者打开了一扇门。

“到中国去！”这是近百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国际时髦声音。

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四海宾朋蜂拥而来。一种世界性的冲动。开放的大戏，在中国旅游领域拉开了序幕。

当五洲四海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朋友三五成群频频出现在长安街时，相当多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念叨着：这不是“文革”中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吗？怎么跑到长安街来了？还有人说，八国联军的后代，怎么成了“义和团”后代的“座上宾”？我们还坚持社会主义吗？

但中国毕竟有礼仪之邦的悠久传统，大多数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客古风，所以也有很多人向外宾送去友好的微笑。

从接待来说，“内紧外松”，接待者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内部还绷着“阶级斗争”之弦，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每次陪团都得花几小时写出“情况报告”。旅游者有无独立行动，说了些什么，你怎么回答的，等等，都要写清楚。导游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有任何疏忽和闪失。

一对台湾老夫妻跟随香港旅行团入了境。公安局担心他们是“特务”，嘱告导游“不要给他们单独活动的机会”。实际上，这对时隔30年才返乡的老夫妻也在思忖：“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1979年，我們的国门是打开了，但我们的意识还很不开放。我们还没有迈开大步。

“当时外国人要进来不容易，首先要取得国旅的指标,而国旅指标是有控制的，像发粮票一样，年初分配名额给法国、英国、美国等各国的旅行商。旅行商为争取到更多的名额,经常与国旅争得面红耳赤。”王尔康说。

王尔康原是个外交官，一身文气，早年担任国旅总经理，是中国旅游业的“活档案”。他清瘦挺直的身材，敏锐的眼睛，让人过目难忘。他说国外旅行商常抱怨说：“我们是拼命发展旅游,你们是限制旅游。”

1979年,美国有17万人申请来华旅游,只有2万人获准。在日本年轻人中，4个人就有3个想到中国旅游，报名到西安的就有120万人。各国要求来华旅游的人数都远远超过国旅定额。海外华侨来华，归中国旅行社负责统筹，也有名额限制。有些华侨登记排队好多年了，还没有获得签证。五洲四海的声音都在问：你们不是也想挣外汇吗？为什么有钱不赚？

在当年还相当简陋的会议室、办公室里，国家旅游总局组织学习小平讲话精神的春夏秋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这记忆告诉我们，封闭久了，打开我们的观念之门，并不比下个文件打开国门容易。

春夏秋冬，我们像大扫除那样，一次次地清除旅游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洋奴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等“文革”遗留的影响。大扫除后，我们的会议室、办公室里也布置出新的景观。新景观能形象地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旅游业是“无烟工业”，是“无形贸易”，是投资少、见效快、多创外汇的综合性经济事业。我们还记住了陈云同志的话：“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来得快。”

那时，很多人还不了解外汇，但开始对有外汇的人刮目相看。搞旅游工作的人则开始懂得，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力的象征。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可以保障国家进口重要战略物资、关键技术，还能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万一发生战争、灾害，或者国际经济形势突然变化，国家银行可以用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

旅游外汇换汇率比出口物资换汇率高。按1978年计算，出口的物资，平均约二元七八角人民币的东西换回一美元。有些轻工业产品由于花色品种不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卖不出好价格，往往要用四五元人民币的东西才能换回一美元外汇，而旅游外汇，只需要一元五角多人民币就可以换回一美元。

中国地域辽阔，山水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旅游资源大国，发展旅游有独特的优势。国务院成立了以主管副总理为首的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各地政府也

相继成立领导小组。不管怎么说，旅游业开始从“贴钱”转向挣钱。这个進步很重要。

“莫畏途难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一个旅游业的新的早晨苏醒了。但就像夏日的北京仿佛没有早晨似的，大街上很快就车水马龙。这时，“旅游工作者”都感到自身压力重重了，而且很快就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

2.今夜宿何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四海旅游者蜂拥而至时，我们却乱了方寸，慌了手脚。我们还没有建起与此相适应的旅游市场秩序和设施条件，面临的突出困难一下子就推到了我们鼻子跟前：条件简陋、住房奇缺、交通困阻。

旅游工作者们竭尽全力，想让外宾住好吃好，可是1978年的北京，只有７家涉外饭店，能拿得出手的床位充其量还不上2000张。从全国来说，也只有137家有点样子的饭店。

北京国旅、中旅捉襟见肘，天天愁的就是客房。饭店走廊全都住满，标准间中间加铺，会议室打起通铺，还有客人等待在大堂。饭店里再也没地方可塞床位了，大厅乱哄哄的，客人翘首盼等，怎么办？

有的把客人拉到北京“上海西餐厅”，把吃西餐的小桌子拼起来当大床；或拉到“莫斯科餐厅”打地铺，男女屏风挡隔，权且将就。当时来华观光的旅游者，有很多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叫人住在这地方，也真觉得丢了国家的面子。

还有个办法是用“缓兵之计”。这批外宾下了飞机，前批宾客还没退房。于是先把客人连行李一起拉到故宫、颐和园去游览，这边紧张地腾房间。那时外宾旅游也真够累的，你想想,乘了20多个小时飞机，到达北京后，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参观。到晚上，等上一批客人走了，才能入住宾馆。

像这样当晚能入住的旅游团，还算是幸运的。

有一次，青旅接了一个美国团，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打电话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瑞环汇报。李瑞环也没法子，硬着头皮给邓小平打电话。小平打电话给空军，动用军用飞机连夜把外宾运送到天津去过夜，第二天又用飞机运回北京来观光。

坐飞机易地投宿，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而那时，为解决住宿问题，通过国务院李先念、陈慕华等副总理调军用飞机把客人送往天津等地住宿，是常有的事，最远的送到南京。

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超过180万人次，比以往20年宾客总和还要多。到1979年，客人成倍增加，而宾馆不能像孙悟空拔根毫毛那样呼之即出，住宿矛盾更加突显。外国游客在大厅里打地铺已不奇怪，戏称在东方野营；在机场里围着毛毯候飞机，犹如战后在某个边境机场等待联军来接难民。

京城缺旅社，今夜宿何家？这个问号，就是深深的记忆。

北京东长安街6号，当年是国家旅游局和国旅总社所在地，经常有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住所的，等机票的。这样的风景，在当时的大国中，恐怕绝无仅有。

早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北京饭店新建了一座23层的大厦，远远安排不下蜂拥而至的宾客。北京饭店总经理手头只有7间住房的机动权，其他房子的钥匙掌控在国务院谷牧、陈慕华、余秋里、王震4位副总理的手里。先给谁得副总理协调发话，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一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愿去别处投宿。有一次全部客人都安顿好了，还剩一个没着落，怎么办？结果他在同行者卫生间的浴缸里，蜷曲着过了一夜。

不仅住宿难，而且条件差。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玉莺说，她当年带一批美国客人去招待所住宿，美国人一看，缩了回来，不肯入住，认为条件比美国监狱还差。当即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使馆人员叫他们先去使馆。李玉莺苦口婆心劝阻。天又下起了雨，她就把这批客人拉到北京饭店大堂，每人发个毯子，在沙发上过夜。她也陪着外宾在椅子上度过漫长的夜晚。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不能怪美国人挑剔，与国外饭店相比，我们的条件确实差得太多了。那时的招待所是个什么状况？几乎所有招待所的房间都没有卫生间，一个楼层两大排客房，走廊尽头有个公用厕所，散发出的异味弥漫整个走廊。洗澡间大多设在厕所隔壁，你脱掉衣服洗澡的时候，感觉隔壁的臭气直接侵袭到你的全身，让你感觉全身都有洗不掉的臭味。而且，每天只供应两小时热水，你进去洗澡的时候也许已经供水1小时50分钟，但你并不知道，你脱光衣服擦上香皂，突然热水没了，你只好光着身子干着急。餐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时恕不恭候。

条件略好的涉外宾馆，也存在许多问题。耗子夜袭旅客，外宾彻夜辗转。宾客带的食品常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连照相机的皮背带也被咬断。有时半尺长的大老鼠突然从空飞降，“啪”地一下正落在宾客的床上。于是有外宾称中国饭店为“老鼠饭店”。

一位外宾就绘声绘色地讲述：“晚上我看见老鼠在我眼前跳舞。”他随身带着老鼠咬过留有牙痕的巧克力，拿出来作为介绍“老鼠饭店”的证据。

靳羽西来了,这位海外名人也被老鼠闹得彻夜不宁。住的房间没有天花板，老鼠在房梁上东窜西跳，灰尘洒落。一开灯，老鼠逃走，一关灯又出来了。几只老鼠还从她的床上爬过，吓得她一夜都不敢入睡。

