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梅

关键词：辨伪；《三字经》；古典文献

摘 要：确定古籍作者的方法很多，可依据的至少有名家注疏和版本实物、人物传记或地方志的记录、作者的学术背景、其它作品的佐证、作品的文体和语言特点、作品产生地域的特点以及作品的传播路线。一种古籍的考辨有赖于其它古籍，而后者的真实性同样有待考证，这正是古籍辨伪的悖论和难点所在。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09）02-0118-03

辨伪是图书馆学和古典文献学共同的研究内容。古代典籍如果作者不真、年代不实或者内容假造，就可称作伪书。作者不真的原因大致有五种：为泄愤诽谤他人、自耻署名而造伪名、借重名家以传其书、盗窃他书为已书、臆测妄题作者（张三夕，2005：190-191）。“臆测妄题作者”指有些古代文献原来没有署作者名，后世误以为是某人所作，遂题其名。

《三字经》成书于宋代，当时未署作者姓名,在明代以前也未引起人们重视，清代学者在对《三字经》进行注疏时开始涉及作者问题，并陆续有不同的说法。《三字经》作者之说大致有四种：一是南宋鄞县王应麟撰，二是宋末顺德区适子撰，三是明代南海黎贞撰，四是某某初撰、某某续成或增订（吴光，2007：101）。

近年来，《三字经》作者之争再起，焦点是：作者到底是王应麟还是区适子？论争主要在宁波和顺德的学者间进行。本文以有关争论为个案，分析和总结古籍作者考辨的主要方法。

1 根据名家注疏和版本实物认定作者

今人了解《三字经》的作者，依据的一项重要文献资料是清代以来知名学者对《三字经》进行注疏和整理时对其作者的认定。《三字经训诂》的作者王相1666年为自著撰写的原叙，清雍正年间（1723-1735）夏之翰为王应麟的《小学绀珠》所作的序，清道光三年（1823年）杨迦释的《李氏蒙求集注·自序》，清道光庚戌（1850年）贺兴思在《三字经注解备要》的原叙等，都被认为是王应麟为《三字经》作者的佐证材料。

实物也是十分有力的证据。现在能见到的最早明确注明《三字经》作者的版本实物，是清乾隆年间徐士业根据康熙五年（1666年）王相的训诂本校刊的《三字经训诂》。所谓“训诂”，就是注解，王相注解的是王应麟的原本（吴光，2007：101）。康熙年间，国内坊间出版的《三字经》大多标明“王应麟著”（李健明，2007：104）。而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现存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出版的《三字经句释》一书，封面上印着“区适子先生手著、王伯厚先生注解、李文田先生编辑”字样（李健明，2006：222）。该馆收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但在图书馆借阅卡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李健明，2008a：126）。此外，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解元三字经》，作者落款是“欧适子”，编者是Modhurst Walter Henry（1796—1857）。这是外国人以《三字经》形式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启蒙书（李健明，2007：108）。

版本内容互不相同时，早期的版本一般更有说服力。王相的《三字经训诂》是乾隆年间（1735-1795 年）的刻本，而《三字经句释》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刊本，前者比后者足足早了100多年；如果考虑到王相写序的康熙五年（1666年），更是早了237年之久（吴光，2007：101）。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为王应麟的说法明显

占优势。

2 根据人物传记或地方志的记录确认作者

认为作者是区适子的主要依据是明代广东学者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卷10《元登洲先生区公（适）》，以及明末番禺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公元 1630-1696）的《广东新语》卷11《文语》“三字经”条。 蔡若莲（2000:34-35)认为，除了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区适子为《三字经》作者之说并无其他可靠佐证。

李健民（2007：106）收集的资料显示，清代散文家、湖阳派创始人之一的恽敬(1757-1817年)在《大云山房杂记二卷》中写道：“《三字经》，顺德区适子所撰……”。清代岭南藏书大家伍崇曜(1810-1863年)在《叙古千文》中也写道：“《三字经》，吾粤区适子著”。广东清代学者凌扬藻(1760-1845年)在其《蠡勺编》(清同治二年谭莹校粤雅堂刻本)也说，“今蒙童所诵《三字经》，则南海区适子正叔撰，中亦多叶韵语”。此外，李健民（2008b：1）考察发现，明清民国时期的《顺德县志》、佛山市及广东增城迳头村的《平阳(区氏)族谱》、顺德陈村登洲的残存资料也都记录着区适子撰述《三字经》一事。

