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丽

牢头狱霸的社会之痛绵延古今中外，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又纠结产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员也坦承“牢头狱霸长期存在”，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打击。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专项检查”方案，从4月20日起在全国看守所排查严惩“牢头狱霸”，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郑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过5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看守所从“新收”(黑话，指新进看守所的人)混到了号长(即俗称的牢头)，几历死生。2009年5月下旬，他向记者作了口述。

号里，一个丛林法则的小社会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点多，我被警察带进了看守所。警察检查完身体，按规定搜走了我的腰带、皮带后，我拎着裤子、光着脚进了“仓”。福州将监舍称作“仓库”，嫌疑人入监、出监称作“进仓”、“出仓”。

大铁门里面，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个人，大家忙着做灯花、编织、穿珠子，后来我知道这是看守所规定的劳动任务。房间有六七米高，只有一个窗户，几乎不见阳光。

我的到来让大家很兴奋。“脱衣服，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号长。屋里有个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过关”。凉水浇了二三十桶，3月份还很冷，我全身都冻硬了。还有二十多个人围着我，盯着我看，我脱光了站在那里，恐惧到了极点……

后来我知道“浇头”还算好的，我们这里是干部号，关着公务员、外籍人员、老人以及一些托人关照过的嫌疑人。看守所里有两个干部号，其他都是大号，关的就是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新入号的犯人过关方式就是挨打，类似《水浒传》里的：“杀威棒”。

浇完头，号长叫我过去问案情。他听完了之后说了声“很麻烦”，就叫我去劳动。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饭没吃下去。晚上10点多，大家陆续睡下了，50厘米高的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地睡了十几个人，连一只脚都插不进去。这时号长发了话，你睡“海山”吧。我就拿了生产用的纸皮铺到“海山”边。“海山”原来是本市最豪华的宾馆，在这里指的是茅坑，故意讽刺的。因为铺位有限，有一半的犯人要睡到通道和“海山”边。人多的时候，连“海山”边都睡不下，只能在墙上靠着，或者轮流值班，轮流睡觉。

刚开始几天很害怕，后来慢慢适应了，发现这是个很特殊的社会。号里有28个人，分为3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一斤”、“二斤”、“三斤”。“一斤”是号长和当头的几个人，即“高层”；“二斤”是中层。“三斤”是新来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号长通常是干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三斤”是自动形成的。决定等级高低的因素有多种，包括拳头有多硬，和干部、号长关系好坏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案情，诈骗，强奸等嫌疑人被认为人品有问题，是混不上“一斤”、“二斤”的。

起初也有人欺负我，有天轮到一个合同诈骗嫌疑人值班分饭菜。菜是煮土豆，他分给我的只有汤。我火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他说：“你新来的要怎样?”两三个人就围了过来，我这边也有两三个人，打起来了。几分钟之后，干部来了，用警棍在铁门上敲，警告我们。号长也过来调解。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海山”边睡了半个月，就去睡通道，差不多睡了一年。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有一个房管局的前科长就比较软蛋，总是受人欺负，这种人是多数。如果你有钱，可以买些东西来孝敬“号长”以及其他“一斤”、“二斤”，这样的日子就好过点。要是既没钱又没身份，只能扫地，帮人捶背，洗短裤，非常痛苦。

号长，微小的权力被无限放大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只有当牢头太凌厉霸道，警察又不够负责任时，才会变成“狱霸”。

在这个看守所，一个警察要管两个号，每个号都有二三十个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过号长来遥控。所以，一个号长素质高低，对看守所的秩序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比如新来的犯人能否“服水土”，关键要靠号长的调教。

做号长意味着有利益上的好处。在外面，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资源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成为人人羡慕的东西。号长，吃东西会多一点。看守所里不许给家人写信，只能寄明信片，但号长就有每月给家人写一两封信的“特权”。这些在外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在里面就不得了。多写张明信片有什么?在里面都是一根根救命稻草，你想捞都捞不着的。