武汉某饭店，浴室遍地是水，每个旅客都在为马桶漏水发愁。桂林旅馆水泥屋顶竖着蓄水塔，只见水龙头不见水，所有客人都在为断水而抱怨。成都某涉外宾馆房间壁橱里灰尘厚积，地毯又黑又硬，床单、被子、枕套都脏兮兮的，令人恶心。卫生间墙上镜子破成两块，一条发黑的胶布刺眼地粘在上面，败陋状况令客人感觉好像来到战后的城市。

一个美国旅行团的领队柯娜•梅•邱夫人，致函中国国际旅行社，尖锐批评饭店卫生不佳现象，其中写道：

客房的蟑螂钻进我的行李包从北京运到兰州。在乌鲁木齐，蟑螂更严重，竟爬到床上来。对此，我只能置之一笑。卫生间不起作用，马桶在漏水。不干净的设施和爬虫之害，可以直接影响旅行者对中国的特殊好感。

今夜不知何处宿，不止是在北京。

热点旅游城市，饭店都人满为患，床位紧缺告急。

在桂林，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的被安排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男男女女都打地铺。有一首打油诗流传很广：“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在上海，当时虽有锦江、和平等7家上档次的饭店，但有时几千名外宾同一天要在上海过夜，急得上海市旅游局茫然无措。安置不下的宾朋，常常是临时拉到杭州、苏州去过夜。忙得顾不上吃饭的导游姑娘，跳上跳下地解释着，经常急得泪汪汪。

3.票！票！票！

1979年春，桂林机场。浓雾迷天。

一天，两天，桂林的雾，依旧那么浓。十多个航班延误了，宾客焦急的情绪，也像雾一般在候机室内外弥漫，机场一片混乱。

外宾是有日程的，签证到期该回国了，回国机票也早买了，可是卡在桂林出不来，怎么不焦急上火？三天后雾终于散开了。几天滞留下来的旅客黑压压一片，机场乱哄哄的。每个团都想先走。协调、安慰，增调航班，喧闹数天的游客最后总算都散了出去。

中国民航从1979年4月1日起，在国内对外开放的城市中相继开辟了8条新航线，每周共安排了545个航班。外宾最集中的北京、上海两地，班机由原来的每周15班增加到24班。

桂林是最热门的景区，要求去桂林游览的外宾越来越多。民航广州管理局已把从广州到桂林的航班，由原来每周15班增加到24班。北京、上海、杭州、贵阳、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地，每周都有班机进出桂林。

在当时情况下，民航已竭尽全力，但还是无法满足旅游班机需求。1978年底，中国民航只有162条航线，飞机的日利用时间才1.9个小时，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世界排名第33位。飞机性能差，30年前乘坐过中国民航飞机的人，对当年那颠簸的飞机和轰鸣的噪音记忆犹新。

票！票！票！机票、火车票，两票难求。外宾进得来，出不去，成为主要矛盾。外国人、侨胞旅行团因购不到机票而被打乱行程，滞留、改线现象经常发生。

有一次在桂林，一个美国团班机延误，眼见签证即将到期却走不了，客人闹了起来，挥舞拳头抗议。全陪导游老黄想，打电话向国旅总部反映，时间都来不及了。急中生智，直接把电话打到分管旅游工作的陈慕华副总理办公室。陈慕华连夜向空军司令张廷发求助，临时调军用飞机救急，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当时缓解航班紧缺的办法，只有通过国务院、中央军委高层领导找空军司令张廷发特批空军包机。紧张状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空军部队1982年共派出1800多架次飞机，协助旅游部门空运游客近6万人次。1985年，空军正式成立旅游包机公司，飞机短缺的状况稍有缓解。

火车票同样紧缺，卧铺票更是难求。常常是一个团只能分到几张卧铺票，而旅游团中年龄偏大者居多，一个团下飞机，多数是白发老人，被称为“银发族”。导游陪同常为拿不出足够的卧铺票而内疚。

法国飞行七十八团凭票到火车站上车，车站告知走不了，要改乘凌晨2时的火车。等到凌晨2时，铁路方面又通知说这班车次也取消了，要9时才有火车。旅客通宵未眠，遇上这种情况，怎能不生气！

有一次火车途经昔日丝绸之路上的名城，有个法国旅游团上车。因没有软卧，客人和陪同发生争执，团队中有80多岁的老太太。列车长也很为难。正在无可奈何之际，甘肃省委一行人知道情况后，带队的领导对列车长说：“这样吧，我们12人的软卧全部让给旅游外宾。”说着就招呼人从软卧车厢把东西拿了出来。

法国客人进入软卧车厢后，迷惑不解地问：“他们怎么愿意把软卧让出来？”当得知为他们让出卧铺的是省级领导，顿时感动不已。

“在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宾客交通困难，我们尽心尽力。”王尔康给我们讲了个导航轮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天王尔康刚上班，总经理室的电话就响起来了。空军机场告知，原定明晨6时起飞的一架图154包机导航轮要更换。图154是苏联产的飞机，早已从苏联采购，用火车托运的一批导航轮，却因东北嫩江发大水，失去了联系，火车皮现不知道在哪儿。如果不更换导航轮，飞机就不能起飞。王尔康一听急了，飞机延误就要打乱客人下一站的旅行计划，这150多人的旅游团，一处乱就一路乱，怎么办？

空军也在想办法。向全国发电报寻找，终于在空军所属的乌鲁木齐机场找到一个备用导航轮，但是得有专人去拿。王尔康一看飞向乌鲁木齐的航班还赶得上，马上派人出发赶飞机。如同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终于在当晚12点前把导航轮送到空军机场。机械师连夜换装。第二天黎明，一聲轰鸣，飞机按时冲上蓝天。王尔康与在场的国旅总社人员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脸上有了欣慰的微笑。

1978年到80年代初，中国民航、铁路都极其薄弱，交通与住宿，同时成为发展旅游的主要瓶颈。抗议呀，叫喊呀，问题不断，但由于条件限制，都难以较快改善。当这些外宾回国后，形成的舆论却相当可怕，给中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80年代初，连续5批130多个美国客人在中国住不好，吃不好，特别是又因机票受困走不了，问题从民间反映到官方。不久，美国官方公开发布消息，说美国人到中国出不来，没地方住，对中国之旅亮出红灯。随即美国旅客骤减。美国旅行商说：“等到你们条件改善后，我们再来。”

中国旅游业，是在种种尴尬的情况下起步的。

4.意想不到的尴尬

“民以食为天。”中国美食天下扬，正宗的有鲁菜、徽菜、浙菜、苏菜、闽菜、粤菜、川菜、湘菜等八大菜系，还有满、蒙、回、朝鲜等民族的特色口味，如烧、烤、涮。高档的有燕窝、鱼翅；中档的有甲鱼、螃蟹；北京烤鸭，杭州宋嫂鱼，四川太白鸭……任君享用，更不消说还有天南海北形形色色的风味小吃。说到吃，在中国总没问题了吧?

“你们想错了。”程文栋先生说，“当时在餐桌上出现过不少尴尬。”程文栋曾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担任过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获过意大利“大十字骑士勋章”，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而浑厚。他向我们讲述当年陪美国内务部次长一行人游桂林的事。

美国客人到餐厅坐下，提出要喝啤酒。

“对不起，没有了。”

“那就来点冰激凌。”

冰激凌是什么？服务员还是第一次听说，去问餐厅经理。经理脸红了，知道是知道，但餐厅目前还不会做。最后，客人说：“那就来杯冰水吧！”

经理派人出去跑，打电话到处联系，就是找不到冰水。

美国宾客耸耸肩，疑惑地瞪大眼睛问程先生：“冰水也没有？”

程文栋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说到这里，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你看现在，要什么饮料没有？那时候连啤酒都没有呀！青岛啤酒，年初就拿钱去预订，按计划供应。需求上报了，但只批下极少量。”

1979年14个省市54个涉外饭店有个统计，每年短缺啤酒2778吨，而且多数啤酒质量很差。外国旅游者对喝不到啤酒很有意见。美国人晚餐想喝鸡尾酒，更让我们的餐厅经理傻了眼。那时只有少数涉外宾馆才有调配鸡尾酒的人才。

还有香槟酒问题。香槟酒是礼仪用酒，国外宴会大开香槟酒助兴，以显示宴会的隆重。可是，我们的餐厅香槟酒也奇缺，喝都不够，更别说是弄得“香槟喷溅宾朋乐”。

除了物资紧俏，由于对境外饮食忌讳不了解，也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泰国游客忌吃牛肉，事先已通过陪同向餐厅打了招呼。数分钟后，服务员忙中出错，偏偏把一盘牛肉端上桌。

“哎，我们不是说了嘛，不吃牛肉。”一桌人都火了，因为这被视为对客人信仰的侮辱！

港澳游客忌讳“炒鱿鱼”，因为在他们那里，“炒鱿鱼”是失业的代名词。但餐厅服务员对炒鱿鱼这道菜叫惯了，上菜就大声吆喝道：“炒鱿鱼了!”

