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萧红近十年的创作都不脱一种悲情的色彩,作者以自身的悲剧人生为基底,用女性的话语视角在她的小说中反映了许多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通过对她们长期的卑贱处境和无助状态的展现,深刻揭示了男性为主宰的父权文化体制下的女性在生存、婚恋、生育过程中必然的悲剧属性。

关键词:萧红 小说 女性 悲剧

许多的研究者对于萧红及萧红的创作都不约而同地提炼出了一个词,那就是“悲剧”。的确,她的一生历尽坎坷,饱尝人间凄凉孤独的种种滋味,悲剧作为萧红对人生体认的结果,同时也浸润着她十年的创作文本。从她创作伊始,便以先觉者的焦灼姿态去观照现实的苦难人生,这其中,女性的悲剧是她思考的核心。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在此不仅投入了充沛的笔墨,而且融入了更多源于自身的内心痛楚。从她最早的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作者所表现的乡村妇女命运际遇,无论婚恋、生育、生存,全都为“苦难”二字所笼罩着。生活这一部大书,对于她笔下的所有女性来说,都不脱血泪的悲情。

一、女性婚恋的悲剧

自身婚姻不幸的萧红并没有把婚恋题材当作她小说创作的第一选择,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她所熟知的东北乡土大众,在反映乡土生活中刻入她对女性的深深悲悯。《生死场》作为萧红的代表作,便是这种视角下的产物。

女人恋爱的开始,是因为某个男人对她有兴趣或是有需要。金枝听到青年成业吹着婉转的口笛,“摇一摇她成双的辫子”绕过篱墙去赴她美丽的约会。这番明媚的描述,乃是为悲剧奏响了第一个音符。男人动物般的欲望引起了这次约会,因为约会,姑娘怀孕了,于是金枝厄运的一生由此揭开。在她最为慌乱与痛苦的时分,那个后来成了她丈夫的成业却远远地躲开,他粗鲁地总结这场爱情:“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从金枝的身上,我们看到,女人享受爱情的幸福只有一刻,然而她们承受由此带来的苦难却要一生。

旧式的爱情,女子理所当然地是要“被”男子追求的,在这样的道德观念之下,妙龄的少女们内心即便萌生了爱情,也无法明说,只能任其烂在肚里。由于不能嫁给自己所爱的人,一个个灿烂的生命殒落了。《小城三月》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翠姨爱上了“我”的表兄,表兄是个有修养有才情的学生,文静温婉的翠姨爱慕表兄,却又不敢道出,因为家里已经给她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夫又矮又小,翠姨不满意嫁给这样一个人,只有借故推托婚期,最后抑郁而死,将这个秘密带入了坟墓。

封建礼教约束和禁锢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女人们,“在两难的冲突中,最后总是一己的欲望服从按天地法则而设的‘礼……然而,就像这种困境是悲剧性的一样,这种服从也是悲剧性的。”[1]东方文化强调的大一统观念,需要万千的臣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甘情愿的心态遵从统治者们所倡导的法则,并且消灭掉人性深处的一切独立情结,哪怕是个人的爱情。

在萧红的笔下,女人在婚姻中的本质属性乃是成为家庭的与丈夫的奴隶。“我们已经看到束缚女人的生殖与家务的角色是没有保障她获得同等尊严的原因。”[2]西蒙·波伏娃提到,女人有两个原因使她必须结婚,除了生孩子和满足男人的性要求之外,还要“为他料理家务”,“社会加在女人身上的这些义务,被看作是她给予配偶的一种服务。”[3]

美丽的月英躺在病床上,当她的瘫病在几番折腾后再也治不好了时,也就是不能再履行她做为妻子的这一切“义务”时,她的丈夫决定抛弃她,他把月英扔在用砖围起的床上,不给被褥,不给食物,半夜里她不停叫着要水喝,他也不理会,就这样,女人只要失去了在婚姻中作为奴役的价值后,她也失去了生存的权利。

二、女性孕育的悲剧

“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4]从社会意义层面上来说,生育是一项可以延续人类发展的伟大行为,孕育新生命是一项重大的、可歌可泣的责任。但这项责任几乎是由妇女独自一人完成的。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整个过程中充满了艰辛,有的女人甚至因此而丧命。

对于做母亲曾经有过切肤体验的萧红,自然不会忽视女性在这一层面上所经受的种种苦难。在她最初的那篇《王阿嫂之死》里,她写到了一个濒死的女人在刚刚分娩后的痛苦万状,那个被血浸染着的身子旁边,有了一个小小的带血的新生命,刚生产完的女人因为痛苦,“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没多久她便和她新生的孩子一同死去了。