当号长还有一个长处，每天都“出仓”两次，向干部汇报工作。这是了不得的待遇，绝大多数的犯人，无论关几年，只有进仓、出仓两次。

老号长走了之后，干部就觉得我威信还行，让我当号长。我就是为了出去透透风，才同意当号长的。在仓里呆着只能看三四米远的地方，眼睛都半瞎了。

我能出去，还能打听一些外面的信息，嫌疑人与世隔绝。我回来讲给他们听，人家都很羡慕。

号长也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比如睡觉，每天晚上，睡床上和海山，天差地别。晚上值班分成早、中、晚三班，中班正好是半夜，是最难受的，怎么排班，也是号长一句话；饭菜很差，一菜一汤，青菜都煮黄了。可是能否吃到一口菜，也得是号长说了算。

号长可以决定你能否给家里邮寄明信片。干部把明信片分给号长，要是号长给使点小动作，就会根本寄不出去。点点滴滴的权力，外人看起来很可笑，但对嫌疑人来说就很重要。

号长和干部的关系很微妙。干部利用号长来管犯人，需要给号长一些好处。如果干部向犯人索取一些利益，或者犯人要跟家里人取得联系，都得号长“牵线搭桥”。号长跟干部合伙搞这些事是违法的，我在这里呆了3年，有好几个警察进去了。

到了后期，我们吃上了“干部菜”，这是干部给我们做的大好事。一个月交800到1000块，中午和晚上能吃上5块钱的那种盒饭。号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吃，其他的人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吃剩下的他们就分了。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牢头要维护监管秩序，也要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有的号长在外面捞，在里面也捞，太凌厉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负责时，号长就会变成“狱霸”。不过号长要是民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会把你换掉。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

我只当了一年的号长，就坚决不再当了。二十多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号长威慑力不够，就管不

住犯人。通常干部会派几个比较凶悍的犯人给号长撑腰。遇到事了，是打还是不打?很为难。

号里有一个“小山东”，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岁，以前是当保安的，很壮。他在大号里被人把脾脏打坏了。脾脏摘除后，瘦了好几十斤，每天弓着腰，饭量一点点。他给我们看伤疤，有十几厘米长。他要是再放在大号里，就被人打死了。干部号这种事比较少，就是冲突起来强度也比较低。干部才把他调过来。大号很恐怖，打架的，斗殴的，强奸的，抢劫的，都有。

白天干部盯着监控屏幕，号里发生异常立刻就赶过来；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号长就带领大家拍床板“喊号”，干部就会跑过来处理。“喊号”天天都有的，经常听见隔壁发生骚乱的声音。

号里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见。每隔一段时间，看守所的医生就来发维生素B、D呀，我们问怎么回事呀?医生说又死了一个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号里营养不好，赶紧给大家补充些营养，以防万一。

看守所里两三年都吃不到一口青菜。这里关了很多处级、厅局级的人物，大家经常谈拌空心菜，都会流口水。我在这里呆了半年头发就白了，一方面是因为愁案子另一方面营养太差。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比如说刚进来的嫌疑人生命是最脆弱的。经过审讯的高压，嫌疑人身心俱疲，没吃没喝，精神极度紧张，不堪一击，在外面可能20拳都打不死，进来一个指头就戳死了。我是当兵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我们在这里从不放风，一个个皮肤雪白雪白的。晒太阳怎么晒?冬天的上午，有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总共也就十几分钟，大家就轮流晒一会儿。这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

干部是不会进号的，除非搜查违禁品。那时候武警手持冲锋枪冲进号里，大家抱头蹲在角落，要是哪个人抬起头，橡皮棍就敲过来了，那真是奇耻大辱。我们这些人还不是犯人，是嫌疑人哪。

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世界

我们最羡慕的是一个外籍华人。他是个诈骗嫌疑人。每个月，该国领事馆驻广州的领事都会飞过来看他，我们感到他们把人看得最重。

“坐牢”3年，我脑海里经常会浮现《水浒传》描写狱卒的细节，一千年过去了，狱卒除了衣服穿得不一样，有多少本质区别呢?