海员忌讳“翻”。某餐厅服务员帮忙,把下半边未吃的鱼翻了个身，谁知外国海员无法容忍，把筷子一摔离席而去。

在饮食习惯上，国内外存在很大差异。外宾喜欢分餐制，中国餐厅总是老规矩，十人一桌，合而食之，有时不足十人还不上菜，客人面面相觑，饥腹以待。

大多数外宾早上爱吃西餐，而许多餐厅做不了西餐。早餐通常是稀饭、冷菜、点心，西方宾客很不适应。

还有一个让外国游客不满的是餐厅定时开饭，过时不候。早上得早起赶饭吃，晚上又没有专供客人喝酒聊天的酒吧间。

中国有“食在广州”一说，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经过煎炒烹炸、蒸煮炖煨，无不成为席上佳肴。然而，那些精心烹饪的名菜端上来，外国游客问，这是什么？当得知这是某些飞禽走兽时，他们不吃了。餐厅说，你点的，我们做了，你怎么能不要？客人说，你写的不是这个东西。人家说得没错，我们写的“龙凤呈祥”，外国游客能知道那是什么？矛盾的焦点则是：有些“洋客人”反对屠杀动物。

许多餐厅还没有菜单，更没有英文菜单。每次吃中餐，外宾好奇地询问各种菜名。我们的传统菜名写在小竹签上，高高一排悬于墙，外国宾客不知那是什么。菜单可以充分展示一个餐厅的优势和特色，可惜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利用。

有些问题一经外宾指出，改起来并不难。很快，印有中英文的精美菜单出现在各宾馆的餐桌上；也有了夜间小吃部，备有各种名酒、饮料、点心、冷菜、热菜。就餐时间不再限定。街头相继出现酒吧间，并迅速增加。

在旅游点进餐，更大的问题是卫生差。某些餐馆苍蝇就像轰炸机一样向饭菜袭来，外宾见了头皮发麻。有些餐馆厨房与餐厅只隔一堵矮墙，客人可以看到师傅打赤膊在大锅台上烫面条，食欲大减。

别小看“吃”，一日三餐谁能少？没有好的餐饮企业，就没有好的旅游环境。一个城市餐饮市场的成熟程度，反映了它的旅游接待能力和综合实力。

为了让旅游外宾吃饱吃好，我们的餐厅师傅费尽了心思。常言道：“众口难调。”何况这“众口”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同一个团队，由于年龄、体质、职业、宗教信仰等不同，对饮食也有不同的要求，要细心地做到“看人下菜”。

师傅们很快了解到西欧人口味清淡，东欧人口味比较浓厚；非洲人以咸辣味为主，爱吃咖喱；法国客人吃点心，喜咸不喜甜；美国人饭前要喝饮料，日本人喜欢海鲜鱼虾；而尼泊尔等一些内陆国家对海味和水产品都不太适应；朝鲜人则喜欢蒜味辣味，對花椒、八角等香料不喜欢；川菜，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外宾就消受不了，得改进。连炒个鸡蛋也有讲究，有的要荤烧，有的要素做。这鸡蛋本来就是荤的，怎么个素做？荤的又分煎炒，素的还讲老嫩。

北京饭店等许多涉外饭店让宾客吃得最为满意。餐厅中西餐俱备、品种齐全，任君自选。中餐花样繁多，别具风格。山珍海味经高级名厨的妙手高技，可做出色香味绝佳的美味佳肴。包括茅台酒在内的多种饮料，任凭客人挑选。咖啡、冰糕等冷饮都能及时送到。上菜、送酒、端饭，礼仪周到，有条不紊。外宾们认为，在这里用餐是一种美的享受，啧啧赞许：“中国菜是世界第一流的，是中国文化。”

但是，那时没有几个地方能像北京饭店那样。

5.情动中南海

那时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频于应付各种难题，像救火的消防队。北京和各地持续的住宿难的呼声，惊动了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清楚地认识到：住宿问题己严重制约、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乃至经济发展，得下决心解决住房“卡脖子”的状况。临时建房来不及，原有的内部宾馆则是可利用的资源。1979年，国务院一声令下，决定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内部高级饭店对外开放，划归旅游局实行企业化经营,挣外汇。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总参内部使用的北戴河疗养区别墅院舍，钓鱼台国宾馆的两幢楼，率先对外开放，接待自费旅游者。

北戴河疗养区一开放，日、美、英、法、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外宾一批批来到了北戴河，喜笑颜开地游山海关，在海滨沐浴阳光，划船游泳。

北京钓鱼台宾馆是名闻中外的国宾馆。800多年前，金王朝迁都燕京后，金章宗常到大水池边钓鱼，流传下来“钓鱼台”的名称。清朝，这里是皇帝行宫。共和国建国后，这里接待过许多元首级外宾。客房分布在湖水岸旁绿树丛中，环境幽静，高贵典雅。卧室宽敞、整洁，电冰箱、电视机等现代化家电设备，一应俱全。1979年8月1日，国宾馆首批接待了菲律宾首航旅行团，包括菲使馆人员共70人。接着又连续接待了日本、美国的旅游客人。宾馆还向每位入住客人赠送绣有“钓鱼台迎宾馆”字样的桌布、檀香扇。外宾为能入住原来只有国家元首下榻的国宾馆而感到兴奋和荣耀。

国务院开放国家“禁苑”，各省市争相仿效。

行动最快的是山东，把当地最好的济南南郊宾馆、济南饭店拨出。随后河北、四川、云南、天津、黑龙江、吉林等10多个省市都将本地“禁苑”开放，拨给旅游部门管理使用，自己要开会时就住一般饭店和招待所。

广东把白云宾馆和南湖宾馆拨给省旅游局管理使用，湖南省委将当地的“国宾馆”蓉园改为蓉园宾馆，接待旅游者。

浙江省委规定，省委开会一律不准占用接待外宾的饭店和宾馆。同时，让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的新新和大华两个饭店，按照先外后内的原则安排用房。

广西南宁的西园饭店，人称“南宁国宾馆”；湖南蓉园宾馆，重庆市渝州宾馆，都是当地接待来华访问高级官员和中央首长的高级饭店，这些内部宾馆如无接待任务，都是常年空锁着。开放后，为国家挣取到大笔外汇，结束了年年向财政部门要补贴的历史。

上海先后开放兴国宾馆、西郊宾馆和锦江中楼。

兴国宾馆又名丁香花园，相传是清末李鸿章宠妾丁香居住的地方。园内有三幢别墅式的建筑，内有苏州式庭园，小桥流水，曲径幽回，假山亭榭，错落有致。

西郊宾馆是上海最大的内部宾馆，“十里洋场”少有的幽静处所。设有高级套房，豪华客厅和新颖别致的酒吧、茶座，此外还有百亩诱人的水面，可供住客划船、垂钓。

锦江中楼原来是接待国家元首的专用楼，使用率极底。遇有重要国宾，则不光是中楼，连整个饭店都要提前控制床位，其他外宾不接或少接；任务过后，中楼还要休整两天搞卫生，清规戒律很多，没有接待任务只准空着，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各地高级宾馆原有的规章，在1979年被彻底打破了。

这些举措给旅游业发展吹来一缕缕春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宾食宿困难的矛盾；更为国家挣得许多外汇，可谓一举多得。

开放“禁苑”挣外汇，表明中国旅游开始从“外事接待型”向“积累外汇型”转轨，表明了中国高层领导支持搞旅游的决心。

除了开放全国各地“禁苑”外，国家旅游总局号召旅游部门紧急行动起来，改造原有招待所，解决住宿“卡脖子”问题。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外汇，速度就是金钱。早一天改建，早一天收入外汇。

北京及全国各地都开始把老式的招待所住房，改造成带卫生间的套房。安装锅炉，整理床位，添置设备，疏通道路，组建车队，餐厅、礼堂、俱乐部……任务非常紧迫。

上海提出“修好一间、布置一间、安排一间”的口号，大挖住房潜力。在短期内改造、扩建旅游标准床位3000多个。

杭州马不停蹄，改造扩建2000多标准接待用房。

有的地方“临时抱佛脚”，像救火一样抢时间。江苏有4个团百余客人将到达，住宿安排不下。如果临时打退堂鼓，既损坏信誉，又影响外汇收入，怎么办？省委听了汇报后指示：“接，决不能退！”马上组织人员装修双门楼宾馆三、四层。

