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牧洋　赵蓉翼

车从北京的东三环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进入了顺义区板桥村。

“嘀嘀嘀!”张淑琴的小女儿武海燕按响汽车喇叭，和路旁一个开拖拉机的工人打招呼。“那是我们的员工，刚从枣子地里出来。”她向记者介绍道。

北京“太阳村”就位于板桥中心小学右侧。上午10点，“太阳村”里很安静。孩子们都上学去了，一排排白色的小平房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在翻地。“德国妈妈”爱心小屋里，孩子们前一晚留下的书安静地躺在桌上，被褥整齐地叠在床的一角。

这天是星期一，也是张淑琴一周里最闲的时候。张淑琴坐在办公室里填写一份申报材料，参加“典范工程”评选，这是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策划的一项慈善活动。“获奖的机构会得到一百万元的奖励，去年我们错过了，今年我要争取拿到这笔钱。”张淑琴说。

此时的张淑琴看着像位女企业家，她化着淡妆，穿着合身的西装。她的办公桌上，堆着从湖北襄樊、河南新乡等地的“太阳村”寄来的最新业务报告。不时有电话响起，“好的，非常欢迎你来。”原来是一个个希望在“太阳村”留下爱心的企业。

这样的电话张淑琴每天要接几十个，因为总在说话，她的嗓子永远处于沙哑的状态。但张淑琴很高兴，她时刻用13年前的无助和茫然来提醒自己。“那时候什么也没有，我恳求大家把孩子送过来，恳求大家一起来帮助他们，每天过得像个乞丐。”

1996年，身为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一级警督的张淑琴，在陕西东周三元村开办全国首家“太阳村”，专门救助那些因父母服刑而没人抚养的孩子。至今，60岁的张淑琴已经在全国建立起6个“太阳村”，这里先后抚养过2000多名孩子。张淑琴是陕西、河南、北京3个“太阳村”的法人代表。而2000年12月建立的北京“太阳村”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全国“太阳村”的总部。

特殊的爱心大家庭

中午11点半，孩子们陆续回来了。24岁的“太阳村”员工柳志永走在去食堂的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飞快地从她身边经过，回过头来，响亮地喊了一声：“小柳妈妈好!”

柳志永开心地笑起来，“这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就一直叫我妈妈。虽然现在不做‘爱心妈妈(即这里的老师)了，他们还是改不了口。”

吃饭时间到了，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整齐地排着队，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地背着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末了，集体一鞠躬，说：“谢谢炊事员叔叔阿姨!”完了他们才进入食堂吃饭。

在这里，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会先到食堂，负责取饭菜，小一点的孩子则拿着碗坐在座位上等候，一切井然有序。北京“太阳村”里一共有9幢爱心小屋，住着130个孩子。每个小屋里都有一个爱心哥哥或姐姐，帮助老师管理年纪小一点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集体，你必须要规范他们的行为，矫正他们的不良习惯。老师有时候顾不过来，我们就采取大孩子教育小孩子的方式。”张淑琴说。

张淑琴一直坚持用家的理念管理“太阳村”，“因为孩子年龄跨度太大。从婴儿到少年，所以这里不能都用军事化管理。我们这里首先是个大家庭，所以他们管我叫张奶奶，管我们的老师叫爱心妈妈，这就是一个家的氛围。”

张淑琴将孩子的宿舍取名为爱心小屋，尽管小屋的条件比较简陋，她还是在每幢屋子的墙壁都画上可爱的太阳花，屋外则竖起一排小篱笆，“有个小篱笆会更像一个家。”

这天中午，食堂的食谱是萝卜烧鸡和炒土豆，7岁的田小龙和9岁的宋海元吃得很欢。宋海元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些辣酱，拌在饭里，他招呼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来尝尝我的，辣的，可好吃了。”

或许因为这里接待过太多的造访者，孩子们一点也不怕生。宋海元兴奋地叫着田小龙的外号，“我们两个最要好，他叫宝宝，天线宝宝!”