在号里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会知道。按照规定，嫌疑人不可以会见家人，就是律师我也是三个多月后第一次见。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这都是律师申请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约只能见一两次，每次都高兴得不得了。会面大约有半个小时，除了案子，没法谈别的。警察在旁边，提到别的就会打断。再说，这些东西跟律师讲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最羡慕的是一个外籍华人。他是个诈骗嫌疑人，关了两年。诈骗罪是最让号里人瞧不起的，但他属于“一斤”、“二斤”的人物，连警察都畏惧他三分。因为，每个月该国领事馆驻广州的领事都会飞过来看他，雷打不动，他每次都很骄傲地出去。我们问他，每个月都看你，哪有那么多话说?他说不过就是问是不是挨打之类的，就是一句话不说，人家也来看，这是规矩。这个形式代表了很多很多内容。我们感到他们把人看得最重。

(应当事人要求，郑言水为化名)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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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头狱霸的今与昔

何兵

因为云南牢头狱霸殴人致死一事——“躲猫猫”事件，我重温了清初散文家方苞的《狱中杂记》。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的代表作家。方苞因为给好友的书写序，身陷文字狱，被押进刑部大牢。初定绞刑，后被营救释放。《狱中杂记》便是他在监牢的所见所闻，

作者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监狱每天有三四个犯人死去，被从墙洞里拖出去。一位在押的知县告诉他：“这是瘟疫发作啊。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每天十多人。原因是牢房没有窗户，关押的犯人却有二百多人，屎尿味同食物气味混在一起。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很少不生病的。”奇怪的是，大盗们往往精气旺蛊，鲜有死去的，死去的都是罪轻的人或者证人。

方苞纳闷地问：“刑部监狱为什么关押这么多人呢?”那位知县犯人告诉说：“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与案件稍微牵连，就想办法弄进来，戴上脚镣手铐，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花钱疏通关系。弄来钱，官员和小吏就瓜分了。有钱人出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去掉脚镣手铐，并住进好监室。贫穷无依的犯人，戴上刑具关押，作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结果，罪轻的、无罪的遭受枷锁之苦，重犯反倒住在外面。”

方苞问小吏：“狱吏跟犯人没有什么仇恨，不过希望得点财物，如果确实没有，就宽容宽容他们，这不是善行吗?”回答说：“这是立下的规矩，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到哪里去弄钱?”又问：“犯人贫富不一样，何必按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呢?”回答是：“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由此可见，狱吏们对于潜规则，倒是奉行执法必严的原则。

有些奸诈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同狱卒内外勾结，很能捞钱。有个杀人犯，每年能弄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他被大赦出狱，失去了好营生。几个月后，同乡有人杀人，他就代替那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的，不会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他运气不好，被发配到边疆戍守。他遗憾地说：“我再没机会待在这里啦!”他几次写呈文，恳求推迟发配，没有得到批准，让他很失望。

看完清代狱中见闻，我在网上搜索当代狱中见闻，看看监狱或类似机构有无变化。下面是搜索的一些结果：上海的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载了一篇纪实散文——《嫖娼启示录》。

故事是这样的：作者的一个朋友，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被北京的公安拘押起来。本来以为罚款就行了，谁知不仅拘留十五天，而且可能直接转收容教养半年。托朋友打听，说要花十五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三个月。律师朋友说，现在是年关，警察任务比较重。任务完不成，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没人敢放。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位在北京犯事的人不知为何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收教所——据说是收教所从北京买的。个中原因是，在河北嫖娼不算个事，派出所直接罚款五千元放人。收教所在本地搞不到学员，只好从北京购买。这次买来的一百六十个学员中，有十六个是画钧的，意思是这十六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故事的结局是，大家花了十二万七千元，将人捞了出来。

这个故事如果方苞听见，他会觉得与康熙五十一年间发生的类似。

下面这个故事，是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四川省阆中市第二看守所四名在押犯，打伤民警逃出看守所。盖子揭开后发现，这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得经常出去卖酒。酒是看守所自己酿的，几乎每个人都得出去卖，挣的钱交回看守所。看守所规定，卖酒超过二十五公斤，可以出去玩一天。有时，在押人员卖酒，警察根本不在场。除了外出卖酒，警察心情好的时候，还带着犯人去娱乐场所按摩。

这样的故事，方苞没讲给我们听。他可能没见到，或者没想到。云南“躲猫猫”事件，如果讲给方苞听，他可能会这样想：李荞明和其他五个村民在山上偷砍几棵树，被晋宁县森林公安收押，是因为“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纵容牢头狱霸行凶，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花钱疏通关系。弄来绒，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李家一直不交保，当然不能宽容——“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犯人贫富不同，必须区别对待——“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

至于弄死人，并上了互联网，这倒是牢头狱霸和方苞万万没有想到的。

(摘自《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