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定光

摘要：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熟人”待统中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三要素的运作逻辑。在当下人际交往中发生扭曲性交换，并进而产生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因而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熟人”传统。从正式删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

关键词：“熟人”传统；人际伦理；人际关系；权力寻租

中图分类号：1109献标识鹤：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214-03

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曾经很长时间内以人情、面子为主导文化的人际交往规则依然存在，并进而呈现出与权力耦合的运作逻辑。因此，人际伦理的变异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滑坡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熟人传统、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背景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凸显在人际伦理的变异当中。将人际伦理变异既作为道德问题来认识，又作为社会问题来理解，是进行人际伦理变异矫治研究的关键所在，本文拟就这些阀题做一探讨。

一、“熟人”传统下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伦理

费孝通先生最早对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逻辑做出判断，他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当时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乡土性的熟人社会，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差序格局”，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费孝通，19981此后，“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得到广泛地运用，成为人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理论工具。

1、“熟人”社会是情理社会。“熟人社会”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人情、面子与权力，熟人社会的人际伦理运作逻辑，也就是人情、面子与权力之间的社会交换方式。“人情在中国社会中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人们日常社会交往的社会理念”(曹锦清、张乐天，1992)。在熟人社会的运作中，因为人情、面子的介入与运作，“使得规则、理性和制度难以不遭遇抛弃，人情与面子成了权力再生产的主导者”(翟学伟，2004)。“熟人”传统中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结合。简单而言就是情理合一。理体现为一种天的运作规则，情不仅仅是一种随心所欲，更是一种符合社会之义理基础上的感情。也就成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传统人际伦理中暗含着这样一种交往预期：人们为人处事的时候应“合情合理”，并成为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交往法则。不可否认，情理合一的人际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交往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使人际交往与人际伦理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特征。

2、情理社会实质是人情社会、面子社会。“熟人”传统下，情理社会的人际伦理实质是由人情与面子主导着的情理合一。在理的执行过程中，只有照顾到了人情和面子的成分。社会行为才是得到认可的行为，否则就是与社会文化的背离。会招致舆论的谴责。因为无论是从地缘。血缘上来讲，每个人都是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人，总与周围的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某个人为中心都能形成一个巨大的交际网络，这样才会形成我们所谓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做事总存在着一定的原则与套路：“有恩不报非君子也”，“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而在报恩与礼尚往来的过程中，人们更多注重的不是一种法与理的存在，而是看谁的面子大，是否在对方那里欠下了人情。而决定人情，面子大小与否的因素就是行为者的血缘、地缘等。所以。与其说“熟人”传统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还不如说是一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

一个社会的规章制度、法律权威由人情、面子支撑，那么被放弃的就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如此之社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人情味，更多的还有可能是人际资源占有不均而产生的不公。少部分人可以借着人情与面子的运作，得到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非理性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二、“熟人”传统下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

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熟人”传统下的人际伦理呈现出新的特点!人际关系与人际伦理因为市场的侵袭发生功利化与庸俗化的变异，待人处事是利益先行下的关系网，交易先行中的熟人圈。市场要素与权力因子的相结合。因此，人际伦理结构呈现从情感型人际关系向理性型人际关系的转变，人际伦理原则呈现出从人情法则向利益原则的转变，人际伦理色彩呈现出理性型人际关系的经济化、功利化与情感型人际关系的人情化、庸俗化的双重特征。

1、人情、面子与“权力市场化”。一方面，人情、面子与利益交换、资源交换深度结合，人际交往呈现“权力市场化”的特征。“权力”本是一个中性词，作为一种独立的运行主体和资源配置的市场也是一个中性词，两者都无所谓好坏善恶之分。但在官本位意识、利益主导交往规则和权力意志仍然未被消泯的现代中国。权力往往超出权力本身被滥用，甚至被无限制地放大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及角落，这时的权力就完全可能延伸向市场，进而破坏市场的中性。这正是中国社会的复杂之处，它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群体所构成的具有复杂运行模式的社会。那么，市场一旦出现，就可能引发权力与资本市场的勾结与合谋，产生所谓的“权力寻租”。

2、人情、面子与“市场权力化”。另一方面，人情、面子以利益先行下的关系网，交易先行中的熟人圈的方式隐匿于后台。人际交往呈现“市场权力化”的特征。论人情，拼面子，讲礼尚往来是“熟人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为了使某一社会活动顺利开展。或当某一社会活动遇到阻碍时，当事人首先所想到的是寻求一些非正式渠道。寻找自己的“关系网”、“熟人圈”。而这些所谓的关系(相关人)只要满足自己的利益交换与资源交换要求，也会尽自己的能力直接或通过牵线搭桥的方式(找到第三人)帮人铺平道路，解决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走非正式渠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寻找的相关人与第三人不一定是自己既定关系网中的人，完全有可能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只要是能在彼此之间找到利益交换与资源交换的共同点。就能找到面子与人情的支撑点——权力。“市场权力化”中的权力被商品化，成为市场追逐的对象，利益背景下的人情与面子也就完成了对权力的再生产。