这时，离接团的时间只有一周。楼体虽已建起，但还是个水泥框架，室内工程尚未动工。那时人干起活来有股子冲劲，不分昼夜，不讲报酬。南京一建公司多工种工人同时作业，安灯通水、油漆门窗、粘贴墙纸、为地板打蜡。无锡家具厂赶制的弹簧床、沙发，水运太慢，市城建部门抽出20多辆大卡车连夜送达。苏州提供灯具，镇江赶制拖鞋，扬州运来大浴巾。女工连夜缝被子。没服务员怎么办？调江苏旅游学校30名即将毕业的学员，提前上岗实习。

一周后，港沪119团等4个团如期到达，外宾们高兴地住进新楼。他们不知道，许多人为此连日忙得顾不上吃饭，一周就瘦了一圈，有的工人累得晕倒在施工现场。

重庆是刚开放的城市，接待条件底子差。市委下决心拨出200余万元重新装修宾馆。加班加点，为每个房间装电话机，铺地毯，安装空调，装淋浴设备。每栋楼添置了制冰机和电冰箱，还在宾馆内设立了邮政、电信、兑换外币的服务点和小卖部等。

还有个办法，像打仗一样争分夺秒投入“抢房间”战斗。

什么叫“抢房间”？

比如上海锦江饭店，有100多位南斯拉夫外宾早上6时刚离店，紧接着澳大利亚珊瑚公主号游船外宾100多人上午8时要入住，前后只有2小时空隙。10多个服务员争分夺秒，打扫房间，重新换上被套、枕套、毛巾、浴巾，在客人到来前已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这办法，后来就叫“提高住房周转率”。

这样的紧张战斗，实际上不只是“抢出了房间”，多赚到外汇；我们从前许多跟国际通用的经营管理方式不接轨的观念，在这些从省级领导到普通服务员合力的“战斗”中，被扫除了，更新了。旅游业，其实是最早努力跟国际接轨的行业。

二、开放初年的阳光

20世纪的国际旅游业，在二次大战后开始重建。西班牙宣称：“向世界出售太阳和海滩。”新西兰的旅游业已成为本国最大的产业之一……这是一个从旅游业开始恢复国际交往，进而重新结构各国实力的时代。中国旅游业虽然严重落后，但毕竟有了新的开始。当时刚走出“文革”，改革开放初年的阳光，特有的人心和品德，闪现着许多纯朴动人的美景。记忆告诉我们，那时“硬件”很差，但爱国之情，纯朴善良之心等“软实力”却可以感动天地。

1.梦醒时分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人并非不努力。中国人自力更生、勒紧腰带苦干了30年。但我们认识上出了偏差。我们对经济的认识严重不足，对旅游的认识就更加不到位，我们还不懂得如何有效利用国内的种种资源。

世界旅游组织于1975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到1979年已有101个成员国。同年，联合国报告说，旅游业现在是比钢铁与军备更大的企业。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国旅游业几近于零，仅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搞些外交礼节性的接待，仅象征性收费。说白了，是贴钱的买卖。“文革”结束后，中国旅游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外国旅游者第一次来中国，一下飞机，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导游。导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意大利的旅游者对导游说：“马可•波罗向我们介绍了古代的中国，你带领我们畅游了新中国。”

导游被称作“民间大使”。当个好导游不简单。有人羡慕导游，但不知导游的艰辛，以为导游整天坐飞机、游天下，吃风味，工作就是游玩，游哉、悠哉。有人看不起导游,“不就是个带路拎包的吗？”把导游看作是“伺候洋人”的差使。

导游们自己却很自豪，最牛的语言当推这句：“在外宾面前，我是中国。在内宾面前，我是首都。”

王连义先生是河北省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旅从事导游、翻译工作，说话风趣幽默，是历届旅游大赛的裁判长。现在虽退休了，还在为培养旅游人才奔忙，写了不少导游方面的文章，是中国著名导游翻译专家。他说，导游是一项崇高的职业，导游的好坏，关系到祖国的声誉和尊严。

王连义还说，那时导游奇缺，特别是懂外语的导游更缺。在机场刚送走一个团，不用回来，下一个团马上就飞到了。名单早已在怀里装着，得掏出来熟悉熟悉。一年365日，多是车马船上行。未婚的导游没机会与恋人见面，已婚的导游常常要听爱人的怨声。十天半月不着家，这家还像家吗？中年导游，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更有一本难念的经。

国旅总社有位日语女翻译，一年有200多天都在跑，年幼的孩子送“全托”，见到小孩时，孩子都不认识她了。还有一对双职工，常年在外带团，丈夫回家妻离家，妻子回家夫出发。两人只好靠纸条传递思念之情。有的导游一年中登了300次长城，跑细了腿,磨破了嘴。但能让来华的旅游者带着好印象离开，累也是充实的。

李维瑜大姐是中国旅游协会副秘书长，还是国家旅游局夕阳红舞蹈团的团长。30年前，李瑞环动员她转入旅游行业工作，从此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多年从事旅游宣传工作的她，十分健谈。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美国老太太步履蹒跚，拎着两个大包，特别大。那时候，美国人认为中国物资贫乏，什么都带，大包装有衣物、成打的一次性袜子、巧克力、饼干、各种零食、各种药品……包括衛生纸，应有尽有。这个老太太的女儿也在这个团里，美国人儿女不大帮助父母提行李的，或许美国的老年人也喜欢自立。导游小张主动帮助老太太拎包，一路对她特别关照，扶上扶下。

10多天后，分别的时候到了。在首都机场安检处，这位8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动了真情，紧紧握住导游姑娘的手说：“你能不能够跟我去美国？我收你为女儿。我有好多个儿女，他们从来不管我。我有10多处房产，可以送一处给你。”

姑娘回答说：“我们国家的旅游业现在需要我，我的父母也需要我照顾。”最后她俯在老人耳边说，“将来，有机会我会去美国看您，您多保重！”

青旅接待一个100多人的华侨团，一路上住也住不好，吃也吃不好，汽车又颠簸，华侨很不满意。两个女导游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忽然，她俩站起来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给你们唱支歌吧！”

她俩一起唱起了《我爱你中国》，一边唱着歌，一边流眼泪。华侨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最后导游说，请你们喜欢我们唱的这支歌，我们的条件一定会好起来，欢迎你们再来。全团人员热烈鼓掌，有人也掉下了泪水。

有一次，北京飞西安的飞机发生故障，机身晃动，乘客是个美国团，机舱顿时出现骚动。两位导游是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借来的大三女学生小李和小燕，她们很镇静,在高空中微笑着应对突发事件。

小李大声说：“有亲人的请举手！”

一下子，大家举起了手臂。

小李和小燕也举起了手。

小李举着手说：“我也有父母，还有一个小女儿。我不希望父母失去孩子，也不希望孩子失去父母。请你们相信，中国的航空是最安全的，建国以来还没有掉过飞机呢！”

经她这么一说，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事后，人家问她们为什么那么镇定，她们也说不出原因，但她们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勇敢的时刻。

这时，空姐出来告诉大家，飞机将降落在太原整修。在太原等待期间，为调节情绪，导游小燕开口说：“我给你们说说我插队的故事吧！”她开始讲述怎样去北大荒，怎么学会干农活，怎么学会开拖拉机，怎么又考上了“二外”。

“有什么不理解，你们可以提问。”

客人们很感兴趣，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有人问起了“文革”这个敏感话题。“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有着天壤之别。两位插过队的导游，对此作了理智的答复。

有一老者感动地站起来说：“我们原来不敢问这些事，怕伤害你们。相信你们的国家，一定会一年年好起来。”两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

“我现在连她们叫什么名字都记不起了。”坐在我们对面的李维瑜大姐,记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情充沛，眼角泛出泪花。

2.穷得有志气

英國有个旅行商曾经带队到过100多个国家，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在中国，不用付小费，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行李。”

TIP（小费）是英语To Insure Promptness（为了保证迅速）的缩写词。在国外,凡想得到快捷、舒适的服务,就得额外付小费，这渐渐成为国外旅游业中的惯例。国外服务员都渴望得到小费，而且小费收入往往超过工资。

中国人不收小费，在当代是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外事纪律”融合在一起的。在旅游行业形成的共识是：为宾客服务是应该的，不能收受额外的小费，也不应接受旅客馈赠的礼物。刚开始，外宾对中国导游、翻译，包括行李员、清洁工在内的饭店服务员一律不收小费很不理解。