“我最喜欢这里的三个人。”田小龙小声地向记者透露自己的“秘密”，“一个是我们的老师。一个是那个妈妈。”他指了指在另一张桌子吃饭的柳志永，“还有一个是张奶奶。”

“为什么喜欢她们?”记者问。

田小龙想了想，“她们对我最好。”

离“太阳村”办公楼最近的一幢建筑是“宝宝室”，里面住的都是学龄前的孩子。记者从门外探进头去，几个五六岁大的男孩正趴在地上看图画书，听到声响立刻回过头来。其中一个男孩立刻跑过来，拿起一双拖鞋递上前，“阿姨，请换鞋。”

“这个孩子的姐姐也在我们这里，住在另一幢爱心小屋，姐弟俩都非常乖巧。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在监狱里，他被送来的时候才几个月大-明年，我们考虑送他上小学。”等孩子走开，柳志永轻轻地说。

受伤的孩子

这些如今穿得干干净净的孩子，进入“太阳村”之前很多都是另一番景象。因为过早离开父母怀抱，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有的在社会上流浪已久，染上很多恶习。

“有个小女孩一来就睡到地上，拉都拉不起来，还有的孩子最开始不和人说话，动不动就咬人，拿砖头打架，很野。在这里时间长了，很多人慢慢就改变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太阳村”里顺利长大。有些孩子的心永远徘徊在“太阳村”之外，张晶(化名)就是其中一个。

张晶14岁那年被接进“太阳村”，“这是个命苦的孩子，11岁时她被亲生父亲强奸，后来他父亲判刑，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接来。她来的那一天，检察院找她落实情况，检察官都哭了，我也哭了，大家都心疼这个孩子。”

张晶有狐臭，张淑琴就买来治狐臭的香皂，还特地为她准备了真丝内衣。为了帮孩子找回自信，张淑琴还让张晶在大家面前朗诵诗歌，主持节目。

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由于长期受到父亲的伤害。刚进村时，张晶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喜欢追逐男性，追逐刺激。”上初中后，张晶还学会了偷东西。有时她会吵着让张淑琴带她去见父亲，张淑琴不同意，她逢人就抱怨：“张奶奶剥夺我看爸爸的权利。”

迫于无奈，张淑琴只好让另一位老师带着张晶坐火车去看父亲。“回来后又不对劲了，要不逃跑，要不就是跳水塘闹自杀。”

张晶从“太阳村”逃跑过三次，都被张淑琴找了回来。17岁那年，张晶再次从“太阳村”出逃，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对张淑琴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原本以为，太阳村把他们养大不容易。他们应该很感激，他们的父母也应该很感激很珍惜。但事实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像张晶这样，迫切渴望从身上摘掉“太阳村”标签的孩子不少。很多人都希望摆脱“罪犯子女”身份，过正常人的生活。十多年来，“太阳村”一共接纳了2000多名孩子，如今，离开“太阳村”独立生活的有

1500多名。这1500个孩子，大部分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永远和这里失去了联系。

北京女孩金娜是张淑琴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她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把她的父亲杀了，“杀她爸时，她在一旁帮忙，拿盆子接血，挖坑。”那时，金娜不足十岁。

母亲被判入狱后，金娜来到了“太阳村”。金娜很聪明，在孩子们中表现很突出。她表演小品，模仿宋丹丹、赵本山惟妙惟肖，她还练武术，有人来参观“太阳村”，她有时会即兴表演一段。

金娜14岁时，张淑琴发现她变了，“变得非常自私。因为不喜欢她们屋的一个女孩，她就在照片上拿针把那个女孩子的眼睛给刮掉。”

刚开始，张淑琴没太在意，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心灰意冷。

“我们找到一个资助者，他们想资助一个孩子上学，我推荐了金娜，她的成绩不错，很有可能考上大学。”资助人立刻答应了，和“太阳村”签了一个助养金娜的协议，并一次性给“太阳村”打了5000元，作为金娜的上学费用。

后来，金娜顺利考上北京昌平的一所高中。走之前，她要求带走这5000元。张淑琴没有同意，她派了一个老师去找金娜的班主任，希望告诉班主任金娜的真实情况。结果班主任很惊讶地告诉老师，金娜编造了一个在和睦家庭长大的谎言。

听闻此事，张淑琴很生气，她找到金娜：“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养大你的地方?”但孩子没有回头，甚至主动掐断与“太阳村”的联系。去年春节，金娜破天荒地回来住了几晚，她走之后，宿舍里好几个孩子嚷嚷着丢了钱。