死亡的恐惧与分娩相伴而来,这在《生死场》里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五姑姑的姐姐生孩子难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

妇人就算将要分娩,也并不能减少她在家庭中该承担的其它义务。金枝在即将临盆时,仍在河边洗衣服,天不亮她就起床,为在田间劳作的人做饭,稍稍迟一刻她就要受到责骂。就在生产的前一天晚上,她还要应付丈夫那动物般欲望的发泄;隔几天就要生产了的二里半的婆子和李二婶子连腰都无法弯下去了,还不能停下地里的劳动。生育,是她们作为女人而存在的首要意义,同时也是她们无法选择、不可逃避的命运。基于此,萧红视生育为女人的刑罚,在《生死场》中,所有的生育都毫无新生命诞生的喜悦感,而是“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生育、做母亲并不带来她们精神心理的富足,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偿的、无谓的、无意义无目的的。”[5]

如果生育是社会道德规范内的正常行为,那么既使要受苦,仍然也还有人同情,可是如果这孕育的生命是产生于婚姻之外的,那么这个女人所经受的刑罚便远不止如此了。《弃儿》中的芹,为了一个非婚生子的孕育,受人唾弃不算,连做母亲的机会也没有了,她流着泪对前来抱养孩子的女人说:“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实则不是她不能留下这个孩子,是这异常的生育所带来的羞耻和尴尬使她不能再做母亲!“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惩罚的表象;我们都知道,在与折磨、意外与惩罚之间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这种种危险,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应得,而这种痛苦和越轨的解释,尤其令人感到痛苦……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6]

三、女性生命的悲剧

女性悲剧的根源也许要追溯到她的生理结构,她们细小柔弱的身体无法在生产力发展了的父系氏族社会与男人们创造相等的生产资料,男性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生产结构中都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作为“人”的天平上,重力无疑偏向了男性一方。女人们成了男性的附属品。亚里斯多德认为:“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7]这位西方伟大的先哲将女人的悲剧归为女性自身的生理缺陷。并且暗示大家,由于先天性的生理因素,女人受折磨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女人是因为缺陷而导致的种种不幸,与男人没有多大关系。同样,作为有缺陷的人,女人成为有别于男人的他者。而男人则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和主体。

按照这一理解,女人的生命便成为卑微之物。于是,在长期封建文化统治下的中国,旧道德体系中女人的种种正常权力被男人们以理所当然的姿态剥夺,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大约比某种为人类所豢养的动物高不了多少。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着这种意识,女性的悲剧,成为自然与历史的双重悲剧。

由此,萧红小说中的妇女总是处于一种无知觉的卑微的境遇里。这一境遇是如此普遍而显著地存在于她的每一篇小说中的女人周遭。因为地位低微,她们生存的权利可以被男人们任意剥夺,《生死场》里,妇人们“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成业的婶娘形容自己的丈夫“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8]。

成业自身也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奴隶,然而他做生意失败了,却可以拿刚出生的女儿的性命来撒气,一扬手便将哭泣着的女儿摔死在地上,处于男权中心地位的父亲摔死一个女婴,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毫不关乎人性与道德的责难。

女人生活在男权控制下的社会阴影中,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操持家务,不停不歇地劳作,然而这样的勤快和温顺换来的仍是男人的辱骂和殴打。“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男性中心的文化模式剥夺了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是广大女性群体的不幸和灾难的根源。萧红常用石块、老虎等词语来形容男性的冷酷和暴力,她通过小说人物金枝非常直接地指出“男人是炎凉的人类”。

然而,作为“人”这一自然界最高等动物的存在,女人们并不因为受到了男性的重压便可以避开生存的艰难。贫穷恶劣的北方乡村环境、艰苦的劳动、阶级的欺榨、自然灾难的暴虐以及战争、疾病,一样不少地压在她们肩上。正因为她们女性的自然性别,这一切令她们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她们冬天承受着“海潮似的大风”,夏天头顶着烈日象动物一样地不知疲惫地往地里刨收成。她们要应付地主们繁重的租子,她们的儿子、丈夫冷不防就会被抓去当兵,回来或是回不来全不是她们所能主张的(《旷野的呼喊》、《牛车上》)。对于命运,她们自始自终只能依附男人,男人不在了就依附于天意,要么就只有一死。

注释: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4][6][7][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第443页,第448-449页,第4页。

[3]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8]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0页。

(周繁花 永州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42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