小刘是北京小天鹅酒家年轻的厕所保洁员，每当外宾塞给她小费时，她总是婉言谢绝。有位瘫痪的外国老太太，小刘小心地搀扶着她上完厕所，帮她穿好衣服，又把她推回餐厅。老太太要给她小费，她坚决不要。老太太要回国时，不顾陪同的劝说，偏要专程到酒家卫生间去再看望一下“那个善良的姑娘”。

1979年6月的一天，国旅翻译小王全程陪同比利时华兹旅行团游长城、十三陵，十分劳累，正准备休息。一外宾请他到团长房间里去一下。小王心想还有什么事没办好，匆匆跑去。一进团长房间，见有6位外宾坐在床边等他。团长拿出一个大信封说：

“我们这次来中国旅行太愉快了。你对我们非常友好，十几天来一直陪我们参观，很辛苦。为了我们，你离开了你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很感动。这是大家拼凑的两千元钱，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

小王慌了，连忙摇头摆手谢绝：“钱我不能收，绝对不能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他的回答使外宾们既惊讶又不安。

国旅沈阳分社翻译小张陪一个美国旅行团，该团领队几次要给她小费，小张都笑着谢绝了。在该团出境时，领队竟发了“火”，丢下装有美元的信封上了飞机。小张无奈，只好先收下，按规定上交给社里。

老干部们都说，当时导游都不收小费的，就是收一支笔也要上交，这是导游的天职。“既然选择了导游这个职业，你就等于选择了奉献。我们是中国人，要表现出有国格、有人格。”

还有太多拾金不昧的故事。

香港同胞张送和夫妇到八达岭游长城，忙于拍照，过后发觉自己携带的黑色小皮包丢失了，里面有护照和全部随带钱物。午餐时，桌上气氛沉闷，同伴都在为他俩发愁。忽然，门帘拉起一角，八达岭交通警彬彬有礼地探头询问：“你们这里有叫张送和的客人吗？”

张先生惊讶地站了起来：“我就是。”

“您的皮包被解放军同志捡到了，请您清点一下吧！”

一句话顿时打破了室内的沉闷，全队客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热烈地鼓掌。皮包内有万元港币、支票和有关证件，无一缺少。张先生热泪盈眶，激动得紧紧握住交通警的手说：“奇迹，奇迹，简直不可想象啊，太感谢解放军了！”

对外友协参观团一位外宾，不知怎么把结婚时夫人赠予他的金表丢了。他说这块金表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纪念意义。正躺在床上郁闷时，帮助寻找的陪同翻译回来了，笑眯眯地向他伸出右手。天哪，他的“思念之物”居然在导游掌心上闪闪发光。外宾高兴得像孩子般从床上跳起来。

“在哪里找到的？”他问。

“是两位重庆工人在大街上捡到的。”

“大街上？”

“对呀！他们捡到，看这东西不像是当地人的，就马上送到这住外宾的宾馆里来了。”

“上帝啊，中国人不可思议！”

法国全球旅行团卢尔丹勒夫妇走出王府井书店。

闹市中，卢尔丹勒夫人忽然惊叫皮包不见了。只见有个中年人穿越人群快步朝他们跑来，手上挥动着她熟悉的法式小包。来人气喘吁吁地说：“刚才，你们在我身边买磁带走后，我发现这个包，是您的吗？”

卢尔丹勒夫人连声说：“是，是。谢谢，谢谢！”

陪同的翻译请他留下姓名和工作单位，他微微一笑：“我是北京小学老师。”说罢，颇有礼貌地挥手告别。

卢尔丹勒先生说，西方这种事情已经很少见了，而偷窃猖獗，使旅游者生畏。“中国人的美德，同你们的万里长城一样，太棒了！”

停泊在大连港的日中九州友好之船，晚上9点要启航出境。傍晚，一位老年团员神情紧张地对陪同老赵说：“我有40万日币忘在宾馆房间的床下面了，怎么办？”

老赵很自信地说：“别着急，只要您没有记错，就一定能找回来。”老赵当即把此事转告辽宁大厦保安部，大厦保安立刻到客人所住的305房间床底下寻找，没找到。最后在枕头套里找到了一沓日元，清点后不是40万，而是57万日元。国旅沈阳分社马上派专车将钱送上船，这时离开船还有一个多小时。

失款复得的日本老人含泪鞠躬：“真是听说千遍，不如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他拿出一大沓日币，酬谢前去送钱的翻译。

“这是我们的职责，您拿钱感谢是不合适的。”翻译说。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失礼了。”日本客人再次鞠躬，热泪滴在甲板上。

说起来宾客们也太粗心了。虽然陪同人员经常提醒客人妥善保管好随身物件，叮嘱客人不要将贵重物品和钱币随便乱放，但旅游途中遗忘钱物时有发生。有的把瑞士表留在洗手间，有的把珠宝掉在沙发缝中，有的把钱包丢在柜台，有的把装巨款的手提箱忘在餐厅……

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宾馆、和平宾馆等涉外宾馆，1979年来就有1500多起拾金不昧的事。多的一个皮包就有数万美金，除了现金、旅行支票外，还有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手提箱、手表、金银珠宝等等。

许多失主情真意切地拿出金钱财物表示感谢，但没有一人肯接受。一位饭店服务员，面对外宾3000元酬谢，淡淡地说了句“弯腰之劳不用谢”，继续埋头擦餐桌。

那时，我们刚刚走出“文革”，大家都不富裕，但穷得有志气。这种“贫贱不移”的行为，令外宾惊佩不已。

这些拾金不昧者都是普通人，有领班、出租车司机、空姐、清洁工、餐厅服务员，还有工人、农民、售货员。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心人情中，有那么多的阳光。外国人听说中国有个雷锋，赞扬说“中国遍地是雷锋”，这并不过分。许许多多的外国旅游者，从遍布中国各地普普通通的拾金不昧者中，认识到了真实的中国人，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发出共同的声音：“中国人，了不起！”

3.世界需要热心肠

这里讲述的故事，有些是救人性命的大事，更多还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论大小，都体现一种精神：把爱心送给每一个人，把真情送给每一个人，世界需要热心肠。

70高龄的美国史密斯先生在攀登到长城第四座烽火台时，突然瘫软晕倒在地，脸色苍白，头冒冷汗。正在长城上执勤的某部警卫连指导员带领几名战士，把史密斯先生背到长城下休息室，又请八达岭特区医务室大夫赶来抢救。经诊断，是高血压病突发，幸及时抢救，使史密斯先生病情缓和，转危为安，事后未收分文诊费。史密斯先生感动地说：“在美国，一点小病求医都是要付出昂贵医药费的，中国不可思议。”

有一年冬天，在西安旅游的日本游客高田先生，晚餐多喝了点酒，带着几分醉意，一个人抱着刚买的“三彩马”走到宾馆湖边时不慎一脚踩空，连人带物跌入湖中。立刻有3个宾馆工作人员跳了下去，费了好大劲，才把冻得发抖的高田先生救上来。当知道他买的“三彩马”还在湖中时，正在看电影的渔工老雷赶来打捞。老雷在冰冷的湖水中，东摸西找，好一会儿才找到。

“救人还救马”的故事传开后，团长杉木宽先生带领全团人员对全馆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高田先生激动地拉着救命恩人的手说：“中国伟大，中国人民伟大。”

希腊专家维内察努是个幽默的老太太，乘伏波号游船游漓江。午后天气骤然转寒，阵阵呼啸的江风掠过，维内察努上衣单薄，下身穿条绸裙子，全身冻得直打哆嗦。她躲进船舱，在胸前画着十字，闭着眼睛喃喃祈祷：“上帝呀，给你儿女一盆火吧！”

没想到她的祈祷还真灵验，过一会儿，一盆暖融融的炭火魔术般地出现在她的面前。老人高兴得蹦起来，飞身旋转跳起希腊舞。原来是航运公司干部老周见她冻得不行，生了这盆火。

日本CITC26-217团的翻译小吴下午在昆明西山游览时，突然发现该团成员安田正士先生走丢了。他是位73岁高龄的老人。小吴焦急地向国旅昆明分社报告。

客人失踪非同小可。大家奔赴现场寻找，几个小时都没找到。正急得要向公安局报案时，安田先生出人意料地比寻找他的人先回到了昆明饭店。原来是一位采草药的青年山农护送他回到饭店。分手时，安田先生把钱包里所有的钱倒出来，要送给他。青年人坚决推辞，连垫付的船、车、电话费也不收。

年轻人说：“你迷路了，人生地不熟，送你回来是应该的，不要感谢我，每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的。”

安田先生感到遗憾的是，他忘了问这个青年的姓名。

西欧旅游团正在无锡第一缫丝厂参观，兴致正浓时，大家发现一个上了年纪叫瑞特的外宾不知上哪儿去了。一找，原来瑞特先生因为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不方便蹲坑，大便拉在裤子里，困在厕所出不来了。陪同的是个大姑娘，急得团团转。

