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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国学热”与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透视与思考

2009-06-29杨鹏亮康中乾

理论导刊 2009年3期
关键词:继承传统文化

杨鹏亮 康中乾

摘要: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溯源国学的发展历史,分析当前“国学热”产生的原因,树立现代学术的理念,提供科学研究的方法,全面认识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深刻了解把握现代文化特征,是重铸中华文明新辉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神圣使命。

关键词:国学热;传统文化;继承;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3-0089-03

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在经历过一阵短暂的“寻根热”和“文化热”后,又悄然兴起了“国学热”。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宣布组建国学院后,呼吁重估国学价值。回归国学,旋即又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因而溯源国学的发展历史,分析当前“国学热”产生的原因。科学审视传统文化价值,了解现代文化特征,对于培养新的时代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学的发展及新“国学热”的兴起

我国古代所谓“国学”,又称“太学”,专指设于都城教授贵胄子弟的学校,这与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涵义截然不同。近代以来所谓“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说文化衰微,于是倡导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鼓吹国粹思想,以探明和弘扬本土传统文化,遂有“国学”之称。上世纪初,随着外敌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独领风骚几千年的中华古国不仅政治经济上遭受了全面的重创,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危难之际,一大批仁人志士不仅提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还自觉地肩负起了继承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当时的一大批留日学人受日本前述“国学”思潮的影响,他们成立“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呼吁人们“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继承弘扬中华之传统,从而兴起我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国学研究热潮。不仅于此,他们还把继承和弘扬国学提高到“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高度,1906年,章太炎在发表《国学讲习会序》时说道:“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而另一同时代学者许守微说的更简洁明了:“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倡导国学除回应日盛的欧化主义和回应中西之间的学战外,还深深地寄寓了中国人民无限的爱国情怀。

国学的提出虽然与西学东渐的刺激有关,但是从国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倡导国学的大师们并不是盲目排外、一意复古,而是大量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重大的革新。也正是从那个时代起,中国学界才在吸收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真正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国家数千年来固有传统的先河。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就是明确号召国人向欧美日本学习的一个宣言。由于注入新的活力,和以前的汉学、宋学、乾嘉考据学相比,国学研究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此时的“国学”一词也就成为专指中国固有的学术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总称。正是在这一条件和背景下,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贯中西学者,自觉地将学说融入救国图存、自强保种的时代主流,将学术兴废与民族衰荣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学说研究和文化领域奋力开拓、大胆创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继承者,也获得了一大批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国学代表的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正统学术文化,其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并持续地影响着中国延绵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而精神是要有载体的,国学的内容通过中华民族最具个性的和独立性的语言系统来记录、注释和阐释,形成大量经典性的文本,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稳定的成分,形成自己深厚的学统,具有很强的传承惯性和潜在的旺盛生命力。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是在增强民族意识的自觉性方面,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因此,每当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面临危机时,“回归传统”总是中国文化战胜厄运并得以发展的有效方式。然而遗憾的是,在近代“国学热”以后,随着民族救亡运动、政治斗争运动、文化革命运动接二连三地发生,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竟成为时代的主流。“国学”的余风流韵被这些全民性运动冲刷的干干净净,无影无踪。直到新一轮的世纪之交,人类已进入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才走出了过去那种保守僵化的状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影响的不断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日益增强,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凸现国家民族形象,反思百年艰辛历程,就自然而然成为国人的普遍期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沉寂了多年的国学又忽然喧闹起来了,并旋即形成了新的一次“国学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国学热”与上世纪初的“国学热”一脉相承,都鲜明地寄寓了中国人无限的爱国情怀,承载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想。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上次出现的“国学热”,是在“启蒙”与“救国”的时代主题下进行的,当时国人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各方面的入侵,提倡国学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保教”、“保学”、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而当今“国学热”的参与者。则是在文化多元和文明对话的潮流中提倡的,他们对国学寄寓了更多的期待。他们不仅仅要像上一轮的国学倡导者那样“保持自我”,而且还以一种面向人类未来的眼光,看到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生存的巨大意义。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还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在世界性的人类文化大选择中,让中国文化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做出贡献。

二、“国学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今天,“国学热”的兴起,既不是行政命令的产物,也不是少数人提倡的结果。而是一场自发的、规模宏大的群众文化运动,如民间读经、祭祀、讲学此起彼伏,国学研究会、网站、学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这些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

首先,是对国际文化多元的回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日益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但是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一直到“9·11”事变以来,美国一直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引起世界不同文明的紧张对抗与权力间

