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澍

《文史天地》近期载文说，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中嘲笑最多的是“郑人”。其实不然。先秦诸子大都喜欢用寓言故事说理。他们编造讽刺性故事时，讽刺得最多的是“宋人”，而不是“郑人”。韩非子也是这样。

先秦寓言，实质上是一种高级的比喻，是在比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改造发展成的有故事情节乃至有一定的性格形象的比喻。作为高级的比喻形态，寓言的种类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人物型，即以人譬人、以人事况人事；二是拟人型，即通过拟人化的手法，编造动植物、非生命的事物和鬼神故事来影射人事。前者可以叫作“人喻型”，后者可以叫作“物喻型”。

“人喻型”寓言就是以彼人喻此人。此型寓言中的人物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人物，另一种是临时捏构的人物。这两种寓言中的人物或属于被歌颂的对象，或属于被讽刺的对象，而以后者居多。

那么，先秦人物寓言中的被讽刺对象，有没有共同的地域性分布规律呢?

寓言的目的不在于人物、故事本身，而在于艺术地、委婉地和有趣地申说道理以晓喻君上以期对现实产生强力速效的影响，故不论是历史人物寓言抑或虚构的人物寓言，都不以客观真实为贵，而贵趣味和惊听，这就必须大胆使用想象、夸张等手法，尽情渲染，最好使被讽刺者达到荒谬、可笑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物寓言的故事内容的真实可信性相当低。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追究这里的人物、情节是否真实可信。所以，其中的受讽对象，包括他们的籍贯，一般是比较随意安排的。但是，随意并非绝对无意。事实上，先秦诸子，虽籍贯各异，但他们创造的人喻型寓言中受讽对象的国别则较一致，有着相同的地域性分布规律。据笔者对《墨子》《孟子》《荀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书的统计，分布情况大致是：被讽刺得最多的诸侯国是宋国，计23次；其次是齐国，计16次；再其次是楚国，15次；再其次卫国，计9次。另：讽刺齐国的寓言数量之多主要与《吕氏春秋》有关，仅此书就有8次。秦国则无受讽刺的寓言故事。

分析上述国别与数据的关系，可以得出易受讽刺者的国别分布规律大致是：

第一，历史上失败的敌国。宋国人是诸子嘲讽得最多的，“宋人”几乎成了“愚昧”、“荒唐”、“滑稽”的同义语。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是创造讽刺宋人的寓言最多的一位，计9次。这是因为宋国乃周人命殷商的后人所建，而殷商本系周文周武伐灭取代的对象。再加上春秋末期宋国又出了一个殷纣王一样的暴君——宋康王，此君内政荒淫，对外轻率用兵，终致齐楚等大国联军灭之，并瓜分了宋国的疆域。两次政乱，为天下恶；两次亡国，为天下笑。故笑柄较多，笑料丰富，不笑他笑谁。诸子虽国属有别，但皆文化精英，都基本上认同有周之臣民之身份，虽周德已衰，仍出于历史惯性而维护周，视“商宋”为敌对和异己。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虽有五霸七雄，曾胡打乱闹，但在文化底蕴上，人们(至少诸子)仍自感是一体的。而文化之一体，乃最坚固的一体，故全国最终又走向统一，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偶然的只是由谁统一或早统一、晚统一。

反面例证是秦国。秦国讲效率，务耕战，终成帝业，故诸子中未有讽刺秦人的寓言。不过，作为炎汉“取而代之”的旧王朝，汉代建立后的诸子书中应当有较多讥刺秦君和秦人的。但是，粗翻《淮南子》《说苑》《论衡》等书，发现讥秦的寓言数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汉仍秦制，秦汉一体，故无论政治制度、舆论道德、社会风俗等方面，大都无可讽刺，再说刺秦势必近乎自刺、近乎刺汉，故少；二是“惯性”所致，大家讥刺宋人、楚人、齐人等，已成习惯；第三，汉初“过秦”之风劲盛，人们完全可以直接地公开地甚至夸大地抨击秦政的过失，有话好好说就是，没必要编寓言隔靴搔痒地“婉讽”。另，正因嘲弄宋人的笑话多，故王利器先生曾专门辑有《宋愚人事录》一文，计20则，附于他同王贞珉合编的《历代笑话续编》一书的最后。

第二，现实中的敌对性邻邦。《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国统一全国前夕，书中的讽刺性寓言多指向齐楚，原因应当是齐楚长期以来是秦国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这两国曾一度合纵抗秦，给秦国造成相当麻烦。如齐曾有一高士叫鲁仲连，《战国策》记载他宁“蹈东海而死”也“不帝秦”，秦自然恨他。又：秦亡齐时又发生了齐将田横率500壮士退守海岛，最后集体自杀殉国也不降秦之壮举。故秦人作书多嘲讽齐楚，尤其齐。事实上，讽刺齐楚的寓言最多的就是《吕氏春秋》一书。计讥刺齐人8次，楚人7次。另：讽刺楚人有时称“荆人”，也是轻蔑之意。

《庄子》之刺楚也有同样的原因。楚国多次攻宋，终联军灭之。庄子宋人，晚年遇宋亡，沦为楚民。故对楚有敌意。故《庄子·秋水》讲，楚王请庄子作相，他不干，还说宁愿像龟一样“曳尾于涂(泥巴)中”。

《韩非子》的寓言受讽人物最多的除了宋人，就是郑人。但是，郑人不指墨子。墨子是殷商的后裔，是宋国贵族，长期居于鲁。那为什么郑人也易受韩非子讥讽呢?原因是韩非子是韩王的儿子，他很爱国，而韩、郑曾交恶，成敌对国，并发生战争，最后韩灭郑。第三，诸子个人所恶国。文人之笔，劝善惩恶，这是大体。倘恶了个人，诸子也会编故事、泄私愤。如孟子在齐时很不得志，所以他就编了“齐人有一妻一妾”之寓言以讥刺齐人，以发泄他在齐国遇昏君、受轻蔑的怨气。孟子虽然只编造了这一个寓言，但这个寓言极有杀伤性，被有的学者抬举为“小说之祖”，因此其嘲讽的力度相当大，可谓以精胜多、以一当十。

《荀子》的情况可谓此一规律的反证。荀子本赵人，他游学到过齐国、秦国等，其中工作时间最长、也最为得意并终老死于之的国家是楚国。这样，他对楚国可能有一定感情，故终《荀子》一书，未见有讽刺楚人的，这在诸子中是比较罕见的。因为楚王昏昧，被秦人骗灭，为天下笑，笑柄颇多，故诸子中多有笑楚的。至今河南、河北一带的人骂人愚昧仍斥日“楚货”。当然，《荀子》一书也有有关楚人的寓言，但要么是歌颂性的，要么是中性的。

另，统计还表明，《荀子》一书中的讽刺性寓言很少，这说明荀子为人恭谨，鲜涉讥刺；也说明他为文重逻辑，以正言端语为主。另，统计还显示，《孟子》一书也未见有讽刺楚人的，且相对来说，《孟子》也较少使用讽刺性寓言。究其原因，可能与《孟子》之文多即席论辩、不便用寓言、尤其不便用讽刺性寓言有关。《孟子》使用寓言及比喻的特点是“少而精”。当然，儒家尚与人为善，故不喜讽刺。孔子一般就不讽刺。

上述文化现象，现今仍存。如我们贬蒋介石，犹诸子之讽宋；骂日美，犹《吕览》之嘲齐楚……当今影视则喜欢调侃河南人，此犹孟子之骂齐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