这让张淑琴痛苦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养了五六年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原本希望这些受伤的孩子能够在阳光下抚平自己的伤痕，但她发现，有的伤痕一辈子也无法抹平。“这里的孩子，小时候受过的伤害都埋在心里。到了十四五岁，很多东西都一齐爆发出来。比如以前受人欺负，比如小时候没条件上网、吃好东西，这些欲望一直积累着，直到有一天，他认为他强大到可以打倒别人了，他就开始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太阳村”的运作模式

3月7日，张淑琴在上海出席“2008年度非凡女人颁奖盛典”。出发前，她特地在北京“太阳村”的菜地里摘了满满一箱黄瓜，“给大家尝尝我们自己大棚里种的菜。”提起“太阳村”的菜地，张淑琴脸上堆满了笑容。在她看来，这些地里长的都是钱，让孩子们安心生活的钱。

为了赚到这些钱，十多年来，张淑琴做过很多尝试。最早的试验是在陕西的“太阳村”。“当时我考虑做一个企业，一方面为了赚钱，另一方面我们想帮助孩子们刑满释放的爸爸妈妈再就业。”

在陕西的监狱里，犯人最常干的活是敲砖，张淑琴便搞了个砖瓦厂。几个月后砖瓦厂入不敷出，倒闭了。张淑琴不死心，又搞了个煤炭公司，“陕西有两个煤矿，我们买来后，加点钱再卖出去。但没想到卖出去以后，钱就收不回来了。”

张淑琴没有气馁，她又尝试办摩托车修理厂，她还为刑满释放的女犯们组建过一个服装生产车间，但都失败了。

2000年，张淑琴开始在北京建立“太阳村”。“刚开始我们在北京租了100多亩地，种植杨树苗，因为我们知道申请奥运成功以后，北京要搞绿化。没想到，第二年，人们一窝蜂地种杨树，我们的杨树根本卖不出去。”砍掉杨树苗后，张淑琴搭上了豆角架、黄瓜架。

虽然身边的人都不看好这些尝试，觉得她屡战屡败，但张淑琴自己却不同意，“不，我是屡败屡战，总会成功的。

此后，经过市场调查，张淑琴发现北京人有吃枣的传统，“枣有果实，起码能卖枣。”张淑琴决定种枣树。刚开始，没人来买枣，她便逼着监狱的工作人员买。她打电话到河南女子监狱，半真半假地“胁迫”道：“我们的枣卖不出去，你必须买我们的枣，要不买，我就把孩子给你们送回去。”

2004年前，张淑琴就靠这种推销方式卖了几年的枣，她把她能想到的监狱都找了出来。

如今，她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确保“太阳村”能持续运作。“为这些枣树找到主人，让所有人可以一边做善事，一边品尝果实。”张淑琴把“太阳村”的每一件物品开始标价，比如捐建一栋爱心小屋10万元；认领一棵桃树500元，枣树有三种枣，一种是冬枣，150元，还有嘎拉枣和李枣，分别是一棵树100元。

北京“太阳村”有600亩果园，大部分树上都挂着认领人的名字。“等到丰收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大家认领的枣摘下来，给他们送去。”

为了给这些树找主人，张淑琴尝试开放“太阳村”。张淑琴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过期的接待登记表，表上显示，3月21日，太阳村一共接待了13组人马。金泉国际旅行社前来植树130棵，用餐人数380人，需要孩子们表演节目，名爵车友会45人过来植树，需要吃小吃，有三个20人左右规模的个人团体过来参观和认树……第二天，又有8队人马造访过太阳村。

“或许我们应该关起大门，让孩子们安安静静地生活。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必须要生存：“让这些受过伤的孩子一次次“展览”在众人面前，张淑琴有过衡量。”我们是个大家庭，我是个大家长、工作人员，孩子们都是家庭成员。既然是家庭成员，就应该有一份责任。我是总管，我负责筹钱，有的人负责种菜，有的人负责做饭；孩子们也必须参与接待客人，表演节目，和到访者交流，这是他们应该参与的工作。”

这就如同她给孩子们举的一个例子，“院子里长满了草，是叫张奶奶一个人拔?还是大家一起拔?”

对于外界的质疑，张淑琴有自己的想法。“很多人带着挑剔的眼光来找我，或者在网上发帖质疑我们，批评我们。没关系，我告诉我的员工，不要放过每一个到太阳村来的人。”

“只要来到太阳村，我们希望到访者受到教育。就算是作秀，带着一群记者，我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些孩子需要帮助，社会需要公益、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