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依

摘 要 本文阐述在旧体制、文化、国际环境等众多内外因素作用下,中国所走的,乃至所能走的是一条不得不被延误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这注定也是一条扬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所特有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 现代化 被延误的现代化 半边缘化 扬弃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由此开始了一段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变革一波接着一波。随之掀起的社会、文化变革也此起彼伏,社会风起云涌。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中寻找出路的历史。

同时,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从单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良,再到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走向现代化探索的道路。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短短几十年间,社会进行了多次大变革,而且每一次的变革还未彻底完成便被中断。一条变革之路走不通,另一条马上就被开启出来,但总是未等其有机会建构,就被强大的内外反动势力打垮。罗荣渠曾指出,中国近代的变革贯穿着四条明显的线索,即:(1)自身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在这四个过程中,内外因素诸种力量交错作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波折式推进,难以控制的强大外来因素以及盘根错节的传统力量引起中国现代化的反复、曲折。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的现代化。

国内有学者分析强调,延误中国现代化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特别将之归于清政府进行现代化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雷颐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丧失使得变革社会的动力步步下移。洋务运动时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吏成为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的领军人;维新变法时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维新变法被清政府既得利益集团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以后,社会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从“体制内”移到“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等,由此发生了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打破、推翻旧制度。在整个变革过程中,清政府中握有强权的顽固派处处阻挠,一旦能够控制一定的局面时,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操控能力时才匆匆忙忙被动“变革”,且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被“形势”推着走,使得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的现代化”,但同时也是“不得不被延误的现代化”。

假如清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充分掌握主动权,自觉学习西方的先进社会制度,充当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并极力维持这种发展态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否就会开始走上正轨而不再有反复?中国是否会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般飞速发展起来,并且有力量抵制外来国家的侵略?

1860年日本签订《江户条约》,其门户打开以后,《海国图志》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本书,日本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朝野上下反映迅速,调转头向西方学习,发动明治维新。在革新活动中,中央政府本身发挥了中心的、而且是支配的作用。短短的三十几年间,日本的现代化飞速发展。

的确,中国与日本在当时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的冲击”下,开始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之中,一样处于封建社会,更重要的是日本大和民族也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其中央政府在此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掌握了主动权。这种种似乎意味着,若中国也沿此路走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就不会被延误。但是这只能是假设,而且是简单的因果联想假设。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虽有相同的挑战,但两者现代化的“命运”却不同,不是简单的靠中央政府就可以改变的。

中国的现代化走的必然是一条曲折的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的现代化,不如说是不得不被延误的现代化。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深蒂固的旧体制。

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至清朝末期已绵延了2000余年。这种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如经脉般深深地植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清政府用此旧体制紧紧地包裹自己,渐渐作茧自缚,导致对西方文明孤陋寡闻,缺乏基本了解,因此无力“自上而下”地领导一场朝向现代化的改革运动,但对国内出现的一切改革苗头却一律予以残酷的镇压和扼杀。因此,旧体制导致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冲击”,显露出“制度疲劳”的症状,其内部全无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

与中国难以变革的成熟体制相比,近代以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则长期处于名义上的统一天皇制和实际上的分散幕藩制的并存局面。日本旧体制维护自身、抵制变革的根基远不如中国厚重,民族危机到来时,以下级武士阶层为核心的改革势力能够很快实现“倒幕”,建立以学习西方为取向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从而很快地走上现代化的轨道。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清政府没有把握变革的主动权,不能根本地指出问题之所在。在如此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包裹下,就算有一部分人受到刺激想要变革,仍会有另一部分人固守原状,这一部分人往往是最高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紧紧抓住眼前的体制,决不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现行体制就是对其既得利益的最好保护。所以可想而知,他们不可能从内部萌生出接受现代化改革的动力,甚至对一切国内改革的苗头都一律镇压。

第二,厚重且沉重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世界几大原生文化之一,几千年来在东亚文明中保持着先进地位。这一文化创造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陆统一国家,其文化的结晶是以政治伦理和宗法秩序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儒家正统思想。祖宗家法、家族本位、三纲五常等观念深深植根于人心。因此,在面对“西方的冲击”下,传统必然做出了强烈的排斥反应,对于立足于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合理主义等价值取向之上的西方近代文明显得极度不适应。

与中国长期积淀的文化优越感相对照,日本在近代以前的2000年间始终处于先进大陆文化的边缘地位,形成了虚心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传统,长期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在西方的冲击面前没有中国那样沉重的文化包袱和心理抵抗,因此能够迅速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观念和体制。这是日本发展现代化的有利心理基础。

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西方近代的文化在当时是一股更为强势的文化。传统固守的文化焕发不出新的光彩,无法从内部自然生发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基础。因此,伴随船坚利炮而来的新技术、新思想必然带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传统文明虽显弱势,但却不会轻易被吞并。从外部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想,尽管能够整个包裹住看似弱势的中国文化,使整个中国近代社会进行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变革,但难以真正将之同化、吸收。

第三,国际环境。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实际上面临的民族危机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具有很大差异。中国地大物博,有着西方列强所觊觎的丰富物资,而且是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所以西方列强更垂涎的是瓜分中国,而不是作为西方国家“东方航线”终点的日本。对日本,西方列强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战争,没有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也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因此,中国所受到的民族危机比日本大得多。

在西方势力东渐之前,中国经济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基本上实现自给自足,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是出现逆差,西方国家无法用经济贸易的方式渗入中国内部。而当时的日本则在西方货品的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同量物品足以抵消巨额入超。

因此,中国对于当时以商品输出为基本方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必争之地,西方列强不可能对一块肥肉仅仅是窥视而不抢夺,不可能眼见其由一个可以掠夺的国家变成一个与之并列的,一起发展现代化的国家。一次次的战争,一次次的瓜分,强大的外来因素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步步受阻。近代中国处于以大工业生产力为推动力的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并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被“延误”。

总而言之,历史就是既定的事实,在众多的偶然性、可变性因素背后必然有某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基础。对历史我们不能说“如果”,如果清政府不腐朽,转而充分把握现代化发展的主动权,如果国内的改良或革命不被扼杀,如果没有外国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所有这些“如果”都不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的,而只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得不被延误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些“如果”,中国清政府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不会轻易放手,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必然不会自我抛弃、自动转向,西方列强必然不会放弃这块令人垂涎之地。中国改良和改革的道路反反复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必然迂回曲折。

从世界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在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完成国家重建的情况下,是不能真正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按照罗荣渠的观点,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问题(民族解放)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一个国家工业越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越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性基础就是国家的重建。

新中国的建立,政治上实现民族独立。在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中,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真正地发展起来。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在与西方文化的充分接触中,民主、自由、理性主义等思想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仿佛也踏上了与西方同途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处处都有体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被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同化、吸收。在现代化的发展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仍在默默地寻找出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在与被扬弃的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中国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在众多内外因素作用下,中国所走的,乃至所能走的是一条被延误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这注定也是一条扬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所特有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 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