李良品（2004：158)认为，黄佐是最早指出《三字经》作者的，之后的屈大均提出《三字经》的作者是区适子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年1621-1644，这比王相第一个提出《三字经》的作者是王应麟要早二十至四十年。从时间先后推断，《三字经》的作者是区适子。但在文章的同一页，李良品说屈大均生于1630年，这就有点矛盾了。

与区适子相反，无论《宋史》本传还是《宋元学案·深宁学案》（王应麟号深宁居士，《宋元学案》对涉及王应麟及门人有关内容取名《深宁学案》）均未见载有《三字经》（李良品，2004：159)。李健明（2007：104）发现《宋史·王应麟传》，明嘉靖、清康熙和雍正时期的《宁波府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浙江学者钱大昕主持的《鄞县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浙东学者年谱》，以及1986年出版的《宁波史话》等古代和当代文献，虽然都载有《王应麟》条目、《王应麟著作目录》或《王应麟年谱》，但缺乏关于王应麟撰写《三字经》的记录。李健明进而指出，作为宋代官居高位的学者,若王应麟果真编过《三字经》，其门生或后人应在有关文献中提及此书，至少地方文献有所记载。这说明《三字经》作者问题一直为人所疑。

3 依据学术背景甄别作者身份

宁波学者认为，《三字经》字数虽少，但天文地理、伦理道德、历史自然均有涉及，这样的作者必定是学识渊博、学问精深的大家。而王应麟是公认的南宋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惟有他这样的高手才能举重若轻，写出《三字经》这样的经典教材。《三字经》的作者应是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儿童教育的学者，否则，即使具备写作条件，也不会去写纯供儿童教育的教材。而王应麟的家族四代重教，他又是宋代最重视儿童教育的学者，写有多部童蒙著作。从这些条件来看，惟有王应麟才能是《三字经》的作者（戴松岳，2008：26-27）。

李良品（2004：159)指出，王应麟确实具有撰写《三字经》的众多条件，但《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行文不严密，与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风格不合；王氏特别擅长于考证，他的著述中本来就纠正前人的错误，补充前人的不足，而在《三字经》中却出现几处史实疏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苏洵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后成为北宋著名散文家。苏洵本与老泉毫不相干，因死后葬在一个叫老泉的地方，后人口耳相传，遂将其演化为苏洵的号。《三字经》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是将讹传当作史实。此外，《三字经》中还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说的是宋代梁灏82岁时在进士考试中独占鳌头。《宋史》记载：“（他）康熙二年（986年）复举进士……赐甲科解元……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暴卒，年九十二。”而据《辞源》介绍，他出生的时间是963年，去世时才42岁，92岁去世明显是刻印谬误所致。上述两例属于常识性错误，与王应麟的严谨治学态度相去甚远（李健明，2006：220-221）。

4 比对其它作品内容核实作者真伪

吴光（2007：101-102）认为，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有文献与实物佐证。佐证之一是：据媒体报道，2004年3月，在宁波市鄞州区发现了一块《天兴庙庙记碑》，该古碑是上世纪80年代由徐水道先生发现并保存下来的，经宁波市文物专家现场辨认，确定是一篇由王应麟撰写的用类似《三字经》句式作结尾的《庙记》碑。这是一篇地方官歌颂丰年、祈求风调雨顺的“劝农”碑，成文于1295年8月，即王应麟逝世前一年。其结尾的“三字句式”是：“兴多祐，监一纯，节春秋，荐芯芬，世世享，穀我民。”佐证之二:《宋史·王应麟传》所著录的王应麟著作有《蒙训》70卷、《小学绀珠》10卷、《补注急就篇》6卷、《姓氏急就篇》6卷等。这些著作或者是儿童启蒙读本，或者是普及性知识读本。郑建军将《三字经》与《小学绀珠》、《补注急就篇》、《姓氏急就篇》作了比较研究，发现他们不仅有共同的三言韵文句式，而且三才、三光、三易、二帝、三皇、三代、三王、四方、五谷、六畜等说法可互相印证，这也可作为《三字经》的作者是王应麟的文献佐证。

