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卫

中国的公审大会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但在我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公审大会开得特别多。每次开公审会，参加的人很多，大家都像过年一样，高高兴兴地蜂拥而去。那时我才10岁左右，特别喜欢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

哥哥比我大几岁，当时已经是生产队的社员了，我问他为什么大家喜欢参加公审大会。哥说，参加公审大会可以不出工，照样记工分，白耍一天呵。那时搞“农业学大寨”，修梯田，一年365天都有活干，除了下大雨，天天都得出工。而公审大会是政治任务，必须参加。当时的“坏人”好像特别多，除了地主、富农、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刑事犯，公社一年中总要开几次公审大会，大家也乐得偷闲休息。

那天正好赶上放暑假。一大早，生产队长高洪富就喊大家去公社开公审大会，壮劳力记工分，必须去。我假期里的任务是放牛，先把牛赶上山坡，用牛绳系在一棵树上，周围全是嫩草，够牛吃的了，就急急忙忙往公社赶。

公审大会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举行，气氛可庄严了。前面有几个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每人胸前吊着一块纸牌，上写“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务”等罪名，后面都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民兵。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太多，我只能站得老远看，好在拉了个高音喇叭，听得很清楚。

第一个被押上台的人叫岳玉伏，罪名是破坏集体生产，属于“现行反革命”。

主持人公布了他的“罪行”。

岳玉伏是位于秦家山上的11大队3小队的仓库保管员。此前一年，我家所在的川西平原大旱，差不多有3个月没有下雨，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到这年春天，早早地进入了春荒。家家户户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地方去借。我们家要不是山里的大舅送来几百斤洋芋，那日子可能真的过不下去了。岳玉伏家人口多，上有两位老人，下有5个儿子，最大的才读初中。刚一翻年，他家就一颗粮食也没有了。没有地方借，更没有钱买（当时粮食不能进入自由市场，只有黑市上才有粮卖，但贵得吓人）。岳玉伏是仓库保管员，天天晚上住在生产队的仓房，那儿存有几百斤公粮——种子。他每天用衣裳包几斤回家，一点都不显山露水。

开春后育秧苗，300斤种子只剩下了100多斤。这下事情暴露了，生产队报告给公社革委会，岳玉伏就被抓到公社关了起来。

大喇叭呱呱呱，下面的社员却不当回事。男的抽烟、摆龙门阵；女的纳鞋底袜底。还有的带来了小孩，娃娃们在一起，到处乱跑，一会儿哭，一会儿闹。台子上面严肃得吓人，下面却乱成了自由市场。

11大队姑家的老表也来了，他才9岁，比我还小1岁。我俩一见，高兴极了。他是跟姑爹一起来的，我忙上前向姑爹问好。

我问姑爹恨不恨这个偷种子的岳玉伏。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半天才憋出一句话——“要是有吃的，谁去干这个呵。”他们队很穷，在全公社出了名的，每年人均口粮不到300斤，还是带壳的粗粮。碰上灾荒年，真的过不下去。

岳玉伏最后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

他家老大在公社读初中，和我姐同班，开学后再没有来读书，听说到河坝去捡石灰石挣钱了。小小的年龄，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

公审大会结束时，我和老表跑到前面去看“犯人”，发现岳玉伏瞪着一双绝望的眼睛，表情痛苦极了，我心里难受了好半天。从此，我再没有参加过公审大会，岳玉伏那双失神的眼睛也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

（责编 何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