的激烈冲突。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警觉和抵制。许多国家提出“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等概念,试图以此消解美国这种唯我独尊的文化价值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文化核心。就会丧失对多元世界的灵活反应,丧失在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甚至失去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对话权。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和象征,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文化,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精神灵魂、伦理道德,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影响过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维、价值观念,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主张,有如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文明的天空。比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杂于利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对于应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能提供重要的启迪,乃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今天在这种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和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中国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理应在与“他者”的交流对话中丰富和发展,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如果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就意味着辱没自己的国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

其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文化是根。文化是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感情和生命智慧,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所系,精神所寄,因而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是以这个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出现过“雄汉盛唐”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国气象,而且还创造了让世人景仰的灿烂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鲁迅曾高度评价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用军事武力入侵中国,传统文化种种弱点和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为了生存发展,中国主流文化才不得不与政治同时转型。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痛苦挣扎和艰辛努力,终于摆脱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变成了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但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使中国由大国变为强国,不仅仅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还必须实现文化振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而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犹如一座蕴含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我们只有不断地汲取和吸收这一宝库的丰富营养,才能创造出灿烂辉煌而又独领风骚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三,是提高全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的需要。我们说。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是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碰撞和冲突的时代。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一方面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如: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污染严重、腐败盛行、投机造假、崇洋媚外等现象,以及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文化修养、文化创造力普遍下降,甚至出现许多荒诞、怪异、浅薄、粗陋的文化现象等等。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为不相称,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不相符。面对这些情况,很多人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愤世嫉俗,他们一直在追问:难道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吗?难道社会发展必然带来诚信缺失吗?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了吗?这样传统文化中重人际关系、重社会和谐、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思想资源一下子就成为全社会最需要了解最需要获得的东西,因为这些思想观念正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东西。人们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国学的重视。来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善的本质;进而希望通过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再现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好夙愿。这或许也是国学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构建新的国学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就要求我们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利用当前“国学热”这一机遇,探究在构建新的国学体系过程中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式,也就成为今后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崭新课题。

首先,国学研究要立足现实,面向现代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它已经具有的传统文化和正在建设的现代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起步和基础,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当代中国,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国学精神。说到底还是为了创建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而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国学就本身来讲,是经世致用之学、生命之学,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思考各种历史时期自然、社会、人生以及国家、民族的种种冲突危机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寻求化解冲突危机的观念、原理和方法。不同时代的人正是通过它们认识了社会、人生和历史,并从中汲取了营养,提高了智慧,然后又创造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明。从而推动了历史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当然,国学自身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丰富和提高,并发扬光大,延绵至今。近代国学的衰落和危机,原因固有许多,但其中之一即是宋明以降,开放的国学逐渐走向保守,逐渐脱离了社会现实,所以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不能提出现成的现代化方案,结果承传千年的国学逐渐被人遗忘、冷落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今天我们研究国学的对象虽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而是要立足现实,面向现代文化,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试金石和取舍、扬弃的标准。也就是说,要自觉地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中国的

现代化和金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国学的研究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才会有无限活水,永不衰落。

其次,研究国学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理念。对于古代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始终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路线和方针。为了引导群众性的“国学热”,我们必须对传统文化有个明确的态度和清楚的认识:比如要继承什么?弘扬什么?传统文化怎样与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怎样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并加以发展?只有搞清了这些问题,群众性的国学热活动才能健康发展,我们才能创造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先进文化。上个世纪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态度来补救传统国学过于笼统杂芜、没有条理系统之弊。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果他们不仅未能建立一个科学的国学体系,也没有给当时处于困境的中国文化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实践都证明它们并不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要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首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归纳和辨析,实事求是地阐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明辨瞢恶、分清是非。然后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指明方向。廓清道路。即使对于全盘否定的传统文化思潮,也要靠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解决。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处理。这才是保证我们现代文化持久健康地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方法。

第三,充分利用多种方式方法弘扬和普及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资源丰厚,只有全面地挖掘开发,广泛地宣传利用,使其内化为人民群众丰富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所以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就此已做了不少的努力。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媒体方面,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等等,这些学人雅俗共赏的讲座,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除了电视台外,还有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譬如《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等等。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以及数字化、信息化程度的快速发展,定量分析上升为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各类典籍文本大量电子化,知识积累的效率大大提高,信息检索快捷而全面,定量分析深化定性分析,校勘、诠释的速度和准确度大大提高。由于这些学界和媒体广泛结合,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多快好省地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从而促进国学研究永平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新文化的创作和繁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过去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而又独特的贡献,故而被列为世界文明古国。今天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地位逐渐地提升,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一定会再铸辉煌、名震四方。

责任编辑:陈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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