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云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

在惊雷狂飙的1919年之后，每一代人都在纪念五四。而在他们纪念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都是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理解或质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念五四的历史，和五四的历史事件本身，几乎同样重要。

1919年5月26日，北平学运仅22天之后，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新潮》杂志上发文，首创“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并总结出五四学生运动的三种真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从第二年起，以《晨报》为代表的北京报刊每年都会在5月4日前后组织专版纪念文章，如此年复一年的媒体动作，让五四运动声名远播。

1929年，五四运动的纪念迎来第一个10年，媒体的总体基调深沉而痛楚。在《民国日报》的五四特刊上，一篇名为《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的文章大叹五四运动的“失败”——“五四运动是失败的。在消极的破坏方面，她虽然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在积极的建设方面，却完全失败了！她虽然遏制了段祺瑞政府的卖国阴谋，阻止了日本人的侵略计划，但民众依旧是呻吟于军国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那时的中国，北伐虽然初歇，军阀依旧混战，帝国殖民日益深重，江山大地生灵涂炭，这种情况下纪念五四启然是悲情一片。

10年之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1939年，正是日军长驱直入、肆无忌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