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祁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数量颇为丰富,文学思想亦有鲜明特色,但在文学史上却不甚受重视,这与他早期“后西昆”的文学观不无关系。但宋祁并不只是简单的“西昆余绪”,他与西昆派的文学主张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宋祁晚年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追求“自名一家”的诗文风格,对北宋文坛乃至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就宋祁的文学主张及其影响做一些简单探讨。

关键词:宋祁 文学观 西昆体 自名一家

宋祁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数量颇为丰富,文学思想亦有鲜明特色。但其名气却并不大,反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其词《玉楼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而为世人熟知。究其原因,与宋祁在文学史上被目为“西昆余绪”不无关系。但他的文学思想,自“西昆”而出其右,主张“自明一家”,足见其有不同之处。本文就宋祁自西昆而另有创新独立精神的文学主张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一些简单探讨。

一、师承西昆

西昆体,乃宋初“三体”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宋初诗歌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等“三体”。其中以西昆体影响最大。“西昆体”一词得名于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以师法李商隐为主,兼学唐彦谦,崇尚精丽繁缛诗风,追求用典贴切,属对工巧,音节和婉,并主张诗歌为“颂声”,强调“润色鸿业”之作。其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前期统一的帝国堂皇气象,先后持续了几十年,在文学史上曾有一定影响。但因其片面追求雕采巧丽的外形,缺乏真情实感和深悲积怨的风格特点,以及不外受诏修书、宫廷游宴、描摹物态、流连光景的狭窄的创作内容,而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诟病。

宋祁(998—1061),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人,后徙安州之安陆(今属湖北)。仁宗天圣二年(1024)与兄庠同举进士。初官复州军事推官,累官国子监直讲、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史馆修撰,预修《唐书》。十余年间四入“黄扉”,历知寿、陈、许、亳、定、益等军州,官终翰林学士承旨。仁宗嘉祐六年卒,年六十四,谥景文。《宋史》卷284有传。

宋祁曾得到西昆派诗人夏竦、刘筠、晏殊等人的赏识和器重。尤其与晏殊交往更为密切,其诗作得到了晏殊的具体指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晏殊还传祁以诗法。因此,宋祁受西昆体的影响尤为深远,因被称为“西昆余绪”。其早期文论对西昆派的文学主张继承较多,诗作也体现出昆体的浓艳风格。

二、余绪之风

宋祁早期对西昆派的文学主张,首先是肯定和推崇。从他对李商隐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新唐书·李商隐传》载,宋祁称美商隐文“瑰迈奇古”,并将他与温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骈文统称为“三十六体”。他对“三十六体”的总结和认定,本身就含着对李商隐文学成就的肯定。此外,宋祁对其他西昆派诗人也很推崇。他在《石少师行状》中评价杨亿道:“亿工文章,采缛闳肆,汇类古今,气象魁然,如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为之师。”[1]对杨亿“以雄浑奥衍革五代之弊”,使“天下靡然变风”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宋祁还称晏殊是“近世之工为诗者也”。[2]其次,他对前期“西昆派”的文学思想,也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认识上。早在入仕前,他对于诗歌文学的功能就有自己的见解,举进士后他写给主考官刘筠的《座主侍郎书》一文,认为文学的根本在于“情”,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他认为“吟咏之作,神明攸系。内导情性,旁概谣俗。”[3]认为诗歌是可以吟咏情性的。应该说这是宋祁的文学思想对前期西昆体主要表现“颂声”的发展。

