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应松

这是我8年前在一家都市报当记者时亲历的一件事。

那年冬天，一位60多岁的农民在其侄子陪同下，到报社来找我。老农的侄子是我大学同学，他们把一份材料交给我，内容是反映老农所在乡、村两级干部集体贪污挪用工程款，致使该村通向县城的水泥路刚修建不到半年就破损得一塌糊涂。老农想通过记者去调查曝光，揪出那些蛀虫。我问他为何不向当地县、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他说往县里和市里跑了十几趟，光复印材料就有十几斤重，但负责修路的官员们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凭多年当记者的经验，我知道这件事不是说曝光就能曝光的。老农似乎看出了我的迟疑，用他那双满是老茧裂痕的手拿出一个大红包，硬塞给我，近乎哀求地说道：“求您了，这500元钱是我们全村人的一点心意，收下吧。为我们全村人出口气吧！”

老农黝黑面庞上的斑纹布满沧桑，白森森的胡茬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修整了，我突然想起我在乡下种地的老父亲，心里一阵酸楚。我好说歹说，红包终未退掉。我那位同学也无奈地向我示意说：“你不收下，乡亲们心里不踏实，永远没个盼头。”我只得收下红包，锁进抽屉，想找机会再退。

接下来，我经过一周时间的艰难调查，写了一篇2000字的新闻调查。稿件在编前讨论会上被卡了下来，分管采编工作的副总编说上面有人给报社打电话，“建议发稿慎重点”。我早已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只是觉得对不起老农，让他失望了。老农和村里人很快知道了此事，我安慰他们“别灰心，一定能找到办法反映情况”，可自己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深夜，老农和村里几名代表背着棉被干粮来报社找到我，说：“家回不去了，乡里有人放出话来，要收拾我们这些闹事的，说我们几个泥腿子也不撒泡尿照照，告状是要付出代价的！”老农等人还告诉我，去年村里一户人家因举报乡里干部超生，结果举报人家里先是草垛莫名其妙被烧，后来他家在镇上读中学的孩子放学骑车回家竟被车撞断一条腿。疲惫不堪的老农蹲在接待室的水泥地上，抱着头，悲怆地说：“状没告成，反而弄得有家难回，往后的日子没法过了！”

老农的悲愤让我感到齿寒与震惊。随后，我把那篇调查写成内参上报，引起了省里领导的关注，批示纪检部门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后来，省里一位副厅级纪检书记还亲自接见了3位农民，向他们了解实情。

贪污修路公款的几条“蛀虫”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后，我当即到老农那里退红包。他却说：“您是不是嫌少啊？往后咱有冤还有脸再找您吗？”无论我如何解释，老农根本不听。

无奈之下，我只得拖上我的那位同学，把500元钱捐给了市里的希望工程，并在登记表上庄重地签下了“反腐老农”四个字。

（压题图：《山水画速写技法》）

（责编 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