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旭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当然都喜欢别人称赞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不例外。有时候，中国人期望西方赞美的心理还特别明显，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发现西方对华的偏见时，往往就会显得激愤。笔者认为，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历史参照坐标系，建立一个长远、平实、客观的基准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冷静地调整自己民族的整体心态。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国民对于另外一国的认知，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五到十代人走过的路程，希图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36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未免太高了。

其次，我们很多人的愤懑不平，其实源于对西方人、西方社会的整体理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的估计过高。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社会“公平公正”的期待，甚至超过了自身的“理性极限”。有些评论者将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归结为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殖民地化”倾向。话说得虽然有点难听，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举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即便中国拿出钱来，供全体法国人来个“新中国豪华游”；可以想像，虽然来中国的所见所闻会“雷”倒一大批法国人，但其回国后的“游后感”，仍会让许多中国人不舒服。否定自己，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一种品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难道我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固执、可笑地误解、曲解别人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没有必要动辄“不高兴”了。

再则，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不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是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即使西方对华一味赞美恭维，也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为博得喝彩而降低身段，束缚手脚，就得不偿失，舍本逐末了。

其实，我们民族在整体上有如此急切的紧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还是有一些“炫富心理”的影子在作怪。与其为那些不能管控的事务烦恼，不如切实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从国民心态上看，过去十多年，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书籍一出再出，中国常带有一种青春期的躁动感、未被认可的焦灼感和失落感。这种情绪，要是属于年轻人的发泄，还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情绪，则太过外露、失控和授人于柄了。

有骨气气节可以，但不能招摇浮躁。西谚有云，在一群人中最安静的那个人，往往就是最有实力的人。同样，一个动辄躁动、希望人家赞美的民族，不仅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不能算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总之，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找对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以中国之大，文明之久，本来就无所谓模式可言；中国往哪里走，哪里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相信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相信中国思想智慧的竞争力本身，才是中国成功的法门，才会达到孔子津津乐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级境界。▲

（作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教授。）

吴　旭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当然都喜欢别人称赞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不例外。有时候，中国人期望西方赞美的心理还特别明显，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发现西方对华的偏见时，往往就会显得激愤。笔者认为，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历史参照坐标系，建立一个长远、平实、客观的基准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冷静地调整自己民族的整体心态。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国民对于另外一国的认知，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五到十代人走过的路程，希图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36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未免太高了。

其次，我们很多人的愤懑不平，其实源于对西方人、西方社会的整体理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的估计过高。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社会“公平公正”的期待，甚至超过了自身的“理性极限”。有些评论者将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归结为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殖民地化”倾向。话说得虽然有点难听，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举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即便中国拿出钱来，供全体法国人来个“新中国豪华游”；可以想像，虽然来中国的所见所闻会“雷”倒一大批法国人，但其回国后的“游后感”，仍会让许多中国人不舒服。否定自己，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一种品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难道我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固执、可笑地误解、曲解别人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没有必要动辄“不高兴”了。

再则，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不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是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即使西方对华一味赞美恭维，也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为博得喝彩而降低身段，束缚手脚，就得不偿失，舍本逐末了。

其实，我们民族在整体上有如此急切的紧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还是有一些“炫富心理”的影子在作怪。与其为那些不能管控的事务烦恼，不如切实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从国民心态上看，过去十多年，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书籍一出再出，中国常带有一种青春期的躁动感、未被认可的焦灼感和失落感。这种情绪，要是属于年轻人的发泄，还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情绪，则太过外露、失控和授人于柄了。

有骨气气节可以，但不能招摇浮躁。西谚有云，在一群人中最安静的那个人，往往就是最有实力的人。同样，一个动辄躁动、希望人家赞美的民族，不仅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不能算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总之，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找对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以中国之大，文明之久，本来就无所谓模式可言；中国往哪里走，哪里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相信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相信中国思想智慧的竞争力本身，才是中国成功的法门，才会达到孔子津津乐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级境界。▲

（作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