“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的所有表现形态，都必然导致权力的金钱满足和百姓的利益受损。前者让权力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不正当的交换和非法的获利，在自葬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权力的公信力；而后者则让不占有权力的人有意成为“购买”权力者，两者结合的客观效果，不仅仅是权力者自肥其身，同时获利的还有“购买”权力者。“权力市场化”与“市场权力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结构内部的“断裂”(孙立平，2003)，也使得社会秩序进一步混乱化，交往规则进一步利益化与人际伦理进一步庸俗化。在此过程中，与其说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人情与

面子颠覆了“熟人”面纱下的温情与和谐，不如说是“熟人”传统下的人际伦理因市场因子的渗入而发生了变异。

三、人际伦理变异的原因分析

当代社会中“熟人”传统下的人际伦理变异以及所产生权力寻租，有其内在动因。既是社会转型中机制体制不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熟人”传统下人际伦理依托的基点缺失所致。

1、社会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折射。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指出，市场转型国家在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放弃社会的建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公共职能的履行，否则就难以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应当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波兰尼，2007)。

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特征是国家全能主义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型。国家在消解全能主义政治的同时，公共职能与社会建构也同步弱化。为了继续谋求对个体、社会的控制与整合，在没有建构成功的社会之时，社会交往不得不将制定规则的空间“让渡”给了“市场”，在没有培养合格的公民意识的同时，利益也就进而在权力中找到了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而学界也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尽管在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市民社会重建方面有重大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制度性的社会建构却出现了问题，职能部门靠行政权力吃行政权力，公务员把公权力当成私权利，部门与个人越来越倾向于将职位、利益优势发挥到极限。部门利益化、职位利益化、资源利益化、交往利益化成为基本的心理预期。“后全能主义与全能主义时期相比较最大的改变是单位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些组织不再以社会控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随着市场机制的引人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单位以及国家的各级组织便愈来愈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导向，而将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降到次要甚至从属的地位”(李强，2001)，而这正是转型之后人际伦理变异的根本制度性缺陷所在。

2、“熟人”传统中人际伦理依托的基点缺失。在“熟人”传统里，人与人的交往主要遵循情理合一的原则，这是集体主义原则下人际交往与人际伦理的基本原点。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另一特征，是社会从集体化向个体化的转型。市场化原则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与之随生的是传统文化伦理的消退与“革命伦理”的解构。

传统的道德体系与价值观念在1949年后的一系列运动中早已被解构，但取而代之并有效灌输的是共产主义理论或者道德支配下的“革命伦理”，与集体主义构成的群体道德氛围一起以另一种方式维系着社会的道德系统与人际伦理。而1980年代从集体化向个体化的转型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道德体系与人际伦理的转型，市场化原则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功利化原则成为人际的基本交往原则。市场的兴起改变了集体生产的模式，也解构了“革命伦理”，市场化原则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使得现代经济的自由配置资源得以可能，但却没有给道德重建以时间和机会，而是将社会直接带人交易、力量、均衡和个体化时代，更为权力以寻租方式寻求资源配置提供了空间。社会从集体化到个体化的转型，不仅使得“熟人”传统下的人际伦理丧失了集体主义的依托基点，也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两种直接影响，一是个体的自我选择更加个性化，二是个体获得生命意义不再是符合道德或者秩序，而在于部分突破道德或者秩序，甚至只有突破才能获得意义(如权力寻租行动逻辑的经济动因，“笑贫不笑娼”的内在动因等)。

社会从集体化向个体化转型，市场化原则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对于普通人而言，意味着日常交往生活逻辑开始远离“伦理”。转而呈现一种“生活即政治”与某种“去伦理”的状态。社会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与“熟人”传统中人际伦理依托的基点缺失的双重作用下，人情往来的功利化，交往规则的市场化，人际交往的利益化，人际伦理的异态化也就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四、人际伦理变异与权力寻租的矫治对策

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成功建构社会，培养合格公民意识。通过内外制度建设消除权力寻租，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

1、完成信任文化的重建。重建信任文化，树立人际伦理变异矫治的目标。人际伦理实质上就是信任伦理。传统是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文化，现代则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信任文化，是维系人际正常伦理的基础。市场伦理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信任伦理，这既不是纯粹的传统熟人伦理，也不是变异的利益交换伦理。人际伦理矫治要坚持以重建信任文化为基础，实现传统熟人信任与现代契约信任的有机结合。

2、实现伦理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的结合。建设制度伦理，强化人际伦理变异矫治的手段。制度伦理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伦理的制度化强调制度的约束性，道德蕴含于规范、制度与法律之中。制度的伦理化重视道德的层次性，社会制度本身必须合乎道德要求，伦理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双向互动、统一联结于制度伦理范畴，是制度伦理的两个不可割裂的侧面。

3、完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运行与现代人际伦理制度。政府、社会、公民要三方面协调配合，实现人际伦理矫治进程中政府层面上的道德制度化、社会层面上的道德教化与公民层面上的公民责任强化的协调推进，搭建人际伦理变异矫治的科学长效机制。从“利益至上”转变到“制度至上”，完善市场经济制从“为民做主”转变到“以民做主”，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从“关系取向”转变到“非关系取向”。完善社会运行制度：从“人际信任”转变到“契约信任”，重建现代人际伦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