一个工人师傅说了句：“交给我吧。”

这位工人师傅带他去洗澡，又给他找来裤子换上，叫车送他回饭店休息。瑞特先生感激地说：“在无锡，我不仅游览了江南水乡美丽的风光，还领受了中国人的美好心灵。”

4.百闻不如一见

北京全聚德宴会厅，青旅正宴请回国观光的香港同胞，酒过三巡，席间气氛达到高潮。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把当时主管接待的董衡拉到一边，说：“你猜我是哪儿来的？”

董衡说：“你不是从香港来的？”

他神秘一笑：“不，我是从台湾来的。”

董衡当时是团中央青年旅行部部长，听了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那更要欢迎了！来了，有什么感受？”

“我在台湾听说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的，很凶，六亲不认。老百姓生活很苦，现在我亲眼看到的，和以前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

数十年的封闭，造成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世界。

1976年1月，邓小平的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角的醒目标题则是：“中国：朋友还是敌人？”这种说法明白地在告诉世界：对于红色中国，他们还摸不透。

很久了，西方人对中国一直有一种神秘感，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清末，不少国家的不少人，以为中国人穿着长袍马褂，瓜皮帽的后边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我们对外界也不了解。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我们才改变“美帝纸老虎”的说法。

因为封闭太久，在刚开放的一些内地城市，金发碧眼的女郎，高鼻子白皮肤的外国人一出现，常常有人围观看热闹。胆大的小孩，蹲在地上去摸外国人腿上长长的黄毛。

1982年，法国可尼旅行社一行26人来华旅游。该团大部分成员都是首次来华，带着对中国的种种猜疑而来，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年轻人还戴着红袖章。十几天内，他们参观了工厂，在农村用餐，漫步街道，同中国百姓交谈接触。他们的看法变了，惊叹不已，感受到中国人民是勤奋向上的，中国不简单，能保证10亿人民吃饭穿衣，维护社会安定，这几乎是一种超人的奇迹。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十分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用人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干部政策也有了变革，取消了用人看阶级成分的做法。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分不再是考虑的因素。过去因所谓“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的现象已经得到纠正。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项较大的改革。这些情况让外宾们耳目一新。

前西德旅游者古斯塔夫•穆里瑞说：“中国之行使人满意，作为一个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你们国家的旅游者，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有个由教授、医生31人组成的美国旅游团，带着各种偏见到中国来旅游。埃德先生是康斯坦丁大学教授，他一直认为中国人思想和行动都不自由，工作艰难，生活困苦，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埃德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带了10打彩色胶卷，准备拍摄“证据”，以便回去说服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到北京的第一天，他起了个大早，从前门饭店走到虎坊路口，只见人行道上的行人和大街上的骑车人，都衣着整齐，精神愉快，有的还微笑着用英语友好地向他问候：“早晨好！”

埃德先生迷惑了。

最后，他说：“看来，过去听说的不是事实。”

这个团的狄先生是美国有名的医学博士，到上海患了感冒。陪同劝他去医院治病，狄先生摇摇头说：“中国还没有给我看病的设备。”

陪同拿出自备的中药板蓝根，用开水冲开后对他说：“你试试，这种药与咖啡味差不多，能解暑降温呢！”

博士半信半疑地喝下去，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不打喷嚏了。狄先生夫妇笑着找到陪同又要了几包。事后狄先生说：“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临别时狄先生一下子买了200包板蓝根带回国。

这个团有个精神病老专家利奥奈德，在去云冈石窟的路上，洪水从公路漫过，汽车过不去。正当游客们站在水边发愣时，有个过路农民微笑着走到利奥奈德先生身边，边说边打手势。

老专家想想，掏出了钱包。

农民急得直摇头。

陪同翻译赶忙解释：“他是说水不深，他可以背你过去。”

老专家为自己的误解感到内疚。

农民背起利奥奈德先生涉水往前走，其他外宾纷纷脱鞋挽裤，兴奋地跟在后面，顺利地到了水流对面。过后，利奥奈德先生告诉陪同，他的两个身强体壮的儿子也在这个团，但只是站在他的身边袖手旁观。

百闻不如一见。这个团在中国经过短暂的17天行程，离境时他们坦率地承认，事实让他们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哈佛大学5位美国大學生回国后给国旅总部寄来感谢信，信中说：“我们在美国听到的中国，同我们在北京亲眼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类似这样的海外来信，每个月能收到一大摞。

40多年前曾在北京生活过的泰国徐安纳女士故地重游，兴奋地说：“北京变得认不得了，比想象中还好。”

世界已经看到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

5.公鸡太太汤

当年，有许多友好人士对我国新兴的旅游业导游短缺、航班延误、火车晚点、服务欠缺等种种问题，提出过很多批评。

八达岭火车站没有候车亭，只有一块站牌，旅客上下火车非常不便。等候乘车的旅客，只能在空旷的野地里站着。烈日曝晒，下雨挨淋，外宾对此反映强烈。于是旅客候车亭相继出现，车站、码头、街口醒目的指示牌多了起来。

飞机行李舱肚子的门打开，舱里的行李哗啦啦都掉到接运卡车厢里。外宾看到这种“快速卸货法”，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有人对这种野蛮方法提出批评，机场很快就改进了。

广州宾馆小卖部只收港币，美国、墨西哥外宾要喝可口可乐没港币便买不到。能否通融一下，用美元或人民币呢？服务员说：“上面规定，没办法。”反映到经理那里，死规定变活了，宾馆有了外币兑换窗口。

韩素音女士曾激动地问，为什么饭店服务员不帮助游客搬行李？起初，我们确实还没有这种观念。有人提出，也很快改进。

有些服务员认为自己一天到晚伺候洋人，低人一等，这样的心理感觉也是存在的。如此，哪能有笑脸？宾馆开展了“微笑服务”活动，我们开始懂得，如果出了差错，微笑能代表道歉。微笑是快乐的精灵，一个微笑能使人快乐一天。

国外酒店同行热心地向我们介绍国际酒店十条标准：笑容、礼仪、整洁、责任、守时、忠诚、尊敬、服从、效率、勤勉。我们组织员工学习，开始认识到在客人眼中，“我就是酒店，酒店就是我”的道理。

刚从招待所转成接待外宾的宾馆，服务员带有招待所的老传统，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外宾一眼看去像到了军营。经指点也学会了宾馆的做法，平铺于床，为客人掀好一个角，这有如道一句“晚安”，使人安然入梦乡。

英语指示牌常出错，“游客止步”的地方挂着“自由出入”，甚至男女厕所英语也使用不正确，使人哭笑不得。一经提出，及时更换。

但是，导游，特别是服务员外语水平差，一时却难以改变。

在外宾下榻的宾馆里，翻译不可能处处相陪，吃饭点菜、问讯、洗衣、打电话、拍电报、兑换外币、修理物件等，都找服务员。由于语言不通，只有靠比划、猜想办事，闹过不少笑话。

外宾想吃荔枝，端来了辣椒；想上洗手间，端来了一盆水。有位剛洗完澡的客人，向服务员要一个接线板，服务员却请来一个医生。一位美国老太太怕冷，说要加一床毛毯，而领班听成白兰地，于是送去一瓶酒，老太太掩嘴而笑。一个日本游客反映暖气管漏水，服务员赶忙送来两壶开水。游客着急地说：“我不是要水！”

在一次宴会上，端上来一盆“人参母鸡汤”。

日本客人问：“这是什么？”

翻译忘了“母鸡”这个词日语该怎么说。灵机一动，指着盆里的母鸡，笑着对客人介绍：“这是公鸡太太和人参做成的汤。”

客人们听后全都捧腹大笑。

有些不懂外语的服务员，见了外宾能躲就躲，能避就避，溜之大吉，不敢主动和外宾接触，怕外宾提问题自己听不懂，出洋相。外宾一按电铃就发憷。有的宾馆为应急，把仅有的几个会外语的服务员调来借去，非常被动。

国旅杭州分社想出救急办法，编写了56句短小的日常用语，用英文、中文和汉语拼音分别印在56张状如扑克牌的卡片上。当双方因语言障碍陷入窘境时，就可找出卡片，解决问题。

更好的办法是突击学外语。许多宾馆掀起了学外语高潮，服务员虽然文化水平都不高，但学习相当刻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练口语、听外语广播。有个服务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早晨天刚一亮就起身学习，晚上躺在床上也念念不忘背单词。