而李健明（2006：221）比对《三字经》和《小学绀珠》两书中的共有词汇，却发现“其内涵出现原则性差异的有不少”，比如，排列《四书》的学习顺序不同，《小学绀珠》是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排列的，《三字经》是按《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顺序排列的；《小学绀珠》中的《四诗》指鲁诗、齐诗、韩诗、毛诗；而《三字经》中的《四诗》指国风、小雅、大雅、颂。两书的价值取向存在很大差异。而李良品（2004：159)则指出，《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句子，这与王氏在《困学纪闻》

中尊蜀抑魏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三字经》的作者不应该是王应麟。

5 以作品的文体和语言特点为标准筛选作者

戴松岳（2008：26-27）认为，《三字经》特有的文体是王应麟所擅长的。宋以前的童蒙教材都是四言，至南宋时才在蒙学发达地区出现三字句的儿童教材，但都很短或不便传授。只有《三字经》才全篇以三字为句，一气呵成，纵排横列，形成一种深受儿童欢迎的新型文体。而且王应麟除《三字经》外，在许多文章中也喜欢用三字句式。戴松岳还认为，《三字经》带有极明显的南方方言痕迹，且能无障碍地迅速流传全国，这只有具有鲜明方言特点又能为北方语言区的儿童所接受的南宋官话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从音韵学上看，用现在的普通话读《三字经》有许多不协韵处，而用宁波（鄞县）话来读，则朗朗上口，非常悦耳。这表明该书作者在编写时是以南宋官话来编写的，押的也是当时流行的官韵。由于鄞县紧靠都城临安，鄞人又大量在京师做官，四方人士杂居的鄞县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南宋官话古韵。这就是如今用宁波话读《三字经》仍非常押韵的原因了。

而李健明（2006：223）则分析指出，鄞县和顺德方言都保存着完善的古音系统，虽相隔千里，用两地方言读诵《三字经》时，一些普通话不押韵的尾词，用这两种方言朗读时却经常意外地相近或都押韵；此外，《三字经》中还有少量的词属于典型的广东地方语音。他认为，这为作者是粤方言人士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6 从地域特点和作品的传播路线推测作者的籍贯

宁波学者认为，《三字经》应产生于重视儿童教育的地区。宁波（当时的鄞县及明州，是全国进行书院教育、重振儒学的三个地区之一。至南宋更成为儿童教育空前发达的地区。南宋王应麟的《三字经》对儿童教育重视的传统一脉相承，昭然在目。这在全国除明州外并无第二个地方有此教育传统和教育环境（戴松岳，2008：26-27）。

戴松岳（2008：26-27）认为，《三字经》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国内外同时流传。早在《三字经》成书不久，日本已传入《三字经》，明初又有了日语《三字经》，此后又传入俄国、欧洲和美国，国内至明代已传遍全国。而中国宋明时与日本通航的城市只有宁波一个港口。《三字经》传到日本，那表明是从宁波传过去的。在国内，则是以宁波为中心，同时向北方、西方和南方各省流传，到明中叶已传遍全国了。而在广东省文化厅和社科联2007年4月3日在顺德主办的“《三字经》作者讨论会”上，有与会者指出，从文献资料看来，至迟在元明之间区适子的《三字经》已经从珠江三角洲向内地和向外传播，甚至广东外围一些孤悬海外的岛屿也以之为训蒙读本（阿钟，2007：23）。

《三字经》作者的考辨是以其它文献资料为支撑的，而其它文献资料同样有待考证，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也是包括《三字经》在内的众多古籍辨伪的难点所在。本文虽未就作者的归属下任何结论，但分析了古籍辨伪的主要方法。而这是同样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阿钟.“《三字经》作者讨论会”在粤举行［J］.广东社会科学，2007，（3）.

［2］ 戴松岳.蒙学之冠:论《三字经》的作者及当代价值［J］.宁波通讯，2008，（11）.

［3］ 李良品.《三字经》的成书过程与作者归属考略［J］.社会科学家，2004，（5）.

［4］ 李健民.《三字经》作者考［J］.图书馆论坛，2006，（1）.

［5］ 李健民.《三字经》作者细考［J］.学术研究，2007，（8）.

［6］ 李健民.《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J］.学术研究，2008a，（8）.

［7］ 李健民.《三字经》作者区适子［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b，（1）.

［8］ 吴光.《三字经》的作者及文化意义管见［J］.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4）.

［9］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