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阳

你可能会说，无民众上访的国家多了，岂止是古巴，瑞典、挪威、智利、秘鲁、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也没有听说过有人上访。

不过在许多民主国家也并非无人上访，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集会游行，几万或几十万的人为了某种诉求，组织起来向执政者游行示威，其规模要比上访大得多。有些国家把集会游行片面地看成是正义的人民对落后统治者的反抗，虽然明文规定有游行的自由，但实际上几乎处于被杜绝的状态，所以游行就变成了上访。而上访一般人数不会太多，少则一二人，多则千百人。这点人在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攻势和国家机器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因此，允许上访要比允许集会游行好得多。

我之所以说到古巴，一是单位同事去某大学听课，教授津津乐道地说到古巴没有上访现象让他颇为感慨。二是古巴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民众有什么诉求通常不搞游行，而是上访。而古巴既无游行亦无上访，同时又是处在美国脚下的弹丸小国，无时不在“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属不易，所以拎来说说倒也并非无聊。

上访，显然源于不公，源于个人利益受到侵害。在这一点上，古巴百姓似乎真是幸运的。古巴社会确有相对的公平，领导干部没有特殊化，部长工资450比索（约合25美元），教授工资490比索（不会出现广东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现象），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比教授只多05美元）。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古巴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体检、免费教育，“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从中央领导人到平民百姓大家都一样。物质生活保障不仅领导人没有特供，而且儿童和老人还要多给一些。90%以上的居民都有私人住宅，绝不会因为房屋拆迁出现驱赶居民而使之居无定所的现象。再有，他们的就业率也不错，失业率不到2%，几乎人人有工作，高干子弟绝不会要保证给个什么省部级、将军之类职务，能做什么的就做什么，就业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要求民众尽义务，领导人一定是带头尽义务，比如献血，中央领导人无一没有义务献血。

上访还源自个人权利受到来自权力者的严重挤压，无处申冤。古巴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这里，权力者绝不仗势欺人，相反，他们倒是很平民化。除了卡斯特罗，其余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没有警卫员，出行不会开辟专道，也没有警车开道，下班后常常推着自行车和百姓走在一起，边走边聊。政府办公楼前不设禁区，没有“闲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如果谁要找领导人，在其下班时的办公室门口等候就行，不需要专门等散步时遇见。当然，中央领导人办公事时也乘公车，他们的车牌是专设的白色，如果你有什么急事，可找白牌车拦，因为只要车未坐满且顺道，你就可以搭乘，这时有什么心里话，还可以在车里和领导人聊几句。世界上一致认为北欧国家的领导人是最平民化的，其实社会主义的古巴领导人也一样做得很好。领导人平民化不分国家制度。

古巴的司法追求公平公正，也很人性化，警察对嫌犯就像对客人，因为未经审判都可被推定无罪，所以审前嫌犯都像在家里一样生活，绝不会发生“躲猫猫”不小心叩死在墙上，突然“作恶梦”吓死在床上，或“患心肌病”猝死在拘室的现象。司法判决不会循私舞弊，不会“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除涉及国家机密，各种案件皆开庭审理，媒体监督，所以司法机器下极少有冤鬼枉魂，当然也就不会有人背着大包小包的上访信找卡斯特罗喊冤枉……

古巴社会稳定是其经济落后、发展迟缓、社会矛盾少的原因吗？不，古巴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50位，在中国之前，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如果按某些学者的理论解释，这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是最容易出现内乱的，但古巴却一点也不乱。其经济增速也很快，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18%，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不可能不出现，比如修路占田、建房占地、城市改造、工厂排污等等，可是，古巴就是没有上访者。换言之，一样的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的加快经济发展，一样的要面对敌对势力的 “分化”、“西化”图谋，可古巴就是无人上访。

由此可知，上访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绕不过的坎，关键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如何理顺各方面利益关系，如何对滥用权力行为实施有效监督，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社会是否保持应有的公平，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真的在服务民众，老百姓进政府办公楼是不是如同进自家门，想搭乘领导人的顺便车能不能招手就停，如果这些都不在话下，上访这种事自然也就不会有了。□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理论部）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