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荣

朋友要搞一个网络的文学活动，让我说一下自己的创作经历。

我是个文学的偶然涉猎者，全无成绩可言，羞于启齿。但朋友之托，难以辞命，只得就范。

小学三年级，偶然得到一本掉了皮的《说岳全传》，如获至宝，磕磕绊绊，连蒙带猜地读了好几遍。那算是最早的文学启蒙。那一年我家买了一匹白马，白马下了一头骡驹。隔年，卖了个好价钱，家里破例同意我订了一份《少年文艺》，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份杂志。

上初中，住校，学校有个阅览室，感到极大的惊喜。报纸、杂志、画报，应有尽有。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阅览室。假期则在图书馆借几本名著，读得很贪婪。那时觉得当作家十分神圣。首次见诸铅字的文字是1958年，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年代，大街小巷，穷乡僻壤的墙上都是宣传画、墙头诗，极端浪漫主义。花生之大：“剥个花生当船划”；粮垛之高：“撕片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抽袋烟”。班里有墙报，学校有壁报，我也凑着热闹。没想到市里宣传部门编的一个纸张极低劣的集子，把我的几首顺品溜也收了进去。

1960年开始，向本地报纸投稿，有时每周能发两篇，每篇能得3元稿费。自由市场窝窝头5角钱一个，在饥饿的年代，解决了大问题。

到了大学，我们的老校长，当年“创造社”三杰之一，被鲁迅先生称作“手持板斧”的成仿吾先生公开宣示：“中文系是培养专家教授，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我便觉得当专家教授比当作家更有出息，便拼命读古今中外的美学著作，读黑格尔、克罗齐、朱光潜、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卡片做了大半箱子。第一次在省报刊物露面是1966年上半年《山东文艺》，一篇批判三家村的评论文章。之后二十年做足了官样文章。

八十年代中期，因文革中受牵连，经历了一段情绪低潮。失意弄文章，认认真真写了两年中短篇小说，在《北方文学》、《小说林》、《十月》、《芙蓉》等杂志发表。累积数十万字，结成一个集子。那一段时间创作热情很高，不少报刊约稿。当时的感受是终于悟到“文无定法”，以及鲁迅说的“不要相信小说做法”之类。当完全按着情绪逻辑，完全突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羁绊写出来的东西，并得到认同，自己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如果按照当时的状况写下去，也许真的会取得点什么“成绩”，因为不乏生活积累，不乏阵地。可惜吾乃性情中人，写着写着就厌倦了，产生一种“不过如此”的想法，于是便尝试另一种生活。

有一次迟子建与我闲聊，问我退休后的打算。我说：长期受腰疾所累，趁退休前先看病。如果康复，退休后干点儿实事。如腰疾不能痊愈，也可能再写点儿东西。迟子建开玩笑：“最好治不好。”结果是经手术，腰疾有好转，但未根治。便给了我借口，不再想干实事，也不想再苦巴巴地爬格子。

现在是看NBA，搓搓麻，以免过早得老年痴呆。也有劳老伴儿这个“打手”写写博客，把值得回忆的亲身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事写下来。每个人的真实经历都是一部小说，而这些经历一定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等哪一天写个差不多了，把它们穿起来，说不定能收获点儿什么，只是别把它功利化了。

每个有点儿文化的青年都曾经是诗人。这话有一定道理。很少有在青年时代不写几首诗的。我也是。但从来未敢想做个诗人，是因为与真正的诗人距离太大。也怕，怕变不成诗圣而成为诗魔。不乏心智发育尚不成熟的年轻人，进入创作状态，陷入自造的幻影中不能自拔，抑郁者有之，自杀者有之，虽为数甚少，却也不是个案。

也是八十年代，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不少诗人。有老一代的如曾卓、邵燕祥；有中年的如周刚、王燕生、刘畅园；有苦吟派如梁南；也有田园派如傅天琳；也有被称作另类的如王家辛等等。他们先后来采风，都由我作陪。朝夕相处少则三五天，多则数周。不光谈诗，也每天将新作拿来交流，我也难免沾了几分“仙气”。

说到这里想起两件巧事。

一是文革中，我长征串连到武汉，在文联礼堂看大字报，很多是批文联主席曾卓的，其中一份长长的大字报公布了曾夫人的日记。记录在枕边曾卓向她坦陈与别人私情。我问曾卓是否确有其事？他惊奇于事情这么巧，即使武汉人也未见得看过这些大字报。即使我看了，也想不到竟能在这里遇上当事人。这是个侃快率真的老人，要不，也不会被打到胡风集团里去。

另一件事。一天下午，游船在黑龙江里缓缓而行。我和邵燕祥倚在甲板上闲聊，谈到我在北京的亲戚。邵突然拍了我一下，说：“世界并不大！”原来他竟然和我爱人的大姐，同在广播事业局同一个办公室共事过一段时间。

在一起处长了，便无话不谈。关于诗，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解读，谈的都是亲身体会。不过我记忆最深的是，我问当时刚刚在《诗刊》发表《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长篇抒情诗而引起轰动的青年诗人张学梦：“你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说写诗的诀窍。”他随即摸着自己胸前佩戴的一枚像章：“看到这枚像章了吗？看它的反面！”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很有味道，或许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感知所要表现的对象，或许还有别的含义，局外人很难确切诠释这种体会。但我觉得这么通俗的比喻比许多诗论还要经典。

张学梦很幽默。他出身不好，在一家工厂学过木匠，常常受到冷遇。他最怕的是别人冲他笑，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事求他，特别是怕别人求他做搓板，这一笑，得费他半天的休息时间。

他们每天都交流诗作，我也禁不住技痒，写了几首，分别拿给他们看，竟得到他们的首肯。有两首发表在《诗刊》上。

其后不久，本地为林业诗人出版一组诗集。我也滥竽充数，凑了几十首混在那些笔耕多年、辛勤半生的诗人朋友堆里，出了一个集子，名曰《流浪在远方》。聊以自慰的是有大半是真情，之后，再没有写诗。

我说一个真理。本地报纸、杂志及网络里一些年轻人的诗，排到《诗刊》、《人民文学》名人行列里，别人难识其劣。同理，那些名人的诗排到咱们的报刊中，也难说其优。愤青们别怨天尤人，怪只怪你还不是名人。等哪一天，一夜之间成名，把多年的退稿一古脑儿捅出去，评论家们都会说：“好诗！好诗！”

责任编辑 周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