冬季是旅游淡季，全国旅游行业掀起了冬季练兵热潮，餐厅服务员练端盘子基本功，客房服务员练清理房间卫生的速度，晚上又上夜校学外语。

三、破冰之旅

一个变革的时代，各种观念可以来自四面八方，但富有成效的行动，总是出自那些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谁曾想到，旅游业在开放之初会如此艰难地为突破旧观念、旧体制，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过去的年代，问题恐怕不在于观念的禁锢，多少人应有的独立思考功能受损，就无法创造性开展工作。旅游业的破冰之旅不唯发展了旅游，在改变社会营造新风诸方面，可以用一句著名的诗来表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传奇局长卢绪章

卢绪章这个名字你也许不熟悉，但提起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许多人会想起影片中的男一号张公甫。张公甫的形象，就是依据卢绪章的传奇经历塑造的。

在革命年代，卢绪章曾经长期从事共产党的地下秘密联络工作，公开身份是大老板。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陈果夫、陈立夫等打得火热，并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通过孙科等头面人物与苏联做生意，为共产党挣取了数十万港币的活动经费。国民党高官蒙在鼓里，中共也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他是“红色资本家”。共和国诞生后，卢绪章出任中国第一任进出口公司经理，后担任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人们敬佩卢绪章，常在他面前拿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说事。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一切都已过去，他再也不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1978年10月17日，卢绪章走马上任。这时旅游业面临的困难重重，可说是“受命于艰难之际”。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搞好旅游业，是他的重任。我国有发展旅游业的丰富资源，首先要搞好铁路、机场、码头、电信等基础设施，还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来办旅游，大胆利用外资、侨资来办旅游。

为加快引进外资步伐，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成立“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组长，陈慕华、廖承志等人具体分管，办公室设在国家旅游总局内。

“小组”于1978年11月成立。名为“小组”，实为国家部级机构。小组成员有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交部、轻工部、商业部、外贸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可外商不理解，经常问，“你这个小组是什么级的？”为此还得费一番口舌。

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侨外资办”，卢绪章兼任办公室主任。卢绪章熟谙市场经济经营之道，举止沉稳，丝毫没有“大干部”的派头。上任伊始，卢绪章动用自己的“老关系”，以国家旅游总局的名义，邀请一批实业家、旅游专家组成海外旅游考察团到中国考察，目的就是请他们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机遇，吸引他们前来中国投资，对中国旅游设施的改进建言献策。考察团成员有美国波士顿财务公司、凯悦国际酒店集团等机构的负责人，夏威夷大学的校长和旅游学院的院长，还有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香港企业家杨元龙、车家骐、朱民康、杨敏德及旅馆酒店专业人士。

广州、上海、南京、扬州、无锡、苏州，夏威夷旅游学院院长朱卓任每到一地，都向旅游同行们介绍世界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朱民康先生从凯悦国际酒店集团选来了18部有关旅游接待、酒店管理和旅游从业人员训练等方面的影片，沿途放映，使各地的旅游业人员大开眼界。

经卢绪章牵线和实地考察，国旅总社和香港侨美旅游事业有限公司于1978年11月13日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内容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分两期合作建造五万间房间的旅馆，全部利用外资，待旅馆建成后以部分房租逐年偿还。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这是多好的开端，卢绪章兴奋得睡不好觉，恨不得马上付诸行动。

可是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投资软环境还没形成。姓“社”姓“资”还是个敏感的话题。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大家心中都没底。这一协议在北京实施时就遇到阻力，包括征集土地、税收标准、拆迁政策等等，当时都是一片空白。国家旅游总局碰到了难题，工作一时无法进一步展开。

外宾来了，不是来上“五七干校”的。得让人家住好、吃好、玩好，他们才愿意来。这就需要搞活旅游业，需要把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来抓。

为了争取时间，卢绪章当机立断，干不了大的干小的，建不了新的改旧的。马上促成侨美公司和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两家合作，签订了北京香山、西苑两饭店的建设和民族饭店的加建、改造工程的合同。民族饭店率先请香港的名设计师改造装修了两间富有民族风味的样板房，供参观仿效。同时开始兴建燕京饭店。

广东珠海最先展示出“大手笔”。自1979年以来，珠海先后引进一亿五千多万港元的资金，分别以合作、合资、独资的形式兴建宾馆、酒店、游乐场、度假村等。1980年10月最早建成的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外资独资饭店。

1978年底，船王包玉刚先生提出要来国内观光。

当年参与接待的袁宗堂先生先后担任过国家旅游局企业管理司、资源司司长兼北京兆龙饭店第一任总经理，如今已是76岁的古稀老人，是中外酒店业内的知名人士，如同“酒店活神仙”。2007年他荣获了“中国酒店业终身成就奖”，中国获此殊荣的只有两人，另一位是侯锡九先生。

袁宗堂回忆，包玉刚要来的前三天，卢绪章就叫他去北京饭店要住房，要不到。袁宗堂就坐在那儿等。还是没有。到晚上只好打电话向国务院反映，经过国务院同意，好不容易调整出一间单人房。结果与包玉刚同来的妹夫李伯忠只能在他的房内打了个地铺。

包玉刚是世界船王包兆龙的接班掌门人，与卢绪章是姑舅亲，又都是宁波老乡，两人私交甚深。这对30多年未见面的亲戚加老乡见面时，没有“泪汪汪”。包玉刚直言不讳：“你这个旅游局长是怎么当的？连我来，房间还要加塞，如果传出来，岂不是天大笑话？”

卢绪章为人忠厚朴实，不善辞令，充满歉意。

几天后，包玉刚了解到当时国内旅游宾馆出奇地困难，国家旅游总局办公场所也特别小，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两个人才一张办公桌。两个副局长共用一个办公室，来个人谈事，另一个还得主动回避一下。包玉剛表示，我出1000万美金，800万盖个饭店，200万给你们盖楼。此行他还捐资上海交通大学建图书馆。

应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还是有人反对。

因为包玉刚提出，饭店的名字要用“兆龙饭店”。包兆龙是包玉刚父亲的名字。反对者说：“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

包兆龙为包拯第28代嫡孙，也是个爱国华侨，曾屡捐巨资支援祖国建设。对那些反对者，我们今天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为什么总有些人的思想如此僵化、不开窍。

卢绪章很高兴，他说包玉刚的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美德的国际企业家。卢绪章想办法把消息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并说，人家要表示孝心，用父亲的名字，有什么不好？后来小平不仅会见了包玉刚，还亲自为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亲自参加了兆龙饭店开业庆典。此为后话。

2.第一批旅游饭店

李玉莺曾陪同宋庆龄访问苏联，见过斯大林。她还担任过郭沫若的外事秘书，曾是国家旅游局的一支“笔杆子”，人称才女，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文件出自其手。她参与了建国饭店、长城饭店、金陵饭店、白天鹅饭店等涉外饭店的谈判，对中国引进外资建设的进程，可说是了如指掌。2008年，她78岁了。两鬓如霜才思敏捷的李大姐向我们敞开记忆之门，讲起了30年前引进外资建饭店的艰辛故事。

“第一个引进外资建造旅游饭店的意向书，是在北京饭店签订的。时间是1978年10月8日。”李玉莺说。

外方谈判代表是泛美航空所属的洲际饭店公司董事长保罗•希莱恩。小平同志对这次谈判非常关注，第二天上午就亲自会见了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和洲际饭店公司一行客人。

西威尔提出拟建5000个房间的饭店。

小平说：“我们要积极努力创造更多的条件，建5000个房间的旅馆是可以商量的，也可以再多—点。先建5000间，还要看建在什么地方。”

小平还说：“这里边有些具体问题，建房条件要研究。”

但小平同志亲自过问的这个项目，却因种种原因再无进展。此后，最先谈成，又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外合资项目是北京建国饭店，接着有北京长城饭店和中日航空食品公司，这三个合资项目都是旅游企业。

李玉莺大姐说：“我说说建国饭店从审批到施工建成的过程，你们就会知道，开始引进外资的时候,有多么艰难。”

建国饭店外资方是美籍华人陈宣远，他是廖承志的远房表亲。廖承志举贤不避亲，动员他来中国投资。陈先生是个爱国的建筑师，在美国经营一个建筑事务所，在美国旧金山拥有帕萨迪娜等四家假日饭店。他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1979年2月就到北京考察。有关建国饭店的谈判进展相对顺利。陈宣远真心诚意想为国家作点贡献，许多条款都作了让步。他甚至表态：饭店经营10年后，把他的股权以１美元价格，卖给中方。

既然只卖1美元，那为什么不干脆白送呢？

陈宣远说，不能白送。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卖，至于卖多少钱由业主说了算。

如此说来，外方的条件是相当优惠了。可是，当时许多人，包括有些国家部委办的领导都不理解。对建国饭店建与不建的问题各持已见。国家某部委负责人说：“合资饭店都是亏本赔钱的，怎么能借钱干赔本的买卖？”

有人还拿出“可行性分析”，认为建国饭店经营22年后，要还清借贷的本息，还差２万美金。这个“可行性分析”被作为一种“科学论据”，有人据此反对上马。

反对呼声强烈！

小平同志还是在关于同意建造建国饭店合资酒店的批文上签了字。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在这份批文上，有国务院总理，14位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等，共16位国家领导人的批字或圈阅，对建造一个饭店如此慎重，是很少见的。

李玉莺大姐清楚地记得，审批的时间是1979年6月12日。批语中还强调：“这是我国与外资合作建造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配合，争取尽快动工建成。”

有了“尚方宝剑”，事情看来可以一帆风顺，哪知道阻力依然很大。在设计、选址、拆迁、贷款、材料、施工等过程中，依然困难重重，几乎每走一步，都遇到阻力。

陈宣远本人就是建筑师，由他设计是顺理成章的事。反对意见来了：“中国的饭店，为什么要外人来设计?”

