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一词可以被用来概括地指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整体处于相对迅速的转变之中，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社会经验均发生深刻改变。显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处于这种状态。[1]这种状态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到世纪之交，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2]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1亿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3]却不能移入城市，因而也就割不断他们和土地的联系，这又阻止了农业的规模化[4]，今天中国的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三农”问题[5]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今天中国基层组织负债累累，农业税的减除，并没有解决国家基层政权组织行政成本的运作问题，而有可能使乡村治理的情况更加恶化。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圈地”运动也随之加剧。到2003年底，全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官方数字是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每年还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5]农村对城市不再单是“利益输送”，城市也开始对农村主动进行“利益汲取”。学者潘维在接受《新财经》专访时，不无关切地指出，要警惕资本下乡夺走农民土地。集体的功能全部丧失，资本和国家就直接面对个体农民。没有集体的农民是分散软弱的。较之集体，个体农户基本不具备抵抗强大资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中国农村的兴旺史就是农村社区的兴旺史，而中国农村的衰败史就是农村社区集体的衰败史。

历史经验也表明，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是二元格局社会，也就是城市先进而农村却远远落后；它们要发展，就必须拉近城乡差别，使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否则，如果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势必形成断裂社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形成严重的威胁。譬如，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之际，由于之前日本在台湾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地区也是典型的二元格局社会，农村和农业极其衰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就如此描述：“农业落后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

如果我们同意现实生活的矛盾、对立和抗争是社会变迁的原动力这一命题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发展的契机正是在于统合对立因素的中介过程之中。学者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时，深刻地分析指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快慢的因素，是该国的制度安排，一国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该国的激励结构。制度安排好的国家，大家积极工作，去提高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这样的经济就发展较快。关于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沃尔夫冈•弗里德曼也曾经指出，对于社会变迁来说，法既是反应器又是启动器；而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的反应性得到更加普遍的认知，但是法的积极启动作用正在逐步强化。在实践中，伴随着社会的法制化程度加深和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张，法经常作为独立变数干预社会过程，并为经济和政治发展打开突破口。这种情况在农村最为明显。80年代初连续几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确定了框架，实际上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法律。

生活没有穷期，发展没有尽头。鲁迅先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真理具有普适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铁律。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中国农业面临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蕴涵的生产潜力发挥殆尽，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学者贺雪峰语）生活状态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怀抱着新的发展冲动。联系河南省实际，“十一五”期间，我省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年平均出生人口比“十五”期间多10万；……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就业压力大；流动人口日益增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而2005年河南城镇化水平仅为30.65%。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真正能够在城市安家立业的不超过30%，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需要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与此同时，在很多地区，随着农业的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提高，出现了一批完全由市场导向的专业养殖户、专业种植户、专业营销户、专业运输户等，这部分专业农户正日益成为决定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样的当口，我们需要将历史和当下实践中所展现的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和经验进行理论反思，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而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就是农民问题。十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批准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即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法律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布好局开好头，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农民合作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是针对理论界为中国农业发展开出的一剂新药方，也是实践中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农民合作必将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扶持下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何以会有如此肯定的判断？这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任何社会，农民皆注定为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在信息流动的管道里属于最末端，在资本及市场上也距离最远，这种弱势位置使得农民只得非常迟钝而贫穷地过活，一旦无法生活即出售土地，让豪强兼并，本身即流离失所，成为动乱因素，这乃是古代中国王朝反覆的主因之一。 而目前在农村，土地对农民束缚的日益松懈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外向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村庄的地域认同、集体行为规范的传统也在逐步走向瓦解，这就是学者称之为的“村庄的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自然无法形成凝聚性的集体力量，也就无以对抗自然灾害、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风险。而另一方面是难以遏止的农民致富、向往美好生活的冲动，怎么办？

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联合行动应该被认为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结社是指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目的组成一定的社会组织。结社的结果是组成社团。至少在社会契约论者看来，人们“要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亦即那种能以整体的共同力量来保护和捍卫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的结合形式，而且在这种结合体中，每个人在与所有其他的人相结合的时候仍然服从他自己的意志，且仍像以往一样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个人必须缔结契约，把他的权利让渡给组织，同时得到结合者提供的等价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很有必要组建扶持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分散的农民是无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维护利益、反映问题、宣泄不满、调节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而合作社等农民自组织就是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收集民意、集中民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当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兴办专业合作组织，可以培养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增强成员的民主管理意识，积累成员的民主管理经验。在有序行使民主权利的过程中，农民可以得到民主管理的锻炼，提高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认知、适应能力。

与此同时，合作起来的农民能够通过组织与制度创新在分散农户之间调节内部的资源分配，加强农户之间的分工与联合，使公共品的外部效应内部化，获取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改变市场中的力量对比，从而实现增收梦想。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如WTO规则，今后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理应更多地通过合作社加以实施，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确立，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实现了与国家扶持政策的连接，使工业反哺农业的措施找到了组织载体，从而达到发展的目的。

当然，对于将成为新农村建设重要力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解决不可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做多维的考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偏向，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秩序的稳定，但我们应看到美好愿景的实现远非单一制度建设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执政者必须注意制度在表达与具体实践中的距离，并且采取灵活的应对机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梁治平：转型时期的法律与社会公正，载李木盾 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2]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194页.

[3]同前注，第199页.

[4]李木盾：发展中的中国问题，载李木盾 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页.

[5]笔者注：农业问题千头万绪，国家说农业为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也就是说每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 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

[6]同注3，第202页.

此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社科联2008年“河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法律问题研究”调研课题中的子问题。

作者简介：庞克道（1977—）男，河南财经学院成功学院教师，讲师，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