三、晚年始变

宋祁晚年,文学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晚年到地方做官,诗境界渐为开阔,诗歌内容已不是西昆体诗仅限于台阁唱和以往视野。他在《西州猥稿系题》[4]一文中,认为诗歌可以表现多方面的内容:“览山川,采谣俗,观风云怪奇,草荣木悴,岁时故新,朋昵判合,时寓诸诗”,拓宽了西昆体诗歌的内容范围,并进一步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也就是诗歌是可以吟咏情性的,自然也包括对怨愤情感的抒发。他在《淮海丛编集序》开篇就论述了逆境能造就杰出的诗人的观点:“诗为天地蕴,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区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无穷,少者自高一世,顾力至不至尔。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无限,则辄穷踬其命,而怫戾所为。予略记其近者,王摩诘颠于盗,愁苦仅脱死。……是皆章章信验也。”[5]宋祁对“感愤”的抒发相对直露。他一生颇不得志,四入“黄扉”,政治上极有才干,但终身未能大用。《载酒园诗话》称其诗“尤善写牢骚之况”。但是,宋祁对“怨愤”的抒发终究没有发展到“讥刺时政”的地步,他在《南阳集序》中感概赵湘“名虽在四方,而不徹天子”的命运,叹曰:“宁天于诗有所啬乎!”同样的观点还体现在《新唐书》中对唐代诗人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评价上。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对诗歌抒发“怨愤”情感作用的肯定,继承了自屈原开始提出的“发愤以抒情”的优良传统,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宋祁晚年还宣扬“中和”思想。《大乐图义序》一文就阐述了他的“中和”观。他认为音乐具有很大的教化作用,开篇就说明了“至乐”的作用:“邦国以和,神人以谐。疵疠不作,阴阳来韪。君子得其道,小人得其欲。乐之时义,其至矣哉!”然后对古乐、今乐进行比较,提出其“中和”观:“夫天地之合,自有中和之境,以寓大乐。‘过与‘不至皆为不当,不至者堙郁乱国之音,过之者悲哀亡国之音”[6]。论乐如此,诗也一样。他的“中和”诗观在其时代有一定的意义,它对宋代“中和”诗论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反映在诗论中,当时的“革新派”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皆不满西昆体的“颂声”和“甜美”,大力提倡“明道致用”、“有补于世”、“教化讽谏”。这种“讽谏”诗论在苏轼的早期诗论中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全无“中和”之境了。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表达了反对“怒邻骂座”、“讪谤侵陵”的思想。“中和”诗观在理学家那里,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杨时《龟山先生语录》说:“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中和”诗观至此以后成为宋代诗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自名一家

宋祁的文学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特色,这就是对诗文“自名一家”的风格追求,对创新精神的强调。这已涉及到宋诗追新求变的实质了。这种说法一出现,就得到众多人的响应,预示着宋代文学,特别是宋诗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宋景文笔记》“余少为学,本无师友”一条中,宋祁回顾自己一生读书创作的过程,颇有许多感悟。在这条笔记中,他披露自己早年“模写名士文章”,得到诸儒的称许。后年过五十,修《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幡然悔悟,认识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于是悔其少作,甚至“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7]这则笔记说明了宋祁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体规画圆”到“自名一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由继承、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宋祁在这则笔记中提到了早年的模仿、学习,终究是“体规画圆、准方作矩”,“为人臣仆”,最后归结点必须落到“自名一家”,这样才传世不朽。基于对创新精神的强调,宋祁在《南阳集序》中,对“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这些多是“陈言旧辞,未读而先厌”,而对赵湘“不傍古,不缘今,独行太虚,探出新意”的文学成就表示由衷地赞叹,称其为“一家”。

宋祁对“自名一家”创新精神的倡导,还表现在他对当时北宋诗文“革新派”所极力推尊的韩愈的评价上: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不丐于古而语一出诸己。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8]

宋祁肯定韩愈在儒学上的地位,但其着眼点主要在推崇其文学成就,尤其是韩愈在语言风格上的创新精神。韩、柳相比,宋祁称韩愈“卓然不朽,不丐于古而语一出诸己”,对其“造端置辞,不袭蹈前人”,“刊落陈言”的精神予以肯定和赞叹。称其“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9]可见,宋祁推崇的是韩文的“新意”、“新语”,是从文学家的角度着眼的,与韩愈的具体创作实践是相符合的。在创新精神的指导下,宋祁自己的诗文创作同样体现了他对“自名一家”的追求,这可以说是他学习韩愈的结果。韩愈的文风有两面,一面是“文从字顺”,另一面是由于过分讲究“惟陈言之务去”而形成的奇涩的文风。这是他自觉学韩的结果,也是他在创作上追求“自名一家”的尝试。这一文学观体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即为好用奇字,多使事用典。再加上宋祁本人博学,尤精小学,因此,不仅《新唐书》具有言艰”、“思苦”的风格,其诗文也被后人评为“其文多奇字”。邵博曾曰:“大儒宋景文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平者难为工,奇者易以动。”宋祁希望以“奇”来实现其“自名一家”的理想,一方面难免有“艰涩隐僻”之弊,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其努力追求创新的精神应该加以肯定。

五、结语

宋祁所处的时代,是北宋诗文革新的时代。他继承“西昆”而更出其右,不拘一家之论。他所倡导的“吟咏之作,神明攸系。内导情性,旁概谣俗”,“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的文学观,“中和”的内在思想,以及“自名一家”的创新精神,都对当时的北宋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早期“后西昆”的文学主张,还是晚年思想、文风的变化,都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而在北宋文学史上,宋祁的影响不可小觑。他的创新独立,勇于追求“自名一家”的尝试,都具有特定的历史价值,对北宋诗文之风乃至后世之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等待我们有更深一步的探讨。

注释:

[1][4][5][6]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524),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64页,第659页,第660—661页,第653页。

[2][3][7][9]《宋景文公笔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卷17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李海洁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0018)