庄炎林是归侨，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又是“侨外资办”常务副主任，许多具体事务得跑上跑下，忙前忙后，常常到下半夜才进家门。多干事者多受气，种种飞短流长向他袭来：

“请客的钱加起来，就可以盖一座大楼了！”

“建合资饭店是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

“这点事，要去求洋人，岂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还有人写匿名信，用语从“崇洋媚外”到“卖国主义”，还有“丧失阶级立场”“丧失民族气节”等等，引进外资建饭店，简直就是罪大恶极了。

李大姐说，现在看来十分明白的道理，在那年月却说不清。引进外资建饭店，面对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有些声音可以置之不理，有些意见你还一定得去解释。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建国饭店已经开工了，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就引资建饭店提出质疑。庄炎林只得带着李玉莺等人去向人大代表作解释，就饭店的合作方式、建筑设计、材料装修、偿还能力等问题一一作说明，并强调旅游住宿如何困难，争取人大代表的理解与同情。

建国饭店1979年6月就批了，到1980年6月20日才正式破土动工。我们整整失去了一年宝贵时间。

谷牧副总理当时分管旅游工作，他曾在国家旅游局情况汇报中批示：“我很同情旅游业，现在谁也有否决权。”

施工期间又遭人为阻挠。原来建国饭店后面是国务院某部的宿舍楼，他们怕建成后遮挡阳光，不让建。

其实，原定方案已作了修改，在后面有宿舍的一方只建４层半楼房，以保证阳光能照到一楼窗户。但有些人白天公然到工地吵闹，晚上把笨重的搅拌机掀翻，拆毁施工围墙。施工受阻，“侨外资办”只好向国务院求助。

邓小平在百忙中批示：“有理也不能闹，何况无理!”

这才平息事端。

与此同期，另一合資项目长城饭店，经过5次艰苦的谈判才算成功。从立项到开工建设，共有8位副总理先后作出重要指示或批示，最后是谷牧副总理批示：“我主张继续干。”

长城饭店的施工时间也延误了一年之久。

北京丽都饭店是与新加坡侨商罗新权合作的项目。对方按照协议在国外设计和订购材料，花了不少美元，我方因此想告吹。罗新权没办法，写信给邓小平求助，诉说情况。小平接信后立即批示，必须守信。当时有许多行将夭折的项目在小平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救活了。

李玉莺大姐说，建国饭店后来的事实，让反对者鸦雀无声，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引进外资树立了样榜。饭店1982年4月开业，当年开业当年受益，全店员工人均创汇超过2万美元。此后，利润一年年往上翻。仅仅用了４年时间，就连本带息全部还清了汇丰银行2000万美元贷款。10年所创的税利等于7.6个建国饭店的投资。

当初的改革开放基本是两个大思路：一个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一个就是开始引进外资。“京字第一号”的建国饭店，其意义不仅是建了个饭店，而是开启了新时期中外合资的先河，为全国各行各业引进外资树起一个鲜明的标杆。

之后，北京长城饭店、兆龙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各地引进外资新建的饭店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1988年3月，陈宣远在美国寓所溘然病逝。

国家旅游局发了唁电。大家没有忘记这位海外赤子。是他不惧风险，开拓了中国引进外资之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早有生命的预感，在1979年的谈判桌上就提出“10年”这个限期，以“1美元”的价格把饭店股权卖给祖国。在这个圆满的句号画上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人世，而他为中国旅游业发展所作的贡献，永载青史。

往事已成历史。但大量的记忆令我们深思：为什么当初那么多饭店的建设都需要邓小平亲自过问、亲自批示，要总理和那么多副总理，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批示、画圈，才能做成？国家领导人以下的不少干部，也是职权不小的领导干部，而且应该是具体担当职责的干部，为什么不敢担当，有的人还积极地成为阻碍者呢？仅仅用“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不解放”来描述，是否准确？

问题恐怕不在观念陈旧，也不是不聪明，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领导者，在过去的年代中，应有的独立思考功能受损，无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邓小平为什么那么明智，高瞻远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能够独立思考。一个民族，需要有许许多多富有责任感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才可能大踏步地开展创造性工作，才会有一个民族的复兴。

3.韩克华走马上任

1981年春，原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克华调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局社分家”。此前，从国家旅游局局领导到各司司长，经常担任“消防队”的角色，被住宿、机票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接待任务也主要在北京，因此被戏称为“管天子脚下”。

局社分家后，国旅总社统一经营外国旅游者来华旅游业务，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旅游局作为管理全国旅游事业的行政机构，不再直接经营组团和接待任务，统一管理全国旅游工作，就被称为“管天下”了。

这是一项难度颇大的重要改革。经过一年努力，1982年7月，国家旅游总局与国旅总社分开办公，各司其职，结束了自1964年以来长达18年的局社合一格局。8月，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由外交部代管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

从“管脚下”到“管天下”，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新的飞跃。韩克华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天下”那么多问题，从何入手？如何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国务院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旅游事业的方针是：“积极发展，量力而行，稳步前进。”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韩克华没有料到，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厕所问题。

今天有人说，旅游业在开放中抓了最难的两头建设，一是冲击头脑的保守观念，二是管了最脏的厕所卫生。当年国外媒体曾批评：“中国人只讲究进口（餐饮），不讲究出口（厕所卫生）。”厕所的脏臭不改善，不仅直接影响旅游业发展，更直接损害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

厕所非小事。修建公厕，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当年的旅游厕所，是个什么状况？

旱厕居多，异味明显，无人看管。许多景区厕所年久失修。有的屋顶渗漏，蛛网盘结；有的厕门损坏，内墙皮剥落；有的地流黄水，难以落足。有些卫生状况好点的，又全是蹲坑，老年外宾很不习惯，特别是胖老太太，根本蹲不下去。

某些景区没有厕所，只是简陋之极的小“茅坑”，脏得简直无处踏脚，臭气直冲眼鼻，坑下蛆虫蠕动，硬着头皮进去方便一下，能叫你恶心半天。京旅211团菲律宾籍的官女士在某风景点上厕所，刚进去就跳了出来，没走多远，在树下直吐。她的丈夫气得挥舞双臂说：“再也不能来这里了。”

在浙江某些区域，当地厕所都是“敞篷式”的，甚至建在街旁的厕所，门无遮挡，一览无余，外宾望而生“羞”。当地彼此熟悉的男女上厕所时，还挺自然地互相说话，传递手纸。

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一个外国游客，好不容易凭嗅觉找到了公厕。一进门，只见坑槽污迹斑斑，腥味刺鼻，赶紧跑出来“打的”往下榻的五星级宾馆，以解内急。许多地方都出现不同版本、内容相似的笑谈。报刊时而冒出“公厕臭名远扬”“如厕难于上青天”的批评文章。

再一个问题是公厕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热门风景名胜区和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尤为突出。厕所门口排队等候是许多风景区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排队上厕所的窘况，比排别的队更甚。

上海冒出个新行当———“导厕”，因为在上海繁华街市找不到厕所的问题尤其突出，游客内急找不到厕所，没有人“导”，这事不得了。七转八弯，带到了游客的“向往之地”，看到的是一列长队。还得等！这时刻游客往往满头大汗，化妆的女士也被汗水冲得容颜改变，等啊等……经过万般着急难堪的等待，当你大气长舒走出厕门时，方觉天下什么是幸福。

韩克华下决心要解决厕所问题。

厕所问题并非难登大雅的话题。

古有欧阳修构想文章来自“马上、枕上、厕上”之说，想其厕所必是洁净如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大谈理想之厕：“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超观思玄；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和平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